在政治正确和文物归还的漩涡之间，西方博物馆该何去何从？
近些年来，西方博物馆一直处于社会舆论的漩涡之中。一方面是政治正确的社会思潮，让博物馆展览的内容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焦点；另一方面，亚非国家纷纷公开要求西方国家归还当年掠夺的文物。西方博物馆，何去何从？
早在今年春，德国的疫情势头凶猛，每日罹患新冠人数和死亡人数剧增。就在德国政府勒令社交隔离时，柏林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游行。政府阴谋论者坚信疫情子虚乌有，只不过是德国政府管控社会的借口。风波终于在数月间平息，但柏林中心又出现了另一件离奇的大事——享誉欧洲乃至全球的柏林博物馆岛，被不明身份者突袭，七十多件文物被抹上损伤性油性物质，部分展品已无法修复。而事件涉及的，大多是埃及裹尸布这样有宗教背景的文物。
德国官方将消息封锁两周以上，警方始终不予评论。但德国数家媒体将矛头指向几个月前否认新冠真实性的政府阴谋论者：后者在大量社交媒体推送中曾表示，受袭博物馆之一的帕加马博物馆（Pergamon Museum）是“全球撒旦主义的窝点”，因为博物馆不仅仿照希腊帕加马祭坛（The altar of Zeus）而造，本身也源自于十九世纪对帕加马遗迹的发掘，自然收藏了大部分的帕加马出土文物。
从今年不断蔓延的疫情到话语交锋下的历史文物，从街头的游行群众到潜入博物馆建筑的作案个体，其间的联系似乎过于牵强。但早在2018年，后世信仰者损伤文物的案例就已在希腊发生过。两名保加利亚女游客，在雅典的展出文物上涂抹油性物质，理由是“《圣经》说它们承载奇迹”。希腊事件只是受个人宗教信仰所导致的个案，而德国的阴谋论者与博物馆的纠葛还牵扯进了德国当下的政治。在阴谋论者中，最有影响力的宣扬者是电视明星大厨阿蒂拉·希尔德曼（Attila Hildmann），他不仅在疫情乱潮中煽点反犹情绪、称赞希特勒，还宣称默克尔是共产主义独裁者，称其在帕加马博物馆举行活人祭献仪式。
这两件事情，表面看起来依然互不相关。但疫情重新翻搅起了“人种优劣理论”，犹太人再度因曾经的政治宣传术语而被部分人当作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替罪羊。幕后的推手，并不难找——右翼的崛起、疫情对政治局势的影响等，默克尔的左倾路线自然容易在这样的局势中遭到挑战。那么，博物馆又为什么难以独善其身呢？这场闹剧，或许是了解近年来西方博物馆尴尬政治处境的戏剧化切入点。
「雕塑立于何处：政治正确的漩涡」
相比于德国博物馆岛的迷雾，今年的英国博物馆则更为直接地陷入了政治漩涡。英国政府的保守派，亦因插手博物馆事宜而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公共争议。9月22日，英国文化大臣奥利弗·道登（Oliver Dowden），向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DCMS）下属的所有文化机构——包括国家博物馆、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和英国遗产彩票基金会等文化基金会——发布了一份部长信函。
在信函中，道登强调：“政府不支持任何拆撤雕塑或相似纪念性作品的行为，各位也请勿受政治或社会活动的影响而采取任何行动。”当然，他也不得不表明，财政拨款将会着重参考当下的社会因素。政府面对争议性艺术文物的社会舆论压力，其实已经铺垫很久了，道登也不是第一次就艺术文物方面发布相关信函。
今年六月，英国反种族主义抗议者推倒了布里斯托尔市一座17世纪奴隶贩子及慈善家爱德华·科尔斯顿（Edward Colston）的雕像。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科尔斯顿的纪念性雕塑被“黑命攸关”平权运动的女抗议者雕塑所取代。在这所因贩奴而兴盛的海滨城市里，科尔斯顿的雕塑已在过去的25年里触发过多次抗议，而此次警方在面对平权运动者的过激行为时，也不愿强制镇压，算是折中之道，暗表支持。道登致信称：“作为保守主义者，我们相信律法。我们不应该支持或纵容触犯律条、攻击警方或诋毁公共纪念性艺术的人。”
伦敦家庭博物馆，此前一直以贩奴者罗伯特·杰弗莱（Robert Geffrye）的名字命名，今年为响应社会运动而更名，并将一尊1912年的杰弗莱雕像从入口撤走。道登称，博物馆是在“抹除历史”，也正是这件事促使道登写下了借助部长身份、以政府拨款为由，对下属机关进行施压的部长信函。信函泄露后，牛津大学考古学教授丹·希克斯（Dan Hicks）本月在《卫报》著文，批评道登正试图“在艺术界、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等相关领域引发一场伪文化战争”。
在希克斯看来，“我们的历史环境和博物馆展览陈列应不断改进，以适应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变化，而这纯属正常，不需要政府强加干预。”他以牛津大学为例开启讨论：早在上世纪50年代，殖民时期英国士兵的雕塑已从校园撤走；为了否定当时的“人种科学研究”及其法西斯种族歧视的基础，牛津自然历史博物馆早在1946年就取消了人类头骨的陈列。
在今年的黑人平权运动中，地方政府也表达了全然不同于道登的态度。苏格兰议会全票通过了支持运动的决议：“我们很遗憾地发现，很多纪念性建筑和街道名还在歌颂奴隶制的施行者和受益者；我们呼吁，各层政府努力处理这些糟粕。”与此同时，苏格兰政府将建立全新的苏格兰奴隶制博物馆。威尔士首府卡迪夫市议会投票决定，移除市政厅中的托马斯·皮克顿爵士（Sir Thomas Picton）雕像，后者于英国殖民拉丁美洲时期在古巴的特立尼达展开了“独裁又高度暴力的政权”。
在《卫报》发表的文章里，希克斯鼓励各大博物馆抵御政府保守派在文化领域的管控。在希克斯看来，博物馆参与社会活动的立足点在于，西方博物馆的策展人已不再像以前一样独立于社会进程——其实，文化领域从未置身事外，只是常常被默认和被宣传为既往事实的刻板陈列，而艺术向来又被认为是高于生活。直至今日，很多博物馆馆长和策展人在面对社会活动的压力时，也以折衷主义坚持自己为艺术而艺术的展览计划。譬如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简称V&A）馆长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他在回应道登的拨款压力时表示：“博物馆应超越于身份政治之上，要避免在党派之争中选边站。”
对特里斯特拉姆·亨特的观点，希克斯补充道：“这是危险且属于少数人的观点。它将两种人群置于相同地位——一边是社会主流，他们正在全力瓦解的是过时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展览内容和充满种族歧视的机构设置，而这些是我们尚未完成的公共职责；而另一边，是逐渐强势的少数派，高举着‘勿改历史’的旗号。但一切历史都在重写历史，否则历史就会很快沦为谜团。讨好那些以艺术和文化遗产为政治武器的人，并不能改善社会的不公。这时候，文化领导者不应该躲在旁边，而应维护机构内长久以来维护多样性的原则——并拒绝一切‘文化战争’的论调……社会价值观应该引导策展的决议，人比展品更重要。这些不是革命性的观点，而是艺术、文化遗产和文化领域长期秉持的职业标准。我们该如何抵抗文化战争？摒弃分化格局——维护文化遗产管理和策展的民主性和地方独立性，拒绝被操纵。”
希克斯的文章，触及了近年来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机构所遭遇的社会压力。西方博物馆中的文物，与历史的政治风云存在着隐秘的深层次关系。它们的展览与否、策展的宣传策划等方面，也不是策展机构所能掌控的；道登今年的几封长信，便是佐证。这些文物见证和推动的，是西方现代国家的兴起，以及扩张时期的殖民血泪；在帝国衰落后，从非西方国家搜罗来的各地文物沦为了当今社会舆论中的“历史赃物”。该如何解读，又该归于何处，便成了西方博物馆必须面对的后患。
「文物何去何从：博物馆的政治出身」
现代博物馆的兴起源自法国大革命，它的设置从一开始就与欧洲现代国家的建立紧密相连。
在《国家分裂时的博物馆》文章中，艺术史学家及哲学家鲍里斯·格洛伊斯（Boris Groys）讲到，现代博物馆收集一切过时或与瞬息万变的现代环境不相融合的东西，将异质的外来物束之高阁。它是他者的象征，却又身处于一个现代国家的统一内部环境中；但正是在与他者的对照中，国家身份才得以确认。因此，收集他者之物，既是征服的丰碑，也是异化的政治工具。而欧洲现代史上最疯狂的收藏家，通常出自侵略性的政权。
卢浮宫的建立源于拿破仑对意大利的劫掠，而斯大林和希特勒也梦想效仿前者，试图在各自领土内建立一座囊括所有艺术瑰宝的超级博物馆。二战期间，德国从苏联的427家博物馆中掠夺艺术品和文物，劫掠并毁坏了1670座东正教教堂，236座基督教堂和532座清真寺。
西方之间的掠夺，往往得到了事后的公正处理；但，在殖民主义背景下施以非西方国家的文物抢夺，却因学术研究和文物保护等理由而鲜予追究。拿破仑对意大利的洗劫受到了全欧洲的指责，但他从埃及拉回的大批文物在军事失利后被英国转存至大英博物馆，反而引发了当时的“埃及热”。亚非南美的殖民国家，也遭遇了相似的处境。虽然两次海牙会议对国家之间的文物归还做出了调和与规定，但到了非西方国家的案例则往往不了了之。终于，从2018年起，西方各大博物馆开始面对着文物追讨的舆论高峰。
据《卫报》报道，从2018年年末开始，包括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V&A等在内的英国各大博物馆，接到了多国讨要文物的正式要求，且涉及各博物馆的重量级藏品：直布罗陀要求归还尼安德特人头骨，其中包括科学家发现的第一个成年人头骨；智利要求归还早已灭绝的地獭化石；埃及政府与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就吉萨（Giza）金字塔棺石展览事项未达成一致，要求博物馆出事收藏的合理证件；复活节岛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于1868年入馆的荷亚·哈卡纳奈雕像（Hoa Hakananai’a，又被称为“失踪的朋友”），不一而足。
正如格洛伊斯所说，现代国家博物馆中堆满了承载古老神权和信仰的圣物。原属国家和民族不仅需要证明自己的政治权威，也需要明确自身的宗教文化传统。这些文物中的情感和历史内涵，使得追讨愈加迫切，复活节岛的神圣雕塑便是一例。而人类化石等出土文物，又牵扯到了人权和人的基本尊严等问题。在二战期间人种学盛行、西方学术界抢占人类标本的背景下，归还更具有正义性。关于直布罗陀人类头骨，直布罗陀国家博物馆在致信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信中写道：“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愿望，现在是该提出头骨回归的时候了。我相信你会同意我说的——人类尸骨落叶归根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会得到应有的照料和尊重。”言下之意仿佛是，作为西方国家研究和参观对象的原住民，是时候该瞑目了。
这些请求，几乎全部遭拒。博物馆是否有权保留文物？这一轮舆论爆发，只是长期讨论的冰山一角。大英博物馆发言人给出了模糊回应，称文物归还尚在讨论中：“我们相信收藏的益处在于深度和广度，能使百万观众了解世界文化和文化间的联系，无论是通过贸易、冲突、移民、征战，还是和平互换。研究文物的出处以及进入馆藏的方式，也是我们策展部门的重点。”自然历史博物馆也搬出1963年的英国博物馆法案，回应说，此次涉及的文物不属于法定归还范围。这些论点已被重复多次，但在2019年，他们的态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
2018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委托塞内加尔经济学家费尔瓦恩·萨尔（Felwine Sarr）和法国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萨瓦（Bénédicte Savoy）完成了一篇关于法国博物馆中的非洲文物收藏专家报告。报告提到，由于英法德对非洲文物的疯狂掠夺，90%的非洲文化遗产都流落于其他大陆，而非洲的学者和博物馆工作者甚至无法接触到完整的文物清单。萨尔和萨瓦建议马克龙修改法国律法，将博物馆在殖民主义时期未经允许便收入馆藏的文物一律归还非洲，并在五年之内着手归还。
在此之前，欧洲国家总是以非洲无条件和资源保护文物为由拒绝归还，或采取长期租赁的方式来拖延时间。马克龙“大量且永久归还文物”的态度，确实为文物回流境况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但这对于巴黎布朗利河岸博物馆等以非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原始艺术为收藏方向的机构，无疑是“噩耗”；英国各大百科全书式博物馆，也如媒体当时所料，成了“城门池鱼”。紧接着，漫威电影《黑豹》在全球热映，片中的反派人物黑人艾瑞克·克尔芒戈（Erik Killmonger）和假装成救护人员的内应，盗走了正在展出的稀有金属制成的非洲文物。在艺术界和学术界，电影出乎意料地引发了热议，再度将西方博物馆的文物归还话题点了一把火。
「现代博物馆：在历史身份与现代需求之间」
在近几年来的西方博物馆“政治遭遇”中，柏林博物馆岛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但它又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1830年，在腓特烈·威廉三世主持下，普鲁士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成立。1870年代末，这块区域被正式命名为“博物馆岛”。德国首次统一，普鲁士王国希望仿效巴黎和伦敦的博物馆建造规模，彰显德国的现代国家身份。博物馆岛的收藏越发丰富，德国的帝国主义倾向也愈加明显。1880年，普鲁士决定，今后只展出“高贵的艺术品”，这在当时指的是欧洲和近东艺术。而也正是在这里，希特勒进行了煽动性的公共演讲。在“二战”中，博物馆岛损毁严重；直到九十年代，终归统一的颓丧柏林开始了大规模的博物馆重建工作。普鲁士文化基金会颁布了宏伟的重建总规划图，采用地下连通方案将几个博物馆联成了一个博物馆建筑群，并对1989年前的藏品进行了重新分配。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是德国重新建立国家身份又避免在政治上重蹈覆辙的方式。可是，问题在于，西方的现代博物馆真的还能承担这种职能吗？
现代博物馆，尤其是百科全书式博物馆的困境在于，以前的博物馆有一个不需明说的确切受众：特定阶级、肤色、国籍。格洛伊斯在文章中写道，博物馆首先关乎展品选择：你要从历史废墟中翻出那些符合你自我认知的作品，譬如德国博物馆重建计划的初衷；但在形而上学、宗教甚至国家身份都不再具有说服力的今天，博物馆还能代表什么身份呢？面对全球化后越发多元的公众，挣扎在后殖民时期被重新定义的民族、人种关系之间，今天的西方博物馆又是在与谁对话呢？那种隐密的国家和民族身份，在20世纪90年代强权政治崩裂后便无处可寻了，还有什么可以凝聚起一馆藏品，使机构以清晰无畏的姿态挺过纷繁的政治情势呢？
西方博物馆面临着重新定位的问题。面对社会民主运动和日渐保守的政府，博物馆若不表态，便很难处理敏感的政治历史的遗留问题，十有八九会触怒某个少数社会群体；若表态，又无法面面俱到，立场难寻。
在文章后半段，格洛伊斯提出，博物馆是现代主义的产物。在神学没落又需要统一文化身份的时代，博物馆是“再造的记忆”。只有在历史中，现代主义的个体才能通过手机和收藏，整理出自己借以处世的自我定义，且往往依附于国家概念。无论是文物本身承载的宗教信仰，还是博物馆机构本身对本质文化身份的追求，目的都在于凝聚社会、予人指引。但在后现代生活的流动宴席中，何处去找一个普世的永恒秩序，来支撑博物馆这样的世界缩影和真理代言呢？西方博物馆界归还文物的压力，正是去殖民化过程所需要面临的；因为，以扩张和资源占取为支柱的现代主义国家概念已然式微。
柏林博物馆岛近期的遭遇，似乎折射出了这样的现世迷惘。从各型各色的撒旦主义到政府阴谋论，加上帕加马神殿的迷雾，从德国现代博物馆的意外中，隐隐可见德国的困境。
「走出迷雾：在公共政治与社会需求之间」
在马克龙推进文物归还后，一批新博物馆在非洲成立。2018年，塞内加尔的黑人文化博物馆开幕；馆内可容纳一万八千件展品，博物馆也列出了明确的清单，要求欧洲各大博物馆依次归还。刚果、贝宁等国家也建立起等待文物回流的艺术中心。
在马克龙掀起欧洲文物归还高潮后，V&A馆长亨特写下了《博物馆是否应该归坏殖民收藏》一文。他以V&A与埃塞俄比亚政府合作策划博物馆殖民时期收藏品为例，指出在非黑即白的是非标准外，文物的西方流浪本身也是英帝国历史的一部分；在殖民血腥之外，也包括多样性的传播和文化融合。无论是贸易、宗教、战争，还是社交中的民族和文化交融，都是通过文物来实现的；通过与文物原属国合作研究和策展，文物的内涵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掘。
他对现代博物馆去殖民化的预期也堪称乐观：“如今，权力、财富和艺术正往崛起的新力量汇集——中国和海湾国家。真正的挑战是，我们如何创造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普世或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不是在欧洲或西方，而是跨越非洲、印度和南半球。我们的目标是去除现代主义博物馆的殖民前提，并将它们构建为文化多样性的新媒介。”
若真如亨特所设想的那样，西方国家与外界进行平等的学术和艺术合作，那么西方博物馆便能以全球为观众，并联结成一个乌托邦式的全球博物馆世界？但在思潮翻涌的当今年代，这个预想显得遥遥无期，也没能直接回应文物归还的法律原则。在道登以政府拨款反对政治正确时，拥护去殖民化的亨特选择了折中的隔岸观火。毕竟，各西方现代博物馆的中坚力量，大部分是需要政府资金来维持生计的公共艺术机构。
然而，现代博物馆并非没有出路。西方各大主流博物馆在不断调整自身的研究方向和公共教育内容，并加强与观众的调查和互动。这种公众的对话必不可少，否则被抹除的，除了有阴影的历史，紧接着就是艺术品本身。除了选边站，博物馆是有能力、资源和义务来引导对话和鉴赏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看清藏品的历史渊源后，更顺畅地肯定其历史和美学价值。
文物的问题，比政治正确的问题复杂很多。只要文物还在，它的流通就代表着新的机会和研究趋势。只要有观众，博物馆和艺术机构就能不断精确自己的定位，回应公众日益演进的政治和艺术需求。但西方博物馆在藏品难守的今天，又如何在国家的体制内，更自如地权衡国家需求和公众民主需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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