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期(2009/2)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主办的《现代中文学刊》上面,读到甘阳先生的访谈,他提出中国学者应该“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这个说法可能会引起争议。不过,如果把甘阳的这个提议,理解为重视中国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复杂性,内在地认真清理它的脉络,而不是从“外部”,从西方既定的理论框架去作简单评判的话,这个说法还是合理的,值得重视的。 举个例子说,如果以“西方的方式”,可能就难以找到应对、解释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学的有效途径。不过,困难的地方是,在今天我们将如何区分“中国方式”与“西方方式”?如果真的存在可以区分的这两种“方式”的话,另外的问题是,用“西方方式”研究中国,或用“中国方式”研究西方,虽说容易出现盲视,但说不定也会有洞见。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希望海外汉学家能更多体会中国的实情,但又希望他们不要过度的“中国化”。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界存在着普遍的“焦虑症”。“五四”以来的不同时期,我们经常对文学现状严重不满,并焦躁地期盼、等待出现大师,出现伟大作家,出现文学的划时代的辉煌。上世纪30年代,那时候鲁迅还活着,有“我们为什么没有托尔斯泰”的发问。那时候,鲁迅(更不要说茅盾、沈从文、巴金)还没有被承认为大师。40年代,纪德、里尔克、罗曼•罗兰、T. S. 艾略特等,成为不同文学派别崇拜的对象。1958年,周扬在一次演讲中,激情地呼唤诞生“我们中国”的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文革”中,江青、姚文元等“激进派”虽然宣告正在“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纪要》),但又有些心虚地将这个“光辉灿烂”推到难以预测、难以真实感知的远方。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焦虑症”有增无减。有著名批评家说,我们要是有二百个张爱玲就好了。且不说这是否可能,要是真的有二百个张爱玲,抬头低头我们见的都是七巧,那也是一种灾难。有的海外中国文学学者,也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也推波助澜:为什么中国再也没有杜甫?为什么当代没有鲁迅?为什么不再有《红楼梦》这样的巨著?为什么20世纪中国新诗没有出现“世界公认”的大诗人?为什么……这种忧虑,这种焦躁,让我们坐立不安。可是认真想想,或许是(这里不大恰当地借用北岛的诗):“谁期待,谁就是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