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纳粹到东德，猪如何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丨燕京书评
从纳粹到东德，领导人们都特别注重养猪业。只是，纳粹的养猪业离不开德国“血与土”的意识形态，东德的养猪业使得自己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养猪场而引发了环保抗议。从纳粹到东德，养猪业究竟如何影响普通大众的？
如今，在德国的某些圈子里，吃肉是一种禁忌——素食主义运动已经在德国蔚然成风了。但是，猪肉长期以来在德国美食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尤其在德国近现代史上——其中包括希特勒的纳粹党和埃里希·昂纳克的统一社会党。
近日，雪城大学马克斯维尔学院地理及环境系教授娜塔丽·科赫（Natalie Koch）在《洛杉矶书评》发表了一篇《东德养猪业的兴衰》的书评，揭开了一段东德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故事：当年冷战的铁幕并没有那么“严实”，东德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养猪场，深重地影响了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引发了社会的结构性危机。
在托马斯·弗莱希曼（Thomas Fleischman）的《东德养猪业的兴衰》中，弗莱希曼向大家介绍了猪在东德时期引人入胜而又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蒂亚戈·萨拉瓦（Tiago Saraiva）的著作《法西斯的猪：技性科学生物与法西斯的历史》（Fascist Pigs：Technoscientific Organisms and the History of Fascism）里，作者就讲述了纳粹德国时期的猪的状况。这本书是《东德养猪业的兴衰》的前传。这两本构成了德国现代养猪业史，共同点是，它们都揭示了领导人如何实施“现代主义的养猪计划”，并结果为此付出代价。
「“血与土”：纳粹德国的养猪史」
在冷战时代，养殖业不仅在资本主义阵营实现了现代化；在铁幕的另一边，养殖业也实现了现代化。东西方两大阵营都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也都承受着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在德国，养猪业的现代化进程，是一段非常值得反思的历史。
德国养猪业的现代化，始于纳粹政权。纳粹党对养猪业（乃至对人）的许多管理机制启发了现代化的养猪业。纳粹政权的养猪业离不开德国“血与土”的意识形态。“血与土”是一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它指民族的生存依靠血（民族的血统）和土地（农业生产的基础），同时也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意义以及农村生活的美德及传统价值。“血与土”这个概念，最初受到了纳粹德国粮食和农业部长理查德·沃尔瑟·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的青睐。
对于达雷来说，猪是日耳曼人和古代雅利安人的至尊动物。因此，达雷对不同品种和血统的猪非常感兴趣。他还认为，对猪所使用的选择性育种的方法，应该在人类中应用。这能够让血统混乱的德国形成“纯正的北欧人种”。
达雷还认为，通过养猪，雅利安人能够和土壤连结起来——没有猪，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德国人。为此，纳粹党实施了大量的选种养猪计划，试图重建第一次世纪大战所摧毁的德国养猪场。纳粹党让猪成为了一种技术生物——他们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化学肥料来培养小麦和抗病的土豆。不合国家标准的土豆则成为了猪的饲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初步工业化的养猪业。纳粹党的管理技术手段渗透进农业生产里，蒂亚戈·萨拉瓦在《法西斯的猪》里称这些现代养殖手段为现代性的“洪水猛兽”。
「东德养猪业的“谷物陷阱”」
托马斯·弗莱希曼（Thomas Fleischman）在《东德养猪业的兴衰》里写道，在二战结束后，东德将纳粹德国养猪业的传统延续了下来。对于反法西斯的东德领导人来说，养猪业并不是只属于法西斯主义的产业。在苏联的领导下，东德开展了大规模的集体化农场运动。东德领导人对养猪业特别迷恋，东德希望通过养猪业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并从粮食进口国转变为粮食出口国。很快，东德所拥有猪的数量暴涨。
因为纳粹党用“血与土”的意识形态，建构了养猪业和德国民族主义的联系。所以，纳粹德国所养的猪吃德国土壤所种植青菜的菜根和土豆。但是，由于东德所养的猪更加规模化，它们不可能只吃东德所产的菜根和土豆，它们得吃大量的商业饲料。
因此，东德必须生产大量的谷物以满足猪的需求。东德为此调整了农业生产模式——大规模的商业性农场在东德获得了优先地位。但东德所生产的猪饲料还是满足不了那么多猪的需求。因此，东德还要从苏联盟友和其他西方国家进口谷物。
东德的埃伯斯瓦尔德（Eberswalde）的猪肉生产基地建设于1967年。由于当时南斯拉夫联盟拥有耐寒的美国猪品种，东德获得了南斯拉夫的帮助。埃伯斯瓦尔德的猪肉生产基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建成，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猪肉生产基地。弗莱希曼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对西方示好，使得低息贷款和谷物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东德，这使得东德有钱打造工业化的养殖业。从此之后，东德所出口的猪肉越来越多。东德的猪肉，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商品流动当中。为此，东德所需要进口的谷物也越来越多。
这个“谷物陷阱”把东德束缚到资本主义农产品市场当中，东德在其中越陷越深。出口猪肉成了东德换取美元等西方货币的主要手段。尽管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声称，出口猪肉的初衷是让东德实现自给自足，但东德对谷物的依赖让东德的自给自足成为虚幻的承诺。
「猪粪污染如何拖垮东德？」
由于东德的企业缺乏市场经济的各种调节因素和激励创新的反馈因素，东德养猪业所带来的外部性越来越大。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东德所养猪的数量大约有一千万到一千三百万头。当时，东德人口只有一千六百万。由于一头猪的排泄物数量非常巨大，东德所养的猪使得这个国家相当于增加了四千四百万到六千五百万人口的排泄物。由于政府没有好方案去解决巨量排泄物所带来的污染，东德被猪粪严重污染。猪粪严重污染饮用水源，大家的生活环境也因此变得恶劣。
1982年，东德粮食短缺，但东德政府依然将粮食出口置于国内需求之上。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席卷而来。许多人开始将粮食短缺、出口猪肉和环境污染联系起来，抱怨政府的决策，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马尔库斯·迈克尔（Markus Meckel）认为，“廉价猪肉被运到西方，但猪粪却留在了东德。”
东德市民开始对养猪业表示怀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的抗议活动引发了东欧的剧变。东德的“猪粪问题”，就是当地民众许多无法忍受的问题之一。养猪业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某种程度也“加速了”东德的崩溃。
这些德国领导人都相信，养猪业的工业化可以使德国变得更好。他们都设计了充满“现代性”的农业，却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权服务，以养肥自己的党羽。他们却宣称养猪业是为了自给自足，为普通大众提供食物。
在具体措施上，他们都希望能够通过设计自然环境来实现发展养猪业的壮举。他们想方设法地逼近每一寸土地的承载力极限。领导人都被利己主义和狂妄自大所支配。尽管地缘政治和政治经济架构曾一度屈服于他们的意愿，但这种局面无法持久。
德国专制者喜欢养猪的故事告诉世人，不受限制的工业化农业对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有着严重威胁。更重要的是，专制政权或威权政府一定不是自我隔绝的，他们也需要在一个互相联系的世界中才可能蓬勃发展，同样需要从自由世界吸取各种资源——为此，他们也许会为自由世界生产商品，但也会因污染环境而让国民承受代价。
在当今世界自由主义的主流话语中，威权主义遭到口诛笔伐。但是，自由主义者们别忘了，自由主义政权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就像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扼杀了美国农业一样。这些威权领导人的愿景，本身也是建立在真空当中的：他们其实从未脱离过全球市场体系，他们只可能是全球市场体系的一部分。
「现代化的养猪业」
自从人类驯化了猪以来，猪肉一直是人类一日三餐中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在古代，农民会圈养家猪。对于穷人来说，他们或许只有在重要节日里才能吃上珍贵的猪肉。但随着农业现代化，养猪业开始工厂化——从养殖到屠宰，养殖场里的每一道工序充满着效率至上的气息——也正因为如此，猪肉才有机会走进平常百姓家。但是，工业化的养猪业也给人类带来了流行病的风险。在流行病越来越多的时代里，我们该如何处理现代化所带来的效率与风险的难题呢？
埃利斯·布兰切特（Alex Blanchette）在《猪联邦：美国的动物性、标准化生活和工厂式农场》（Porkopolis: American Animality, Standardized Life, and the Factory Farm）里，对美国工厂化的养猪业进行了详细地田野调查，他发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工厂化的“集中饲养动物业务”（CAFOs）农场仅占美国养殖业的一小部分；现在，美国绝大多数的肉蛋奶产品都是在实行“集中饲养动物业务”的农场中生产的。此外，这些农场不仅为市场提供肉蛋奶，还提供药用胶囊、饮料、护肤品和电脑的原料。我们在许多图书的封面和打印机的墨水里，就能找到养猪业的贡献。
大企业所使用的“集中饲养动物业务”的方法，因其高效率而挤占掉了许多独立养猪农民的市场。因此，养猪业在上世纪末的美国变得非常工厂化和现代化。与制造业的流水线一样，大企业内部的分工十分细，每一个工人负责一个工序。工人们几乎不能直观地感受养猪业庞大的规模。管理人员使用抽样调查、统计等定量的方法，来监管管理猪群。在管理者眼里，这些猪没有“个性”。它们仅以“群体”的身份存在——它们只是表格中的数据，不合格的猪会被无情淘汰。
大企业所使用的这种集中化的养殖措施，特别害怕流行病的打击。而且，也正是这种集中化的现代养殖方案，使得流行病（特别是人畜共患的流行病，比如猪流感）特别容易传播扩散。为了防止疾病传播，在美国，许多大企业不允许一个家庭里有人同时在活猪区和屠宰区工作（比如，妻子在活猪区工作，丈夫在屠宰区工作是不被允许的）。除此之外，工人们在出工厂的时候还要淋浴消毒。
不过，这些措施都不能完全防止流行病传播。因为猪的唾液、血液、粪便、精液甚至一些微小的细菌颗粒，都可能残留在工人的耳朵、指甲或鼻孔中而被带出工厂。这也是工厂化的养殖业为人类带来的风险所在。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人畜共患疾病所困扰的世界当中，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许多疾病都是人类为了效率和利益，打破人与自然疆界所造成的后果。不受限制的工业化农业也是一种“反自然”的存在，这使得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备受严重威胁。人类也需要反思自己对牲畜的养殖模式。
埃利斯·布兰切特认为，为了生态环境和谐，人类应该保留一些“低效率”的养殖模式。但哈佛大学环境历史学家特洛伊·韦斯特（Troy Vettese）在评价《猪联邦》和《东德养猪业的兴衰》这两本书时认为，重返“低效率”的养殖模式并不是终点。最关键的是，人类要学会同情包括猪在内的其他生物，在它们的立场上为这些动物的处境思考，反思当下人类对待动物的伦理问题。毕竟，人与动物需要和谐的在地球上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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