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号检测论视角理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关于封城、复工和隔离的决定
栾胜华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对病毒的一些基本信息，包括传染渠道、感染率和致死率等尚未明了之时，不论是行政部门还是民众均表现出了很大的恐慌情绪，因而采取了一些非同寻常的决策行为，如政府层面做出的涉及千万人群的封城决定，各个地方政府实施的阻断交通的封路措施，以及广大家庭和个人采取的抢购和囤货行为，等等。如何理解这些恐慌心态所导致的决策行为？它们与人们在常态情况下作出的决策有很大偏离吗？
本文从信号检测论（signal detection theory）的角度出发，探讨和分析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的一些决策，发现这些决策大多合情合理，偏于理性。这一研究结果将对常态下人们从事社会治理的理性行为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危机事件中，政策制定者们也能参考本研究结果和信号检测论的机制，更好地理解和预测民众的行为，以便做出更合理的应对政策与决策。
一、两害相权取其轻
信号检测论是心理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被广泛应用于对各种认知过程的测量、解释和预测。笔者曾多次应用信号检测论研究决策现象。现实世界中最普遍的决策任务是对某一事物或行动的决策，比如说早上出门是否带伞。这个决定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下雨的概率和是否带伞对我们的影响。后者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2×2列联表表示（图1）。在可能出现的四种结果中，有两个是正确的决定，分别被称为“击中”和“正确拒绝”；还有两个错误的，分别被称为“漏报”和“误报”。信号检测论的核心思想是：理性的决定一定要考虑这四种结果的得失，争取整体利益最大化。而在这些结果中，人们往往更看重两种错误决定带来的损失（损失厌恶），极力避免损失更大的那种错误，也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图1 出门是否带伞决定的四种可能结果
图1的右半部给出了两种错误可能带来的损失，比起天晴带伞的“不方便”，下雨不带伞而“被雨浇”是一个更可怕的结果（用深颜色表示）。因此，只要有一定的降雨概率，我们应该选择带伞，避免被雨浇的尴尬。在降雨概率和四种结果的得失都可知或可估的条件下，信号检测论提供了一个数学公式，可以精准地告诉我们是否该带伞。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需要刻板地应用该公式。大多数情况下，只要考虑两种错误的相对损失，做出那个预期损失更小的决定，该决定就很可能是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决定。
二、灾难所带来的恐慌
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人类曾经经历过无数的自然灾难，这些经验让个体和群体逐步学会了采用适当的心态和行动应对下一次的灾难。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尚未明确之时，图2给出了我们可能犯的两种错误的后果。
图2 对新型冠状病毒风险是高或低的错误评估的后果
病毒的实际风险可能是高的，也可能是低的；在不确定其属性前，人们可以估计它是高风险的，也可以估计它是低风险的。估计和实际能对应上诚然是好，但不对应，也就是错误估计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错误有两种：实际风险高但人们低估（漏报）和实际风险低而人们高估（误报）。这两种错误中，漏报的后果是准备不足，从而导致大量人员不必要、本可避免的病亡；而误报会导致反应过激，浪费实际的和人们心理上的资源。浪费的资源可以重新获得，失去的生命却无法挽回，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待这类风险宁可高估，不能低估。
高估的后果是不论是心理还是行动上，人们倾向于为更悲观的结果做准备，导致各种恐慌表现。短时的恐慌固然有其代价，但可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避免不恐慌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三、复工与否的决策
随着疫情控制的效果越来越好，恐慌心态逐步消退，这时的一个重要决定是是否复工。在这个决定上，政府部门、企业和员工都显得非常纠结。截至2020年3月初，百度地图的复工指数，即春节假期结束后的累积活跃工作人口与基准活跃工作人口（基准时间为2019年12月）的比值，在全国范围内还不到60%。复工为何如此之难？图3给出了是否复工的错误决定对员工、企业老板和政府官员这三个不同决策方可能造成的影响。
图3 是否复工的错误决定对员工、企业老板和政府官员可能的影响
复工决定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复工后的工作环境是否安全。如果不安全，那复工的决定就是错误的（误报）；如果是安全的，那不复工的决定就是错误的（漏报）。在不安全的风险虽然较小但还有一定概率的情况下，从员工的角度看，漏报会带来不上班的经济损失，但误报会危及自身的健康，甚至有死亡的危险；从企业老板的角度看，漏报同样会带来经济损失，但误报会导致企业的停业整顿，以及商业名誉和品牌的受损，长远的损失可能更大；最后，从政府官员的角度看，漏报可能会招致上层领导的问责，而误报可能会引起民愤，导致撤职或降职等行政处分，危及仕途。因此，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为指导思想，这三方人员都表现地比较保守，倾向于不复工，以避免在不安全情况下复工可能带来的更大损失。
除此之外，不复工的决定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因为没人上班，工作环境是否安全这一客观事实永远无法得到检验，这样一来，漏报只是一个理论上存在但事实无法观测到的错误；而复工后的工作环境安全与否是比较容易得到证实的，所以，一旦复工，误报的错误就可能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做不复工决定的人可以以“万一工作环境不安全呢？”为理由拒绝复工而不用担心被事实证伪的风险，但做出复工决定的人却要时刻担心该决定被证实是错误的危险。两相比较，不复工决定对人的压力会更小，这与行政部门不作为的弊病是一个道理。
四、隔离政策
从疫情中期开始，全国各地城市纷纷对外来人员返城后执行隔离。截止到2020年3月，北京和上海仍对大部分返京和返沪人员实行14天居家隔离。与复工决定不同，对于是否需要这样严格的隔离政策，地方官员和返城民众态度上有很大的不同。图4给出了严格隔离政策可能产生的两种错误对这两类人的不同影响。
隔离政策的目的是减少或消除病毒携带者将病毒传染给他人的可能性。如果出现返城人员携带病毒但没有被隔离的错误（漏报），地方官员要面对病毒在本地扩散并受到行政问责的后果；而对没有携带病毒的人员实行隔离（误报），地方官员本人无须承担任何直接损失。因此，他们对严格的隔离政策有比较强烈的支持。反观那些返城民众，误报导致人身自由错误受到限制，诸事不便；而漏报的结果也并非完全不好：虽然有病情发作的危险，但也有可能自我康复，只有很轻或没有症状。所以，对于严格的隔离政策，返城民众虽然未表现出强烈反对，但支持的态度要远比地方官员们弱很多。
图4 隔离与否的错误决定对地方官员和返城民众可能的影响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项治理公共事件的政策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执行政策的人群和被执行的人群面临不同的错误代价，这个差异有时可以大到让双方对政策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接受度。如何化解这一矛盾是困扰经济学、管理科学、公共政策及心理学多年的问题。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人”（principal-agent）理论常被用来解决这类问题，其核心方法是改变风险知觉和奖赏机制，尽量让双方的得失一致。在隔离政策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可以提供各项服务和奖励，降低隔离对返城人员产生的不便（减少误报的损失），同时加强对感染危险的宣传，让返城民众更强烈地感知到不隔离可能产生的恶劣社会后果（增大漏报的损失知觉）。两种错误的代价此消彼长，会让返城民众对隔离政策有更由衷的支持。
五、讨论
本文采用信号检测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视角，解读了政府、企业及个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几个决定。与任何简化的观点类似，这个视角暂时屏蔽和忽视掉了影响决定的其他因素，因此只能提供一个大体方向上的分析。仅从完整的信号检测论出发，一个理性的决策者除了错误决定的损失外，还要考虑到正确决定的获得。例如，在复工与否的决定中，正确的复工决定对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效益都是很大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抵消错误复工决定的损失的。条件之一就是复工后工作环境不安全的概率。这个概率可以通过类似工作环境的统计数字来估量，也可以通过严格的控制来降低。随着它的逐渐变小，不复工的决定就会变得越来越不理性。
我在之前的分析中没有讨论这些因素，原因之一是不愿将分析过分复杂化，另外一个原因是不论对个人还是群体，“避错”心态往往是现实决策的主导因素。在进化心理学中，信号检测论又被称为“错误管理论”（error management theory），从避错的角度解释诸如两性择偶等频繁出现、与进化密切相关的决策。在企业管理和公共治理中，决策者常常为了避免错误的决定伤及自身，而做出对企业或公众不利的决定。这样的决策方式被称为“防御性决策”（defensive decision making），它保护了个人或某些小群体，但伤害了更大群体的利益。避免防御性决策最有效的方法是降低错误决定对决策者个人的损失，进而在企业或治理部门中营造“敢于决定、不怕犯错”的文化氛围。有关部门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的一些决定有防御性决策之嫌，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减少防御性决策对打造更有效率、更为健康的公共事件处理体制至关重要。
决策无处不在。以心理学研究和理论为基础，辅助民众和政府部门做出更为理性的决策应该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内容之一。关于危机事件中的决策辅助工作，我认为可以至少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1）支持心理学家进入政策决策团队，从心理和行为的角度提供意见和解决方案。已有多国政府（如英国、德国和新加坡）在其直属机构或智囊团队中引入心理学家参与政策制定。这些学者可从多角度做出贡献，包括预测政策可能对民众带来的心理冲击，评估其被民众所接受的程度，及如何从行为决策的角度处理这些问题（如上文中对隔离政策的建议）。这些贡献在危机事件中尤其重要，会对危机治理提供更科学、更人性化的解决方案。（2）鼓励学者以多种形式对民众进行科普宣传，促进其理性决策行为。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我所知的一些行为决策学者及本人通过官方或非官方的平台（如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众多科普文章，目的是帮助民众更好地理解自己和别人在危机时期的行为，树立正确的应对心理，做出理性的抉择。这样的举动应当持之以恒，让民众在下次面临危机事件时有更好更科学的心理和认知准备。在网络媒体迅速得到普及的我国，这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我国从无到有，正在逐步成长和完善。依托这一体系，心理学者和工作者不仅可以直接为民众提供心理服务，提高民众幸福感和积极心态，还可以利用诸如信号检测论这样的决策理论，为社会治理献计献策。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治理不会是科学的治理，一个强大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会让心理学的研究和心理学家的建议更好更快地应用于科学治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