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学者的文化责任——20年前的访美手记之六

近代以来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亲自接触到的西方文明之后，会产生强烈的文化冲击。一些先进分子就会油然产生一种简单的乐观主义，认为西方政制与器物都是好东西，中国人拿来就可以用，孙中山就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就可以直接搬到中国来。他说，西方民主，就如同西方人历经多年而发明的最新式的火车头，中国既然造好的铁路，与其购买旧式的火车头，不如直接采用最新式的火车头。  
在强烈的文化冲击面前，一些保守派则认为西方人精于器物，而疏于义理，不值得中国人仿效，当年大清朝驻英国的副公使刘锡鸿就这样认为。用他的比喻来说，他来到英国，就如同贫寒的诗书世家子弟，来到了暴发户家里一样，他认为，只要中国“纲维大张，国威自可复振。”无论是西化派还是保守派，他们多少都有一种文化浪漫主义。他们的想法都很简单，由于简单而在心理上没有紧张与矛盾。然而，一个去美国访问过的学者，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两种文化的差异，他也会陷入一种纠结之中：一方面，西方文明有许多值得中国人学习借鉴的东西，另一方面。简单的搬用又会陷入“淮桔效应”，这是因为，西方的各种制度，是他们历史自然演化的结果，在演化过程中，各种因素彼此互为因果，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除非你把整个有机整体搬过来，否则，搬用单纯的一种制度就无法产生效果，反而会造成脱序与混乱。而把西方政教经济社会整个有机整体用搬过来，又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问题就来了，一方面，既要避免简单的乐观主义，另一方面，又不应拒绝西方的好东西，那该怎么办？ 
这让我想到了严复的一个重要观点，我把它称之为“社会有机体的生长论”。他认为，应特别注意根据社会机体内部新因素的发育与成熟的程度，并以此来作为引进和借鉴外来制度的基础。严复的原话是，“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此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而吾国之所待命者，归于知进退存亡之圣人也。”严复还强调，一个社会的发展，应该遵循“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生长，使其效不期而至。” 严复在这一段文字中，提出了“导其机，须其熟，与时偕达”的渐进变革观。即把变革看作是如同一个“生物有机体”的生命发育成长的渐进过程。从严复的观点可以引伸出，人们必须根据这种发育生长的渐进性，来确定变法的深度，与制度移植与制度建设的程度。用我们的话来说，只有这样，才能使被植入的新制度，与该社会有机体之间，在每一发展阶段得以实现整合，并使外部移入的制度，与中国即存社会机体之间达到相对的相互适应，从而取得变革的实效。 这就让我想到了新权威主义的社会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良性的新权威主义，就是有现代化导向的开明的大家长制，就是园丁型的强势政府，它的功能就是严复所说的“导其机，须其熟，与时偕达”的现代化因子的引进、培育与扶持与发展的功能。通过“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生长，使其效不期而至”来推动中国的文明进步。在新权威主义体制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如同园丁与百花的关系。园丁不能代替花草树木的生长，但却能为它们的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 这样表述，至少可以为新权威主义发展观，提供了一个可供评价的标准。当然，世界上理想的新权威主义并不多见，袁世凯如果没有当皇帝，或者在被迫退位后，能坚持法制与发展导向，他就会是中国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者。他的地位就决不会比被人称为“韩国现代化之父”的朴正熙更差。可惜他自己毁坏了这样的机会。 在我看来，从现代化角度来看，邓小平就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的新权威主义者，他运用自己崇高的的权威，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路径，从文明比较中，在亲身体验日本高铁的快速时，获得了现代化的方向感，但他又不是简单地像孙中山那样，照搬西方制度，而是从常识出发，通过政策创新与制度变革，让市场经济因子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发育，这就是严复“导其机，须其熟，与时偕达”。 我承认，我在美国一个月的这些感受，当然都是一些浮光掠影，美国还有许多消极的方面，在中国人看来，有枪支管理问题、有吸毒泛滥问题、有个人主义过分膨胀而出现的一些异化现象，如过多的家庭离异与破裂，有法律上的形式主义导致的不公正，这一点在辛普森案件上最明显地表现出来，又例如，几年以前发生过的一位美国人把无意中进入其私家园地的日本陌生人枪杀而被宣判无罪的事。 在国际上，山姆大叔也显得过于自以为是，较少对其他国家的处境与问题抱同情的、设身处地的理解，等等。另外还有许多社会消极问题，肯定存在，只是访问者在短期旅行中是不可能全部看到的。我完全相信，一个在美国住久的人，一定会发现美国更多的问题。    我也知道，在美国长期生活的人一定会认为，我对美国社会生活中这些走马观花的观感过于肤浅。尽管如此，作为来自另外一个文化的学者，我宁愿把异国文化中的长处看得更多一些，我认为这样做，实在是很必要的。 
我之所以认为，发现另一种文化中的长处，对于出国考察者特别重要，还有一个人们往往忽视了的原因，那就是，在现代传媒情况下，人们对于另一种文化的缺点与消极面的了解与认知，要比对那种文化的优点与积极面的了解与认知更多。这是因为，正如本文前面就提到过的，现代社会中，大众新闻传媒在报道时，是具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之所以不可避免，不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更重要，更经常、更普遍的，是新闻的本质就是报道坏事与反常的事，是报道“人咬狗”，而不是“狗咬人”，以满足人类好新求异的心理。 
例如，我们一般非专业人士，对印度的了解，主要通过电视新闻，而中国的中央电视台通过美国新闻网转播过来的有关印度的新闻，无非是铁路中断、大水泛滥、沉船死人、公路翻车。除此之外，我们对印度几乎知之甚少。久而久之，印度在我们心目中就成为这样一个充满不幸的可怜的国家。我们并不知道印度每年以百分之四的速度持续稳步地经济增长。因为这并不能激起读者的好奇心，电视新闻报道者对此没有兴趣。    同样，美国对中国的报道也是“只报忧不报喜”。正因为如此，在极度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与知识的大多数美国平民百姓的心目中，中国社会似乎充满了消极的或阴暗的方面，这些报道并非都是事实，既使中国社会存在着报道中所指称的消极方面，那也只是变化中的中国的一小部分。而在美国人头脑的信息仓库中，它们可能就是全部的中国。美国人不了解，也不太有好奇心去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多少提高。难怪许多美国人来过中国以后，都会惊叹“原来中国这样发达，真没想到！”实际的中国，要比美国传媒中的中国要好些。 正因为如此，我实实在在地认为，每一个有机会来到另一个文化中的人，应该充分运用自己的第一印象，从当地人或移民因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而失去敏感的那些方面，发掘出对自己民族有启示性的东西，他应该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用自己的“眼镜”，去发现异质文明中的那些积极的东西，以此来作为参照物，用来反衬出自己文化中出现的问题。这应该是访问者的文化责任。    
知识分子更为敏感，他们对本国的事务更具有一种天生的批判精神。他们所具有的知识更有利于他们对那些他们在异国所看到的东西去做出解释与判断；他们义不容辞地理应让他的国人共同分享他出国获得信息的益处。自近代以来，最早去欧洲的郭嵩焘是如此，严复是如此，五四以后大批出国留学的中国人也都是如此。既然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当人们有机会到了另一座山上，不妨回过头来对两座山的特点多作一些比较，这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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