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评论 I 克里斯蒂娜·夸尔斯 I 始于姿态

展览现场：克里斯蒂娜·夸尔斯：自喜醉迷，柯芮斯画廊，伦敦，2023年10月10日至12月16日

始于姿态

撰文：巴里·史瓦伯斯基（Barry Schwabsky）

在克里斯蒂娜·夸尔斯（Christina Quarles）于2016年从耶鲁大学艺术硕士课程毕业之时，她的绘画实践就已经进入公众的视野了。她在翌年举办了毕业后的首批个展，也参加了多个重要的群展，包括纽约新美术馆的大型展览“扳机：作为工具及武器的性别（Trigger: Gender as a Tool and a Weapon）”，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作品的场合。2018年，夸尔斯迎来了其首个美术馆个展——该展览于加州大学伯克利艺术博物馆及太平洋电影文献库（BAMPFA Berkeley Art Museum & Pacific Film Archive）举办；同在2018年，伦敦柯芮斯画廊为其举办了她在欧洲地区的首次个展。自此之后，展览邀约接踵而来。然而，或许是因为新冠疫情阻碍全球旅行的关系，全球观众大多只能远距离了解夸尔斯的艺术实践，而不是亲身前往展览去体验她的作品——这是让人遗憾的事。因为我愈发意识到，夸尔斯的艺术会因观者在场的状态（而不是图片记录）而变得鲜活，其作品比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更要求观者去亲身体验。

展览现场：克里斯蒂娜·夸尔斯：自喜醉迷，柯芮斯画廊，伦敦，2023年10月10日至12月16日

面对夸尔斯作品的亲身感受，可解释为何其艺术在短短数年中变得炙手可热：作为比其他同学稍年长的硕士毕业生，夸尔斯在跨出校门时就不止是一位有前途的毕业生，而已然是一位配备了成熟风格的年轻艺术家。她通过大量繁复的技术性、智性准备工作形成了这种风格。自12岁起，她就“接受了非常严格的绘画和素描技术训练。随后进行哲学课程学习，进入了一所文理学院，然后又作为一名平面设计师工作多年，参与电视和电影制作，并最终回归绘画创作。”多元的思维及创作形式在今天都成为了其艺术的构成部分。因此，尽管她的作品充满矛盾和复杂性，其中也体现了一种清晰、强有力的观点，阐明了绘画在当下的定义和现实意义。夸尔斯的绘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具象（figurative）绘画，而是视人类身体的理念为某种修辞工具：也就是说，这些绘画作品使用了“形象的、比喻式的（figurative）”修辞手法，而不仅是视觉艺术领域常谈到的“具象”形式。隐喻（metaphor）和缩喻（metonymy）就是形象语言的两种代表性形式，而语言学家罗曼·杰克布森（Roman Jakobson）在很久之前如此定义这两者：隐喻的基础是相似性或可比较性，而缩喻的基础则是临近性或联系性。杰克布森声称：“这两种过程不仅在语言艺术中有不分伯仲的重要地位，在语言之外的其他符号系统中，人们也常在隐喻与缩喻的表达方式之间摇摆。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艺术史中明显带有缩喻倾向的立体主义发展——一个物体被画家转换为一系列代表性元素；超现实主义画家则又通过隐喻的态度对此做出回应。”夸尔斯的艺术既青睐缩喻又重视隐喻，继承了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两种艺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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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尔斯的艺术实践在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标志性创作手法之间流动，反映了那缓慢显现的事实：夸尔斯的绘画其实植根于同样受这两种二十世纪早期艺术运动影响的“后辈”流派——抽象表现主义。这论断可能让人惊讶：夸尔斯的绘画中满是70年前的抽象表现主义者绝不会使用的诸如精细装饰纹样的元素，她的创作技法也是抽象表现主义者无法想象的。夸尔斯用数码技术拓展图像，再在画布上进行模板印刷。尽管我们在夸尔斯的画面上看见的所有元素都是用颜料创作的，构图中总有些部分看起来是经过数码或机器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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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我认为夸尔斯的艺术精神与抽象表现主义相符？这是绘画的起始点使然：她的绘画过程始于以肌肉运动为特征的、不依赖辅助工具的姿态笔触（gestural brushstrokes）。我猜想，如果我们能够在夸尔斯甫一落笔之时检视她的作品，我们能看见类似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或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的开画过程。也就像是德库宁或米切尔一样，最初的落笔笔触因它们所具有的表达潜能而尤为重要——这些笔触不旨于定义将被完整绘制的形式，而是以自由的形式去揭示画家将要在追寻、探索的潜在形式及主题。

我想要补充的是，抽象表现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只关注纯粹抽象（尽管这个艺术运动的名字是有误导效果的）。对纯粹抽象的关注，将最终指向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在创作后期进行的尝试：他旨在将抽象表现主义笔触修正为直边线条。他的朋友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如此评价：“他的线条就是画布上的画笔轨迹。这些轨迹仅引导人进入到绘画之中去。”德库宁或米切尔的蜿蜒笔触可轻易导向风景或人类身体形态，而这种“偏向”是对他们的艺术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夸尔斯到目前为止（她的事业发展还长着呢）从未走上“为了绘画而绘画（the path of painting nothing but painting）”的道路；举例来说，就像是德库宁在《女人 I》（Woman I, 1950-52）中所做的一样，其笔触指向人类身体。我们在夸尔斯作品中目睹的身体，与经典欧洲艺术中常见的那些无关，与“理想化的裸身”这一艺术传统也无关。这并不是“神圣完美感的镜子”，不是“物质转换为形式的最完整范例。”就像德库宁所展现的那样，于夸尔斯而言，人类身体既是愉悦与超越性的场址，也是不和谐感与暴力内在冲动的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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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谅我行文跳跃；我应继续讨论的，是夸尔斯的笔触在最终艰难地融汇为身体形象之前所体现的潜能。想要继续就这一点进行讨论，是既困难又简单的。困难，因为无论身体形象是多么碎片式的、立体主义缩喻式的，或是扭曲的、超现实主义隐喻式的，关于身体形象的联想都是夸尔斯艺术始终坚持的一点；简单，因为她的非描述性、非象征性笔触从未完全被隐喻的身体形象所吸纳、融合。不完整的吸纳是有道理的：夸尔斯在创作时完全没有在头脑中考虑解剖学结构（如果她的确考虑了解剖学，那发生了改变的，可能就是她的头脑）。一开始看起来像是腿的形状，逐渐变成了脊梁；看起来像是肩膀的部位在最后可能变成了膝盖。可见于夸尔斯画面中的基本冲动，就是在画布上腾挪颜料——就是此种冲动激活了身体的表达形式，而这种冲动并不亟需身体的形象。我们姑且把这冲动称作是抽象。“我从抽象领域开始，”夸尔斯曾说，“再将其拽入图像之中，随后再分解这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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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夸尔斯的创作中，始于抽象的元素到最后仍保有部分抽象的意味；艺术家和观者同样想要抗拒将笔触扭转至图像生成中去的欲望。然而，这种抗拒姿态就是让她的作品如此充满愉悦感的关键——抗拒就是顽皮恶作剧的载体。夸尔斯解释道：“我想要捉弄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欲望：去完成一个图像的欲望，去将图像补充为一个形象的欲望，去在某个细节处找到一张面孔的欲望。”作为一种方法的空想性错视（pareidolia as method），夸尔斯画面中的形象能否真的被补充完整？看起来不行。要不然，它们就太完整了——过度完整。她某张画中的人物腿多得如昆虫一般。另一张画中的形象不断自我分裂，就像是原核生物一样。再一张作品里的，究竟是一群人，还是一个以迈布里奇式动态摄影（Muybridge-esque motion）的方式运动的孤立人物？这种无止尽的形变提出了一个艰难的问题：绘画过程的终止点在何处？绘画要在哪一笔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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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可能有些出人意料：在创作者达到某种程度的客观性之时结束；在她能够从外部考察这绘画时结束。一幅画在艺术家找到出口的时候就完成了。德库宁的好友艾德温·丹比（Edwin Denby）在其中一首十四行诗中记载：“他把自己从画面中去除/ 德库宁于是宣布作品完成了。”对于夸尔斯来说也是一样的：“我长期、积极地审视这作品；作为一位创作者，我再也不能在哪个区域发现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我能积极地处在观者的角色之中，那么，作品就完成了。”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夸尔斯创作过程紧随姿态阶段（gestural stage）及形象阶段（figurative stage）之后出现了第三阶段——框架阶段（framing stage）。这一阶段为混合人类身体形象营造了高度风格化的、同样不自洽的生存空间。形象先于背景，而背景则以犹疑的方式滑向某种滑稽的笛卡尔主义，好充分地支撑画面中的各个身体形象。我们或许永远无法从舒适的角度检视这种调整序列——从身体到身体的调整；从空间到身体的调整；从身体到空间的调整；再回到从身体到身体的调整——但我们最终总能在其中找到一种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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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的维度，与其说是一扇窗户，不如说是一扇门，画家可通过这门离开，而观者可通过这门进入。艺术家在悠长的过程终结之时关门；观者打开门，以开启悠长的过程。观者与艺术家的轨迹是正好相对的；观者回归主观性，从空间到形象到姿态——这种回归仅可在真实的时空中发生，无法在大门紧闭的虚拟复制领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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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夸尔斯

克里斯蒂娜·夸尔斯（1985年生于美国芝加哥）现生活工作于洛杉矶。她从汉普郡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并在2016年获得耶鲁艺术学院颁发的MFA学位。夸尔斯曾于2016年参加斯科贺根绘画及雕塑学院（Skowhegan School for Painting and Sculpture）实践项目。2022年，夸尔斯受邀参加第59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及第16届里昂当代艺术双年展。2019年，夸尔斯获得首届佩雷斯艺术博物馆迈阿密奖项（Pérez Art Museum Miami Prize）；2017年，她获得利玛·霍尔特·曼基金会年轻艺术家奖项（Rema Hort Mann Foundation Emerging Artist Grant）。夸尔斯于近期在德国汉堡车站美术馆（2023）、美国西雅图弗里尔美术馆（2022）、南伦敦美术馆（2021）、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2021）及北京X美术馆（2021）分别举办了大型个人展览。她的近期展览还包括：“自喜醉迷”，柯芮斯画廊，伦敦（2023）；“共时：汉默美术馆当代艺术收藏精选展”，洛杉矶（2023）；“要有夜”，Longlati经纬艺术中心，上海（2023）；“勇敢新世界”，芳达提美术馆，兹沃勒，荷兰（2023）；“今时何事”，鲁贝尔美术馆，华盛顿特区（2022）；“我们完整、混乱的自我”，圣何塞美术馆，圣何塞（2022）；“激进形象”，白教堂美术馆，伦敦（2020）；“克里斯蒂娜·夸尔斯”，池社，上海（2019）；“相像”，赫普沃斯·韦克菲尔德美术馆，韦克菲尔德（2019）；“亲吻我的性别”，海沃德美术馆，伦敦（2019）；“绘画，或称血”，现代艺术博物馆，华沙（2019）；“美术馆的根基：MOCA收藏”，当代艺术博物馆，洛杉矶（2019-20）；“Stonewall 50”，当代艺术博物馆，休斯顿（2019）；“黄昏之前天最明”，柯芮斯画廊，伦敦（2018）；“克里斯蒂娜·夸尔斯/ 矩阵 271”，UC伯克利艺术博物馆及太平洋电影文献库，伯克利（2018）；“Made in L.A.”，汉默美术馆，洛杉矶（2018）；“扳机：作为工具及武器的性别”，新美术馆，纽约（2017-18）；及“虚构”，The Studio Museum，纽约（201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