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所 | 明克勒：政治神话，德国历史的动力还是阻力？

Original 明克勒碎金书坊 2023-05-18

编|译|所

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

但当政治不再是日常的行政事务，而必须进行重大改革或开辟新时代的时候，神话故事就具有了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特别是神话会让人坚信，他们一定能战胜困难，不辱使命，因为曾经在“那个时候”就有成功的先例。德国缺乏政治神话是要付出代价的。缺乏神话故事的烘托和渲染，就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激发他们的斗志，不仅政治改革无法顺利进行并获得圆满的结局，相反还会出人意料地导致结构性的保守主义。但是，正如德国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早期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政治神话的泛滥也同样是要付出代价的。

政治神话，德国历史的动力还是阻力？

与其欧洲邻国或与美国相比，联邦德国是一个缺乏神话的国家，至少缺乏政治建国神话和有关价值取向的神话。法国人冲击巴士底狱，发动了一场大革命，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政治取向；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在战争中践行了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谱写了殖民地人民不畏强敌，顽强争取独立的历史篇章，并激励其后人不断地战胜困难和赢得挑战；英国人拥有对辉煌帝国时代的持久记忆，这个时代把“秩序和文明”带给了全世界，而英格兰精英们也从中获得了自信；波兰人保存了民族衰亡、重振河山，以及英勇抵抗直至最终胜利的历史记忆，这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上面这些例子包括了民族的胜利崇拜，也包括引以自豪的牺牲故事，还包括了在政治和技术上的引领要求，它们都表明政治神话发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但在德国却找不到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东西，唯有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两次政治、军事失败，以及对纳粹恐怖罪行的记忆，先是让德国人因羞耻而沉默，然后是历史学家们果断地对这些历史做出了评价。德国的历史记忆同样也可以促进民族性的形成，只不过它们普遍带有负面色彩，起不到振奋人心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处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其他国家都不用担负类似的记忆，更无须背负如此沉重的道德十字架，日本没有，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没有，意大利更没有。虽然德国人这样做了，但由于记忆的内容，他们无法获得自豪感。通过深刻反省得到的政治自我认识，是无法充满自豪地拿出来与他人分享交流的。

当然，人们也可以把这种缺陷看成是优势：在德国，人们终于可以摆脱神话带来的误解和迷惑，既不受神话故事的诱导，也卸去了被迫重演历史的负担，可以单纯地用利益权衡和理性推理来从事政治事务。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揭示这一点正是本书目的所在。“从神话到理性”，中间没有一条笔直的道路，在政治上就更没有了。另外，如果更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马克斯·韦伯做出的祛魅诊断未免太过忧伤了，无法将其视作迈向更加理性和更加美好世界的进军号角。

战后满目疮痍的德累斯顿

事实上，“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并非完全没有了神话，只不过这些神话不再牵扯政治，而是关系到个人的富裕生活及其具体象征。一方面，民主德国试图用建国神话来改写德国的历史，用人民起义和革命纲领取代战争与战斗；另一方面，联邦德国放弃了制造官方的建国神话，满足于做一个特别缺乏象征的国家。后者一开始的临时性特征很容易让人们抱有这种心态。因此，对神话叙述和象征性表达的需要，就从政治和国家的层面转移到了市场和消费层面。大众汽车变成了使联邦德国人具有归属感的标志，梅赛德斯则是事业兴旺发达的象征，是成功的证明。夸张地讲，梅赛德斯的星形标记甚至取代了战争年代的铁十字勋章。甲壳虫和高尔夫汽车主宰了市场，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的特性，而梅赛德斯汽车表明，德国人的成就也重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认可。雅尼斯·约普林在歌中唱道：“啊，主啊，你不想给我买一辆梅赛德斯·奔驰牌轿车吗。”当战舰和装甲部队都已成为过去，没有什么比斯图加特的汽车更加鲜明地代表了德国人对世界声誉的渴望。遗憾的是，后来接手企业董事会的于尔根·施仁普没有明白这一点，他草率地放弃了梅赛德斯·奔驰的名称及其象征意义，而使用了戴姆勒克莱斯勒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失误，最后耗费了数十亿的资金才弥补修正过来。如若他对神话及其影响力略知一二，根本不会让这个康采恩的总部如此破费。神话是富有象征意义的精神资本的积累，只要小心呵护，就可以受益匪浅。不过这个象征性的精神财富也会很快消失。

就像施仁普低估了名称及其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的重要性一样，许多政治家也常常轻视神话的重要作用。但当政治不再是日常的行政事务，而必须进行重大改革或开辟新时代的时候，神话故事就具有了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特别是神话会让人坚信，他们一定能战胜困难，不辱使命，因为曾经在“那个时候”就有成功的先例。神话给人指明方向，增添信心，因此是政治的认知和情感资源。施罗德第二届内阁提出的所谓２０１０议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缺乏神话故事的宣传和象征的渲染，即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改革也未获得足够的支持。人们也试图改变这一状况，用技术象征手法把各个改革措施包装起来。例如，为哈茨改革编上序号，或者把改革的目标年读成“二十-一十”。但是，这些象征的说法非但没有激发人们的政治想象，反倒带来了负面的感受。大批选民离开社会民主党以及左翼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神话故事和象征的结果，而施罗德的２０１０议程正是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下启动的。所以，德国缺乏政治神话是要付出代价的。缺乏神话故事的烘托和渲染，就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激发他们的斗志，不仅政治改革无法顺利进行并获得圆满的结局，相反还会出人意料地导致结构性的保守主义。

屈夫霍伊泽山上的巴巴罗莎纪念碑

但是，正如德国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早期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现在政治神话的泛滥也同样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超过了波恩和柏林的共和国因敌视神话所付出的代价。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德国在１８世纪末开始寻找自己的民族神话和民族英雄，用来取代世纪中叶已经枯竭的宫廷新斯多葛派英雄神话。各种文学作品和历史人物都被拿了出来，包括《尼伯龙人之歌》、歌德的《浮士德》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还包括切鲁斯科人的首领赫尔曼／阿米纽斯、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巴巴罗莎和宗教改革家路德，以便从中挑选出合适的建国神话和价值观神话。人们赋予那些有传说的地方、文学作品和历史事件某种意义，由它们引申出更深的含义，如隐藏某些秘密或包涵救世的先兆等。诗人威廉·拉伯曾谈到德国的三座历史名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三座德意志的城堡，它们反映了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它们分别是布罗肯山、屈夫霍伊泽和瓦尔特堡。帝国建立后，开始把风景“纪念碑化”，给某些有神话传说的地方赋予神圣的光芒。托伊托堡森林的阿米纽斯纪念碑、屈夫霍伊泽山上的巴巴罗莎纪念碑、吕德斯海姆的下瓦尔德纪念碑、莱比锡的民族大会战纪念碑，以及之前雷根斯堡附近的瓦尔哈拉神殿和克尔海姆的英烈堂，都是那时出现的，瓦尔特堡也得到了彻底修复，而１６世纪中叶就已停工的科隆大教堂，现在终于建造完成了。格林兄弟不仅收集黑森地区的童话，而且还搜集全德国的传说故事，浪漫派诗人布伦塔诺和阿尼姆在著名的民歌集《男孩的神奇号角》中，发表了大量歌曲和诗歌。人们几乎可以认为，此时开始了后来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对世界施加魔力的进程，直到一个世纪以后，韦伯才宣布了它的结束。

在此要说明一点，绝非每一次施加魔力都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但几乎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少对增强民族特性有所贡献，突显了德国人所谓的不同凡响和卓越超群的品质。从这个意义上，政治神话满足了一种集体性的尊严需求，它不仅简单地区分了民族间的差别，还唤醒了德国人的优越感和统治欲。尤其当两方神话相互对立时，更是如此。例如１９世纪德国与法国神话间的对立，以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神话间的对立。政治神话的力量在于，它们能够动摇对方的自信心。例如，凡尔赛与莱茵河中部的河流及两岸城堡的相互对照，一侧是经人工雕琢浑然一体的宫殿与花园，另一侧是秀丽自然的莱茵风光，它隐藏着深深的秘密，星星点点的建筑物，如修道院、教堂和城堡，偎依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莱茵河的风光特点，不仅是强烈反法的，而且还反对那些模仿法国的德国人。又如，“罗马”被说成是正直、善良的德国人的对立面。更确切地说，凡是德国的东西，就是反“罗马”的东西。再如，法国皇帝拿破仑和切鲁斯科人首领赫尔曼构成了一组对立人物，在神话中他们分别代表着帝国统治和反帝国的抵抗。类似的对立人物或许还包括拿破仑与路易丝王后，前者是法国的恶魔，后者是普鲁士的圣人。通过上述鲜明的对比，可以认清敌人，彰显自我。神话之间的对立斗争，还表现在对历史传统的争夺。例如近代早期有关查理大帝的争论，法国人说他是法国人，德国人说他是德国人，而且双方都振振有词。其他的例子包括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和班贝克的骑马者雕像，据此德国人提出只有自己，而不是法国人，才拥有真正的、地道的哥特艺术。

日耳曼部落在阿米纽斯领导下反抗罗马军队

１９世纪刮起的这股神化风，不仅波及空间，还吹进了时间的范畴，主要表现在人们用各种纪念日和欢庆日来使政治神圣化。宗教的年节不再是唯一具有神性的节日了。现在，每逢重大战役或政治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同样举行庄严的庆典，借此培养感恩之心和激发责任感。政治节日一般都有游行和阅兵等庆祝活动。民主德国就很好地保持和发扬了这一传统。而在联邦德国，仅限于在非公开场合发表一些节日讲话，前后还都伴有音乐演出。联邦德国放弃了阅兵式和游行，简化了政治活动的仪式，且迁都柏林之后继续如此为之。其摒弃政治节日的神圣化因素，与它缺乏建国神话是相一致的。因此“德国统一日”对于德国各地的流动艺人来说，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共和国的宪法文化。

从原则上讲，把日常政治神圣化会导致停滞与僵化。从表面看，这与上文的观点相矛盾。前文曾提出，政治神话能够帮助深化改革，而缺乏政治神话会促成结构性的保守主义。因为政治神话是通过三方面来发挥作用的，即：叙述上的改变、具象化的加工和仪式活动，所以它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支持变革，相反也会变成一股固执保守的力量。叙述上的变化指，神话不仅仅被传承，而且还被续编或改编，从中涌现出各种新说法，主要是为了进行政治上的某种解释，为政治团体开启新方向做好铺垫。这一点在巴巴罗莎神话和尼伯龙人神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具象化的加工指不仅要通过绘画，而且还包括雕塑创作，把神话表现出来。就过去已完成的具象化加工而言，它们可以不受各种变化的影响，比叙述表现出更强大的固执力。因此，可以这样假定，叙述促进了变化，而直观表现神话的图画和纪念碑，以及因神话而设的节日，主要具有守成的特征。这一点并不难于理解，因为叙述的东西是最容易改变的，经常会走样，反之，具象化和仪式化所带有的神圣性，会阻止人们随意篡改人物、事件和报道，并把各种变化斥为异端邪说。与此相对照的是，放弃政治的神圣化会带来更大的灵活性，能够彻底探究神话所未能预见的各种可能性和前景。而把政治神圣化，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去神圣化的痛楚，就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民主德国一些城市所遭遇的那样，纪念碑被拆除，街道被重新命名。

本文摘自《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出版）。本章作者，伊恩·汉普谢尔-蒙克（Iain Hampsher-Monk），埃克赛特大学政治理论教授。

《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

作者：[德]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

译者：李维、范鸿

开本：32开

装帧：精装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在德国历史中，神话总是与政治密切相关，如“红胡子”弗里德里希大帝会再度降临的传说、民族史诗《尼伯龙人之歌》、浮士德与魔鬼订约的故事、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轶事……由它们所衍生的神话在各个时期被用来解释不同的现实。“二战”之后，分裂的德国对于政治神话的解读又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本书采用宏大的历史分析方法，论述了德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神话，尤其注重考察它的嬗变过程，它如何塑造德国人的民族个性，德国人独具怎样的力量以激励行动，德国的政治悲剧如何与神话联系在一起。本书不仅涉及德国人的历史和心态，还是一部关于现代政治的极富启发性的著作，见解独到，译笔流畅，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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