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三江源地区人熊冲突的增加？关于驱动因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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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三江源地区人与藏棕熊之间的冲突事件急剧增加，严重影响到原住民对棕熊及其他野生动物的容忍度和保护积极性。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李迪强研究团队基于前期研究基础，拟提出了6种导致三江源地区人熊冲突发生率增加的潜在驱动因素，并于2017-19年在三江源地区治多县进行了实地研究。通过半结构访谈、棕熊自然食源评估以及基于宏基因组测序的棕熊食性分析等方法对拟提出的潜在驱动因素进行验证。
结果表明，人熊冲突升级与当地牧民定居方式、生活习性、棕熊觅食行为改变以及棕熊数量恢复有关。尽管有91.4%的受访者不再将食物储存于无人照看的定居点（冬窝子）内，但由于没能妥善处理定居点周边的家畜尸体和生活垃圾，棕熊在夏季仍频繁前往定居点附近觅食。在对棕熊食性和食源分析中发现，旱獭是棕熊的主要自然食物来源，然而旱獭种群密度对棕熊取食人类食物并无显著影响，表明棕熊捕食家畜或入室破坏可能并非是由自然食源短缺造成。
人兽冲突的背景
当人类活动的范围与野生动物重叠时，双方就可能发生冲突。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缩减、天然食物减少以及种间竞争变大。为了生存，野生动物会本能地寻求所有可用的食物资源，包括与人类相关的食物，从而导致野生动物与人类发生“冲突”。这类冲突对人类及其财产、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对人类而言，野生动物伤人、捕食家畜、损害庄稼、传播疾病等严重影响了人类生活生产，而冲突对野生动物也造成了负面影响——降低了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积极性。当野生动物受到法律保护时，人兽冲突变得更具争议。由于受文化、生活习俗以及野生动物身体部位的特殊文化和经济价值等因素的影响，冲突缓解变得极为复杂。
在全球范围内，人类与熊科动物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像与猫科和犬科动物之间的冲突那么受到关注。由于近年来人熊冲突发生的频率和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全球范围内均呈上升趋势，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及财产和生物多样性，使得人熊冲突问题逐渐引起全球的关注。由于不同熊科动物地理分布不同，人熊冲突原因也各有所异。经不同学者的研究总结发现，人熊冲突加剧的主要原因与人类活动范围扩大、种群数量增加、栖息地质量下降、自然食源季节性短缺、人类食物来源易获得性以及公众对熊的容忍度下降有关。
青藏高原上的棕熊
西藏棕熊(U.a.pruinosus)隶属食肉目熊科熊属，是生活在中亚高海拔地区与人类生活区贴近的一种稀有棕熊亚种，种群数量估计在5-6千之间。作为这片区域中的伞护种（Umbrella species），西藏棕熊对维持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发挥着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实施，以及禁枪政策的全面实施，青藏高原地区的棕熊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然而近年来，人熊冲突在青藏高原不断加剧，导致当地牧民对棕熊的容忍度降低，严重影响到当地社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热情。
青海省各地区人兽冲突上报案件空间分布图
(图片：代云川,2020)
三江源地区的人熊冲突主要类型是棕熊入室破坏，财产损失类型主要为门、窗、家具和日常用品。在三江源地区的治多县，约88.5%的受访牧民在2018年遭遇了棕熊入室破坏。2014-2017年期间，青海省总定损由食肉动物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案件7494起，其中约57%的案件来自治多县，在支付的补偿费用中约42%来自棕熊造成的损失案件。当地的牧民已采取多种防范措施缓解人熊冲突，如铁丝网、电围栏、狐灯（Foxlights）、地窖等方式。但由于人们对人熊冲突的驱动因素尚不清楚，因此缓解措施收效甚微。
驱动因素假设
研究区位于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该县位于三江源地区的西部。该县下辖五乡一镇，其中索加乡和扎河乡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内。研究团队在2017-19年期间访谈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和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管委会和治多县五乡一镇分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同时在索加乡乡政府召开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巡护员座谈会，主要探讨内容包括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牧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近10年来棕熊数量及其可利用食物资源的变化以及近10年来草场质量的变化等。基于关键人物访谈和实地调研，研究拟提出了导致人熊冲突增加的6个潜在驱动因素：
牧民定居方式的改变：定居点修建后牧民生产和生活区域相对固定， 房屋周边的生活垃圾和家畜尸体对棕熊具有吸引作用， 增加了棕熊前往牧民生活区域觅食的频率；
牧民食物储存方式的改变：定居点修建后牧民生产和生活区域相对固定， 牧民将食物储藏在屋内棕熊学会利用， 增加了棕熊前往牧民生活区域觅食的频率；
放牧方式的改变：传统放牧方式逐渐变为半传统放牧方式，导致家畜看守力度削弱；
畜种结构的调整：相比体型较大的牦牛而言，棕熊更倾向于捕食体型较小的绵羊或山羊，减少羊群数量可能会降低棕熊捕食家畜的成功率，刺激棕熊寻找其他可替代性食物；
棕熊种群数量的增加：严格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执行后棕熊种群数量逐渐恢复；
棕熊可利用的食物资源减少：旱獭、鼠兔以及岩羊是棕熊的主要天然食物，灭鼠导致旱獭和鼠兔种群数量减少，过度放牧导致岩羊种群数量减少。
研究方法
研究团队通过对治多县棕熊活动频繁的20个牧委会的312户牧民进行入户访谈。访谈内容涉及定居点的使用季节、每年居住时长，食物储存方式，转场月份，放牧方式，畜种结构变化，历年遇到棕熊的频次，近十年棕熊种群数量变化，历年草场质量变化，啮齿类动物数量变化，灭鼠效果，以及人熊冲突认知等内容。
对旱獭种群密度的调查，在2019年7-8月采用样线法，对治多县五乡一镇的旱獭种群密度进行调查，样线宽度设为100m、单条样线长度设为1-5km，样线的长度和方向根据研究区地形和典型生境类型进行调整，所有样线均在海拔4000-4500m之间的高寒草甸上进行。由于旱獭出入洞的时间通常依太阳而定，因此样线调查选取晴朗天气，在上午7点至下午7点期间进行。调查人员沿样线匀速前进，用测距仪记录旱獭距观测点的垂直距离。为了降低因调查人员的差异而造成的结果偏差，所有样线均由2名人员对样线宽度内的目标物种进行观察和计数。随后使用Distance软件计算旱獭种群密度。
旱獭种群密度调查的样线轨迹以及棕熊粪便采样点
图片：代云川,2020
2019年7-8月同期，研究团队在治多县境内沿样线收集食肉动物的粪便样品48份。对这些样品进行DNA提取及宏基因组（Metagenome）测序分析，剔除非棕熊和DNA质检不合格的样品，最终保留了来自不同棕熊个体的21份有效样品进行食性分析。
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1、牧民生活习惯的变化
自上世纪80年代起，青海省了防灾减灾、提高牧民的生活水平和人畜的生存条件，在全省各州推广“四配套”（牧民定居、牲畜暖棚、人工种草、围栏草场）的基础建设。定居点建立后，牧民基本结束了传统的游牧生活。对转场的牧民来说，每年居住在定居点内的季节为秋末、冬季以及春初，开春后在4月前后转至夏季草场。仅11.2%的受访者（房屋质量好且家畜数量少）不转场，全年生活在定居点内。
上世纪 90 年代前，牧民携带所有生活物资进行转场，定居点建立后牧民转场时则习惯将牛肉干、面粉、白糖、色拉油以及家畜饲料等过冬给养储存于定居点内。虽然当前大部分牧民不在无人照看的定居点内储存食物，但也有少数牧民仍将部分食物储存于定居点内，尤其是大袋的粮食和家畜饲料。
治多县棕熊入室破坏相关因素大事年表
（“开始”、“全面发生”指人熊冲突情况）
图片：代云川,2020
定居点建立后，牧民放牧方式逐渐改变，高达 89.1%的受访者倾向于半传统放牧，家里固定放牧人数通常只有1人。当地牧民在过去10年里畜群、畜种结构调整较大，高达71.8%的受访者持有牦牛的数量有所增加，其原因是“四配套”后牦牛生存条件变好，放牧范围较为固定；自从有了草场围栏，牛群更容易大规模集群养殖和管理。高达78.2%的受访者已放弃养羊，其原因是养羊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且羊更容易被野生动物捕食。
2、棕熊种群数量的变化
通过半结构访谈得到的结果，69.5%的受访者表示棕熊种群数量在过去10年内增长。这部分群体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是：棕熊入室破坏事件次数的增多（58.5%），放牧时发现棕熊的痕迹频率增多（30.4%）；棕熊捕食家畜事件频率增多（11.1%）。同时，研究团队以受访者历年见到棕熊的次数为依据评估种群数量，发现最近5年，高达69.5%的受访者每年见到棕熊的次数达3-4次，21.9%的受访者每年见到棕熊的次数甚至高于4次。而在10年前，65.6%的受访者每年见到棕熊的次数仅为0-2次。
3、棕熊自然食物的变化
通过样线法研究，对旱獭密度进行调查和分析表明，在治多县的各乡镇旱獭种群密度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其中，索加乡旱獭种群密度最高，其次为多彩乡、扎河乡、治渠乡、立新乡及加吉博洛镇。此外通过访谈得出的结果，46.5%的受访者表示旱獭种群数量在过去10年有所增加；大部分受访者难以判断鼠兔种群数量的变化，但25%的受访者认为鼠兔的数量有所增加，虽然附近草场有过灭鼠，但鼠兔种群数量恢复较快。高达74.7%的受访者表示岩羊的种群数量明显增加，当地有牧民抱怨，岩羊及其他有蹄类动物种群数量的增加，导致家畜利用草地资源的竞争变大。
通过访谈得到的棕熊主要自然食物变化情况
图片：代云川,2020
4、棕熊的食物结构
研究团队通过对棕熊粪便样本的基因组测序进行分析，发现棕熊粪便中丰度前20的物种，显示棕熊食性较杂。取食各种野生动物、植物、家畜以及牧民定居点内的食物，其中包括 8 种野生动物（旱獭、岩羊、鼠兔、盘羊、藏羚羊、高原兔、蜜蜂、藏野驴）、5种野生植物（蒙古韭、珠芽蓼、五脉绿绒蒿、欧荨麻、黄粉牛肝菌）、4种家畜（牦牛、绵羊、山羊、狗）以及3种粮食（青稞、大豆、小麦）。单个物种的最大丰度值排在首位的是旱獭，其次为绵羊、牦牛等。且出现的频次占比最大的为野生动物（51.1%），其次为家畜（21.1%）、植物（20%）、牧民定居点内的食物（7.8%）。
基因组测序棕熊的食性分析
最大丰度值由高到底排序
图片：代云川,2020
此外，21个有效的棕熊粪便样本中表明，有17个样本含有与人类相关的食物。通过回归分析，到定居点距离和到石山距离为棕熊取食人类食物的关键影响因素。说明棕熊倾向于前往距石山较近的定居点附近寻找人类食物。
对人熊冲突驱动因素的讨论
三江源地区人熊冲突的典型类型为入室破坏，与北美和欧洲地区的人熊冲突存在一定差异。在北美和欧洲地区，棕熊入室破坏事件相对较少，其原因是这些地区的保护地内基本无居民房屋；其次，保护地周边的居民房屋常年有人居住，棕熊很少入侵有人看守的房屋；第三，部分国家允许公民个人合法持有枪支，枪支的合法使用对棕熊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三江源地区人熊冲突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冲突加剧与牧民生活方式改变、棕熊觅食行为变化和严格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实施后棕熊数量恢复等因素有关，其他类似研究还将冲突归因于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人口和家畜数量增加、野生动物自然栖息地质量下降、野生动物自然食源减少以及旅游业的持续发展等。
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属于人和野生动物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当一方退出时另一方则会进入，符合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逻辑关系。野生动物管理机构和野生动物保护政策的核心是加强野生动物保护，但却似乎忽略了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增加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严格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有助于恢复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和提升野生动物栖息地质量，但同时也增加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
长期以来， 野生动物和人类在生态系统中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共生、共存关系，在生态系统治理体系中二者应该同时纳入到管理范畴之内。野生动物管理机构不仅应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 还应关注野生动物致害所带来的后果。
编译文献：
Dai Y, Hacker C E, Cao Y, et al. Implementing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study the causes of human-bear (Ursus arctos pruinosus) conflicts in the Sanjiangyuan region, China[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1, 772: 145012.
参考文献：
代云川. 三江源地区人熊冲突特征、风险以及驱动因素研究. 北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20.
Dai, Y., Hacker, C. E., Zhang, Y., Li, Y., Li, J., Xue, Y., & Li, D. (2020). Conflicts of human with the Tibetan brown bear (Ursus arctos pruinosus) in the Sanjiangyuan region, China.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22, e01039.
Dai, Y., Hacker, C. E., Zhang, Y., Li, W., Li, J., Zhang, Y., ... & Li, D. (2019). Identifying the risk regions of house break‐ins caused by Tibetan brown bears (Ursus arctos pruinosus) in the Sanjiangyuan region, China. Ecology and Evolution, 9(24), 13979-13990.
Dai, Y., Xue, Y., Hacker, C. E., Zhang, Y., Zhang, Y., Liu, F., & Li, D. (2020). Human-carnivore conflicts and mitigation options in Qinghai province, China. Journal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53, 125776.
特别致谢：重庆社会科学院生态与环境资源研究所代云川博士对本文内容的编译支持。
作者：代云川
编辑/审核：郭郭
排版：糖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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