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心理服务
王俊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社会治理下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概念，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在这之前的国家“十二五”规划和党的“十八大”报告都提出了社会心态的培育要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出后，其定位引发了学术界的诸多讨论，归纳起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有两个脉络，以社会心态培育为主线，以提高民众心理健康为副线。虽然政府文件的表述中强调的是社会心态这条主线，强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但是，目前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实践却基本上是沿副线展开的，原因在于，这一实践由主导卫生事业的国家卫健委分管，也由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可资借鉴的先例和理论，目前唯一的抓手就是心理健康。
就目前来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构还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它应该是心理学体系和社会治理实践体系的契合。社会心理服务是以应用心理学为基础的，长期以来，心理学的学科发展都是重学术研究轻实践应用，应用领域发展最好的就是以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为代表的心理健康领域，这也就是目前社会心理服务单一脉络的原因。而靠单一学科来支持不可能形成体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应该建立在社会治理各环节、各领域都有对应的心理学相关学科成果的支持之上，使得这一体系能够真正起到提高社会治理效果的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社会心理建设提出了新的表述，这一表述是放在“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下阐述的，指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明确强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危机干预和矛盾化解中的作用。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一次特大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的社会治理是一次考验，也给社会心理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探索如何把中国心理学近几十年的发展成果应用于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和危机干预，是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二、疫情中的社会心理服务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心在社会实践，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依据现有心理学体系，不断扩展心理服务内容和心理服务对象，中观层面则是社会心态培育和社会治理，宏观层面是实现幸福社会。新冠肺炎疫情被一些国家称为近一个世纪最严重的特大公共卫生事件，因为疫情影响面之广是少见的，疫情中社会心理服务是面向全社会的，也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来思考。
首先，社会心理服务的微观实践对象是个体，目前看，心理学界所做的大量工作都是在这个层面上。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心理学工作者迅速行动，积极自发地进行突发卫生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联合发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网络心理援助服务指南，号召心理学工作者通过网络形式为疫情防控期间不同人群提供心理支持、心理疏导、危机干预等服务。1月26日，国家卫健委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按照卫健委的要求，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于1月28日启动抗击疫情“安心”行动，为受疫情影响的人群提供心理援助，邀请国内心理危机干预领域专家进行讲座和培训；与支付宝公益基金会、阿里健康等联合创建全国心理援助互联网公益平台，开展网络短程咨询与专业督导等大量活动。1月28日，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开通心理支持热线和网络辅导服务的通知》，并组织全国知名心理学家，开展高校疫情心理援助热线相关工作的系列培训和大学生心理应激系列讲座。通知下发的前一天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就已经开通了针对新冠肺炎的心理支持热线；1月29日，华东师大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开通疫情防控心理支持热线；同一天湖北省高校专家组团开通心理健康热线，1月30日，华中师范大学开通了疫情防控心理援助热线和网络服务。之后，更多的高校设立了肺炎疫情心理援助热线，面向全社会和高校学生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这些借助于网络和电话热线开展的心理服务针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家庭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疫情期间个人生活等问题，起到了疫情期间民众心理支持的作用。
社会心理服务的中观层面的实践主要体现在社会心态引导，能够进入社会治理层面的活动还不多。根据我们在疫情期间所做的社会心态调查，中观层面的社会心理服务需求很大，一方面是政府决策部门的需求，特别是中央政府和宣传部门；另一方面是社会各界的关心。新冠肺炎疫情这个新的病毒带来一种新的不确定性，从不确定性到风险，从风险到危险是一个渐进的认识过程。人们在不确定下更希望了解别人的行为和想法，特别是多数人的行为和想法，来修正自己和确认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普通人也会关注社会心态。
笔者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这些年的核心课题就是社会心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内最大的智库，我们平时的工作除了学术的关注外，更关注社会问题，所做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政策建议、咨询报告导向。这次疫情初期我们就开始关注疫情下社会心态会如何反应，会如何变化。
1月24日，我们课题组开始进行疫情下社会心态的在线调查，下午4点40点多上线，除夕夜就收回来1.1万份问卷，疫情下民众表达的热情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民众的需求，即表达自己态度和情绪的需求。疫情期间我们的社会心态调查是持续进行的，没有间断过，计划在疫情结束后还得持续一段时间，具体持续时间根据社会心态的变化来决定。1月27日，课题组通过“社会心态”公众号发布了首个研究报告，对1月24—25日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报告。报告发布后反响强烈，短短几个小时的阅读量就达到了4万多，也有一些媒体和公号纷纷要求转发，一天之内的阅读量初步估计是几十万。2月8日，笔者在中央电视总台的直播平台“央视频”做了“疫情下的社会心态分析”的讲座，一个小时的听众达到了1.6万人，说明人们除了关注个人心理外也关注社会心态。疫情下社会心态的系列报告引起了政府许多部门和媒体的关注，带动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相关调查。一些团队参照我们的调查在疫区、在各自所在地进行了针对性调查，如黑龙江省、青海省等。
除了发布公开报告外，这段时间我们根据社会心态调查撰写了大量政策建议报告，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了快捷的一手信息。报告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于疫情下民众在风险认知、信息公开和信息需求、民众信任、民众对政府疫情防控的满意度、疫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分析，提出政府决策和社会心态引导的建议。调查发现了疫情初期民众对风险认知的不足和对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的不满，政府应急响应中的不足，并做了及时的报告，这些相关的社会心态指标当政府的防控行动加强后很快出现了好转。课题组根据疫情不同时段的工作重心来调整社会心态调查内容，采用动态社会心态监测的方法，及时捕捉社会心态特点和变化，以及一些热点事件所带来的负向社会情绪的表现，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指出社会心态的预警意义，并尝试提出引导社会心态朝向更有利于疫情防控的方向的政策建议。2月7日，课题组根据疫情社会心态调查分析撰文《信息、信任、信心：疫情防控下社会心态的核心影响因素》发表在《光明日报》理论版，这篇文章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信息公开会增加对政府的信任，并进而提升对政府工作的信心，文章被各主流媒体转载，包括学习强国App。除了这个调查外我们还和其他机构合作进行了农民工疫情期间生活和复工意愿的调查，为中央提供农民工复工意愿的数据，也反映了复工中遇到的问题。
当然，中观层面仅有我们这样的社会实践是不够的，因为疫情期间的社会治理涉及方方面面，应该有更多的心理学工作者从各自擅长的专业领域入手参与疫情防控的实践。比如，从管理学角度为政府疫情提供风险决策和组织管理等支持，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对谣言传播和疫情应急信息传播问题给予支持，从社区心理学角度对社区管理、社会服务和社会互助等方面给予支持，等等。但目前来看，疫情期间心理学界的声音还远远不够，心理学家的声音还太学术、太教条，与政府和民众的需求有很大差距，心理学界还摆脱不了“研究”式的参与，关注社会问题不够，缺乏真正的实践，还无法进入社会治理的层面。
宏观层面的社会心理服务是实现幸福社会，但这是一种目标导向。针对这样一次特大疫情，宏观的社会心理服务应该致力于社会制度的改善，具体就是参与到对未来如何能够更好地预防公共卫生事件，更好地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工作中。
笔者也尝试从社会心态调查的结果来分析这次疫情应急响应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从制度上进行改善。在风险社会下，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各种新的风险和灾难。虽然2003年发生的SARS事件给予了我们一些警示，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应对依然出现很多问题，很多SARS期间的教训没有认真吸取。心理学如何在这样宏观层面发挥作用？
最近，世界各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这些策略有的是对流行病学的不同理解，也有从各自政治、文化的考量，还有就是风险决策的策略，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风险研究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心理学意味很浓的命题——“多安全才算安全”，心理学在风险决策中理应大有作为。
此外，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多理论和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可以为风险的应对、为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提供有力的支持。但这需要心理学工作者有强烈的社会心理服务意识，有敏锐的问题意识，有深切的社会关怀。比如，布郎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是心理学家熟悉的发展心理学理论，布朗芬布伦纳的模型中将人生活于其中并与之相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称为行为系统，该系统分为 五个层次，由小到大分别是：微观系统（microsystem）、中观系统（mesosystem）、外层系统（exosystem）、宏观系统（macrosystem）和时序系统（chronosystem），这五个系统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有学者把这样一个个体发展的模型用在了分析危机中个体所处的环境，提出了灾难等危机中的生态系统模型，系统分析灾难中从个体家庭、地方媒体、口口相传、地方电话、警察、当地心理健康机构、教堂邻里、地方政府、国家媒体、国家专业组织、国际专业组织等在应急响应中的位置和作用。一个关注个体发展的微观理论就成为关注社会制度的宏观理论，这正是心理学家应该具备的宏观社会心理服务思维。
注：本文为王俊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心理服务:社会治理的心理学路径”(项目编号：16ZDA23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