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专题研习 |王朔：在寻求“人文精神”与“躲避崇高”之间
2018年文研青年推出的“百年新诗”专题研习活动与同学们一起梳理了新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诗人及其作品，既为考研的复习点明了重点，也以专题研讨的形式更加深入了探讨了一系列问题，因此收到了一致好评。2020年新上线的“古代戏曲及小说”专题研习活动也在文研青年会员群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与此同时，文研青年将陆续在公众号上推出现当代文学中的小说专题研习，以供大家复习、参考。
作为专题研习的一部分，本篇推文关注的是引发人文精神讨论的王朔。
在 20世纪 90年代初,在市场的刺激和推动下，中国知识界也在社会转型的风头浪尖上，爆发了一次全国性的大讨论 ——— “人文精神 ”大讨论。
1993年第6 期 《上海文学》首先提出了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随后，《读书》《东方》《光明日报》《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文艺报》等许多报刊也都参与了讨论。这讨论主要持续了三年的讨论。
作为人文精神讨论的主要提倡者，王晓明把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崇尚金钱、讲究利益、道德失范等社会问题归结于人文精神危机。以他为代表的不少评论者认为，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严重失落，必须拯救与挽留。他们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 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中对当时中国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状况作了分析，其结论是中国社会再也没有核心的肯定性价值文人们都趋向利益，纷纷投向经济实利甚至直接下海。文坛上到处充斥着让人腻味的“商品文学”。他们强调，不仅文学，整个人文精神的领域都呈现出一派衰势。
“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着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
在王晓明等人看来，文学中最具危机的表征就是王朔现象。王朔创作的是就是典型的媚俗文学，他的创作包括他对于文学的一些言论就是在无所顾忌地祛魅。然而，在王蒙等人看来，正因为王朔的创作“亵渎神圣”，所以才能够撕破“伪崇高”的假面而具有一种格外真实的力量。
显然，”王朔现象”作为转型期社会复杂化的表征，他的创作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把握八九十年代诸多重要命题譬如市场经济、大众文化、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等问题的切入口。
王朔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前期，他主要创作了一些言情、侦探题材的小说，代表作有《空中小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80年代后期，王朔以“顽主”系列作品引发众多关注，其中代表作有《顽主》、《玩的就是心跳》等。进入90年代，在《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等作品外，王朔将主要精力转移到了纯粹商业性的影视剧创作中。
顽主形象
在王朔的小说中，顽主与知识分子是对立起来的。作为主人公的顽主们是玩世不恭，行为叛逆的一代，传统社会规范在他们嘻嘻哈哈的闹剧中分崩离析。而知识分子在整体上被赋予了一种消极意义和贬义色彩，突出了他们怯懦、虚伪、委琐、庸俗的一面。
王朔通过塑造顽主形象，其重要意义在于展示了当面对现代性的矛盾，顽主们抛弃了承担巨大内在痛苦、自我超越与克服的强者路径，选择另一条更容易被接受与实施的生存方式。
面对禁锢的世俗道德以及僵化而虚伪的传统秩序，顽主们一概采取了疏离的态度。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吊儿郎当、不务正业、调侃一切、游戏生活，追求自由和享乐。他们“逃离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藩篱，而自然规避了在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崇高”，在生活中追求最大限度的自由，成为一个完完全全自由的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顽主”们称得上是一个时代的英雄，因为他们勇敢地破除了传统道德的对人的禁锢，能够称得上是一个个的“真人”。相对于受传统和世俗的约束而过着无聊乏味、循规蹈矩的生活普通市民而言，这些顽主们是如此的自由和潇洒：“他们活得那样舒展，那样痛快，那样有滋有味。他们的吃喝拉撒，他们的男欢女爱，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侃搓骗混，一切都显得那样真切，完全由着性子来……”。
他们没有任何牵绊，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活得实实在在，是一种真正被解放了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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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之相反的知识分子，则显现出了虚伪性、伪善性。王朔对以他们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采取了一种揶揄的批判态度，对社会价值体系提出了严厉的挑战。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代圣人立言、好为人师的心态。传统的士阶层可以占据着知识制高点和道德话语权，骨子里就膨胀着的“为帝王师”的心态。文革之后，知识分子试探着重返知识话语的高地，要么怀着“一朝被蛇咬”的心态唯唯诺诺地依附于政治，装腔作势地根据“上面”的安排教育民众；要么自视为立于愚昧民众之上的一员，肩负着唤醒民众、带领民众走出精神愚昧的重任。总之，都是站在大众之外，以一种高于大众的眼光来教育大众。王朔则这样嘲笑知识分子这种好为人师的做派：“以天下为己任，干预社会，哭着喊着给大伙指道，专门攒出一个词管自己叫’知识分子’。”
在这样的观念下，王朔在小说颠倒了拯救者与被拯救者、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身份，他对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文化精英的虚伪性进行了无情的调侃和嘲讽。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顽主们无一例外都过着自在放纵的享乐生活，在对自由的过度追求中，他们得到了暂时的欢乐和刺激，却同时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他们无一例外地陷入到了对无限自由和享乐的追求当中无法自拔，最后变成一个完全没有存在感的空壳。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去寻找一个更为符合人性理智的反抗方式，而只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思维和一种极端的方式去否定世俗道德，否定传统秩序，但却没有在否定世俗和传统的同时并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秩序作为指向，他们的反抗也只不过是策略性的，他们不过是想在玩世不恭中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从而弥补自己在理想上的失落；同时他们否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感情，否定一切存在的意义和归宿，却没有肯定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一种事物的意义，却同时也导致最终也否定了自己作为一个人存在的意义，在消解了重压的同时，又把自己的存在变得轻飘飘而毫无意义。就像《玩的就是心跳》中说到的那样，“你那么慌，因为你突然不了解自己，少了一块东西，你拼不出自己的形象了。”
他们在经历了那些声色犬马、得过且过的生活之后，已经无法确定自己过去的存在，不能再认出自己到底是谁。找不到一个精神指向，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最终陷入到了无所寄托的无聊、颓废的虚无主义之中。于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在堕落反叛之后走向了悔恨，《橡皮人》中的“我”在醉生梦死之后变成了橡皮做的人，《顽主》系列中的“顽主们”在胡吹乱侃中走向了空虚，《玩的就是心跳》中的方言在游戏人生之后再也无法认清自己。
对这一精神状况以及其背后暗示的可能出现的精神废墟的展示，显然能够给人以警示。顽主们从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时代，在不同时代语境转换之间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困惑和茫然。他们已不能够和上代人一样生活在信仰的时代里，并把信仰作为奋斗和生活的动力。在中国被卷入市场化、现代化之后展示的＂断裂”时期的文化氛围之下，他们承受着无法认真的漂泊与无家可归的焦灼，用玩世不恭来亵渎神圣，用调侃崇高来躲避崇高，用游戏的快乐化解生存的无聊。这是王朔提供的一种方式，但他同时也提供了对这种方式的反思余地。
独特的语言
王朔的小说最重要的艺术趣味就表现在他的语言风格的独特性上。王朔作品语汇驳杂，他善用多种语言手段，对人、事、物作穷形尽相的描绘，体现出繁丰的语言表现风格。其语言既有北京地区性的特征，又打上了王朔这代人经历的历史和政治经验的印记，特别是王朔的个人印记，即那种所谓的北京大院生活所培养起来的语言方式。
概括而言，王朔的语言特征包括了北京味尤其是北京青少年的语言色彩、反映社会转型的新的口语以及对政治或文革语言的反讽运用。此外，幽默也是王朔作品中一种非常突出的语言表现风格，他经常使用形象化和语言形式与语境的悖反来达到幽默的表达效果。作品中不少地方有意突破语言常规，使用与场合等语境不相适应的语言形式，给人以幽默调侃之感。
90年代以后，王朔参与策划和编写了多部电视剧或电影，都获得相当高的收视率，大受观众欢迎，究其原因，与王朔作品中生动活泼的人物语言不无辜啊。
9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颇有冷清之意，80年代如火如荼的思想冲突已经偃旗息鼓，90年代初在文化上是一个茫然的间歇期。这时王朔的出场就显得异常醒目，他几乎是填补了历史空场，与因为背景的空旷，他的行为反倒有一种奇怪的放任和无所顾忌。
确实，王朔一直都是一个多面体的文化现象，他的反抗性与他的调和性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变革者、先锋派、痞子、获利者……这些角色在他身上完美统一，使他在90年代初中国异常复杂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得以生存下来。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及话语表达的需要，看到的是王朔的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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