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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初，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王柯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之邀，开展了一次小型著作研讨会，作为媒体记者，我也去听了王柯先生讲座。

当时他刚刚推出新著《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其时我正同时阅读秦晖先生的《走出帝制》，以及王柯此前的著作《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深觉这些书之间观点勾连，给人带来的启发与疑惑同样巨大迷人。

那时我最想做的选题，便是“何为中国”。当我从王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王明珂《华夏边缘》（台湾）、葛兆光《宅兹中国》阅读到赵汀阳《天下体系》、秦晖《走出帝制》，便陷入这些学术著作难以自拔。

“中华民族”，来自日本的误解

“何为中国”为何重要？

作为华人，如果长期生活在两岸三地的交叉之中，便不可避免遭遇这种关于身份认同的疑问。但王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便是从近代日本，去寻找近代中国。

在那次研讨会的演讲中，王柯开门见山，“那些留学欧美的学者，多数没有成为中国近代国家的设计者，而是留学和流亡日本的革命家、思想家，他们在日本接受了近代国家的思想。”

这也是王柯专著的主要观点。“中华民族”概念的发明者，自然是梁启超等近代著名知识分子，但他们理念的来源，则正是“借鉴了鼓吹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近代日本”。而这一观念，从根本上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对近代国家的误会”。而这一误会，造成了诸多恶果。

最大的恶果至少包括：中日民族主义的敌对状况至今不休，其次则是让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离心离德——而这是在传统的天下中国，不曾长期存在的现象。

孙中山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他曾对国民党有言：

“汉人向来号称是四万万，或者不止此数。用这样多的民众，还不能够真正独立，组织一个汉族的国家，这实在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还没有彻底的大成功！由此可知本党还要在民族主义上做工夫！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在王柯眼中，包括孙中山、汪精卫、梁启超等一大批社会精英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家、革命家，都在同一时期，受到日本的剧烈影响——日本国粹兴起之下的民族主义，是其影响的内核。

梁启超是最早使用“民族主义”一词的思想家，如同他一贯的雄辩文风，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是“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义”，“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

梁启超单纯地理解了民族主义，这也让他单纯地理解了以民族建国的含义所在，以为民族可以任意划分。在梁任公眼中，十九世纪，世界进入了民族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而若一个国家未经过民族主义阶段，则不能成为近代国家。百年前到达日本的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沐浴了日本兴起的国粹之风后，普遍认定民族主义像孕育孩童的胚胎一般，而民族主义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如同孩童变为成人。

让梁启超痛心的，是彼时中国“尤未成为胚胎”，所以抵抗民族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列强，不啻为以卵击石。

梁启超与后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有显著不同，他幻想般地将整个中华视为一个民族——而华夏中国素来包罗了诸多种族——在他的论述中，民族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这不同于后来基于“一个民族形成一个国家”的观念，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一片疆域中是一个民族。不仅如此，他对“汉人立国”的观念表到过尖锐质疑——因为按此观点，中国则必然面临“分疆裂土”的下场。在梁启超眼中，排满不是为了排斥满人本身，而是推翻“恶政府”。

也正因此，梁启超发明了“中华民族”的概念。然而梁启超尽管是民族主义最早的引入者与“中华民族”概念的发明者，但他浪漫美好的观念，显然如同无根之木。

按照王柯的论点，其失败的根源在于，近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若是兴起，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可以承载一个多文化的共同体；一个单一的文化共同体，也可以变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共同体——却不可能一个多文化共同体，直接变成单一的政治共同体。

而传统的中华天下，如果要转变为英美式的近代国家，则必须走政治共同体到文化共同体的道路，这一过程必然漫长，而中国精英在日本的学习，让他们选择了一条相反的道路。

彼时更流行也更实际的观念，是一种“民族建国主义”，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诸多政治家，都鼓吹的是建立“汉民族政权”的“汉人国家”——而梁启超的美好设想，则因为没有足够的凝聚力，没有看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共同体的排他性，因此被视为“此言有类梦呓”。

而无论是梁启超主张的民族主义来立国，还是孙中山等人主张的“民族建国主义”所形成的彻底的汉人国家，都围绕着“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的概念而出现。

王柯对Nation State的翻译历程，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源于他对日本译法的研究——Nation State翻译为“国民国家”时，原本与君主专制（ absolute monarchy ）相对，“国民国家理论的核心，是人民支配国家主权，即主权在民”。在这种意义上，是“民意”，而非君主意志，主宰着国家主权。

然而将其理解为“民族国家”，则主要来自日本思想家的理解与阐释——梁启超没有认识到，民族与民意，事实上没有必然联系。中国的大多数“民族建国主义者”，则更是基于清朝统治的歧视政策认为，不平等的产生与民族高度相关——因为民族不同，所以利益不同，那些多民族的国家，必然不能做到让所有民族都享有同等权利。

激进的观点鼓吹，“一国而容二族，则舍奴隶之外，无以容其一，否则灭之，否则融之化之”。而当时跟随孙中山的汪精卫则公开主张，愿“我族实现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

“所谓的民族建国主义，不过是误解’国民’必须以‘民族’甚至是‘种族’为基础，因而为了打造‘国民’而提倡的一种削足适履的民族主义’”，王柯评论道。

尽管梁启超有更开放的设想，但无论是一族一国，还是五族共和，终究将现代国家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标志，这或许有利有弊，中国从此彻底告别传统的中华天下，进入近代国家体系，但坏处则是民族主义兴起的同时，也让边疆地带迅速分崩离析，东亚也迅速陷入敌对状态。

这一过程中，日本观念的引入当然难辞其咎，然而日本在其中的角色也耐人寻味——在这种不断交流与冲突中，中国成为它的学生，成为它的盟友，也成为它的敌人。

中国精英的国粹主义思想

日本引入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主要学习了迅速崛起的德国——

以三十年战争结束为标志，《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神圣罗马帝国权威扫地，德意志努力建设统一国家，此后，世界进入近代民族国家成型的时代。

1862年普鲁士威廉一世即位，任命俾斯麦为首相。俾斯麦信奉小德意志主义、主张摆脱奥地利以外的德意志各公国。他停止议会，积极扩军，成立以普鲁士为主导的北方德意志联盟，迅速地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

除了英美的民族国家进程以外，民族国家的另一种逻辑是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教训。

本来，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同构自洽，个人权利、理性和民族认同一起构成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然而，有的民族国家在整合的过程中，并非像英美一样经历漫长的自然形成的认同，并且有长时间法治的传统和个人权利的启蒙，而是靠“大东亚共荣主义”（日本），“泛日耳曼主义”（德国）“共产主义”（苏俄）等等迅速整合崛起。

这样的民族主义不仅不能保障人权，相反以这些意识形态形成的民族国家，从现代性三要素（个人权利、理性和民族认同）中，硬生生抽掉了“个人权利”这一现代核心价值，这样的民族主义立即畸变，而服从“理性”的官僚机器则变成“尽忠职守”的食人魔。

这种情况导致的最终结局是，意识形态高于一切，个人变得无足轻重，法律不再是社会组织的基石，民族国家黑社会化，这一切会构成极权主义的本质，爱国主义也就成了极权主义的宣传。对内导致集中营、大屠杀、大清洗，对外导致世界大战，这样的畸变代替了民族自决和保护人权，在20世纪给人类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

王柯在《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一书中，通过对中国学习日本进程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结论。他认为，效仿日本而形成的近代民族国家，不过只走到近代国家的第一步，“与主张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人人平等，强调国民对国家的权利的国民国家之间，具有相当的距离。”

王柯认为德国是欧洲的另类，不同于英法，“西欧重政治，德国重文化”，西欧以地缘为单位，德国以血缘为媒介，因此，nation在西欧接近“国民”，在德国则接近“民族”，英法美从政治共同体走向文化共同体，而德国则反之。

与英法美相比，德国建设近代国家的模式，nation为其手段，而确定国家性质与范围才是其根本目的。德国的独立建国，最终则直接建立在共同语言、宗教、文化和历史渊源等基础上。

日本对德国模式相当青睐，是因为日本改革与德国相当程度类似，且日本也需要迅速崛起，而非漫长养成。明治维新的实质，便是打破封建幕藩体制和身份制，将全国各阶层结合为同质、具有共同归属意识的nation。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学习德国也经历过不同阶段，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个从“国民”到“民族”的阶段，日本的思想家也与德国惊人类似，开始时徘徊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最终抛弃了自由主义，选择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在明治维新初期，民权运动也曾兴起。当明治政府仿效德国模式建设国家，要求国民服从时，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对此批判道，“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明治政府只追求将国民变成“政府的玩偶”。

但这一追求民权的高潮很快退去，“国粹主义”在日本迅速兴起，这一时间的日本，与德国惊人一致，亦即从“独特的文化”层面重构日本民族。

日本思想家通过日本民族的建构，强调日本国民区别于他国的独特历史与文化传统。王柯认为，这一时期的日本，“是一个以共同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构建出来的政治共同体，达到强化日本国民爱国主义精神的目的。所以国粹主义一般又被称为日本主义。”

而究其实质，由国粹主义传播开来的“民族”，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日本国民”，与作为文化血缘共同体的“大和民族”的两相结合。

正是经历这样国粹主义的阶段后，“民族”一词在日语中才得到普及，“大和民族”也变成了日本的象征，日本社会终于完成了“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建构。

这种以国家为根本、以天皇为日本精神象征的国粹主义，深受德国近代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影响，两个同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显然更加惺惺相惜。

而与此同时，当日本国粹主义大肆兴起之时，正好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革命家大举进入日本的时间，两者重叠之下，中国思想家从日本汲取的建设近代国家经验，就变成了王柯所说的“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

梁启超当然不能幸免。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在日本开始博览各类社会科学书籍，“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

他枯腹得酒的最大“成果”，便是创造了“中华民族”；而孙中山、汪精卫等人，又从另一个角度“民族建国主义”，进而强化了民族主义，便如同日本一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此决心建立一个驱除鞑虏的汉人中国。

这个误会对于需要迅速学习建设近代国家的中国思想家来说，不啻为一个巨大陷阱。王柯认为，“直到二战结束之前，日本人完全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功能和共同体完全等同，对国民国家的理解完全落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框架的束缚之中。”

王柯在日本数十年的研究与生活经历让他感到，直到如今，日本对于民族概念的认识仍然极为抽象。因为不似中国的多民族国家性质，日本人天然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国之上。因此“对于生活在这种特殊环境中的大多数日本人来说，以血缘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国民，乃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自然事实”。

而也正是在这种思维逻辑下，日本才产生了日制汉词的“民族”——而中国，则正是不加分辨地吸收学习，于是“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

而若是按照日本对于民族国家的理解逻辑，王柯质疑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如果按照‘文化共同体等于政治共同体’、‘民族等于国家’的逻辑，无数国家只能无休止地分裂下去。”

“登陆日本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家们，甚至没有理解日本之所以在强调 nation为‘国民’后，才强调 nation是‘民族’的原因，便凭藉着对日本的一知半解，囫图吞枣般吸收‘民族’的理论，因为他们只有救中国的热情，而没有深入了解日本的欲望。”

日本浪人对中国革命的帮助

那日与王柯先生在晚饭间，我们再次聊到近代中日关系。

出于长久以来的疑问，我问道，到底是苏俄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还是日本对近代中国影响深？王柯先生并未直接回答，而是问道，“你们觉得孙中山的’中山’两个字，来源为何？”

我和中文大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面面相觑，沉默半晌。他说，“中山来自于日本人的姓氏，这对日本研究中日关系的人来说是常识，但在中国，许多学者却茫然不知。”

我明白王柯用意所在。

除了不加分辨地学习日本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事实上，中国革命家，特别是孙中山等人，在现实中也与许多日本人过从甚密——而其中日本大陆浪人团体“黑龙会”，甚至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摇篮。

他们亲近中国革命党人，并且赞成孙中山等人的“汉人革命”思想，而且觊觎东北满蒙的土地——这实际上是来自日本民族主义的正常逻辑。

因为基于民族主义建国的思想，汉人国家自然不会包括满蒙地带，那么这一地带，日本民族自然可以任意扩张。而这一地带是如此重要，为了抵御苏俄的南下入侵，从而实现“大东亚共荣”，日本对于此地志在必得——这成为日后日本展开侵略的“正当性”理由。

而黑龙会之所以叫黑龙会，并非有什么“黑龙”图腾，而是因为其会社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流淌在满洲和西伯利亚之间的，黑龙江为中心的“经营大陆的大业”。

中国同盟会所以能在1905年7月于日本建成，便由黑龙会引介兴中会（孙中山、汪精卫等）、光复会（章炳麟、蔡元培等）、华兴会（黄兴、宋教仁等）合并筹备而成，而同盟会成立的地点，则在黑龙会灵魂人物内田良平的家中，黑龙会也因此自名“支那革命党的摇篮”。

黑龙会认为，中国革命直接由他们这些“东亚先觉之士”哺育而成。除此以外，“黑龙会”与日本军部关系密切，他们的“大陆经营论”与日本军部主张侵略大陆的势力不谋而合。

一个令人惊异的记录是，内田良平曾说，孙逸仙来到日本为准备革命频频奔走时期，“曾说过只要日本援助革命党，革命成功之际，便为日本让出满洲之类的话”。乐观的大陆浪人认为，“即使做不到像他所说的那样放弃满洲，至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达成协议，将该地区完全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从而排除威胁东亚不安的因素”。

足以看到，日本所谓“东亚不安的因素”，正在于北方的苏俄势力。王柯在这本论著中，并未提及苏俄对整个东亚的威胁，或许是本书重点不在此，但苏俄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我也认为不亚于日本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日本国粹主义兴盛之际，日本人普遍认为，东亚国家只有日本觉醒发展，足以抵抗俄国，而朝鲜和中国都难堪重用，这正是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的背景。

但更进一步的，“大东亚共荣”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被合理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抵御欧洲列强——主要敌人则是苏俄。以至于入侵中国满蒙地带，反而成了日本为消灭“东亚不安的因素”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在秦晖《走出帝制》一书中，同样讨论过孙中山是否说过类似的话，以此探讨孙中山是否“卖国”。秦晖与王柯持类似观点，那便是孙中山只是“嘴上说说”。事实上，孙中山即便说过送与日本的类似承诺，也无非是为了寻求日本支持，以早日推翻清政府的策略。

黑龙会早早开始策划满蒙独立，但孙中山并非真心实意将满蒙送给日本，也因此，孙中山在后期被内田良平等人视为背信弃义。并且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反而被黑龙会所敌视。他们认为“支那的共和政体，将来必然成为实现日支提携的一大障碍”，如果要保持日本对中国的指导地位，则必须将中国的共和政体，改为君主立宪制。

因此，在中国近代革命中，不仅孙中山等人错误地理解了民族国家，日本大陆浪人也从另一个角度误解了中国要建立的现代国家。他们盘算着中国革命的成果，一度将中国革命，看作东北满蒙藏等地区囊括进日本势力范围、乃至成为日本领土的契机。

由于日本的特殊性，导致其在近代国家的建设中，追求了“单一民族国家”。

而苏俄的威胁与东亚的落后，以及其自身的崛起，使其充满了某种“救世”情结——因此当时的日本普遍情绪认为，“指导东亚不受欧洲侵略是日本的天职、日本具有拯救东亚的使命。”这份“使命感”促使日本浪人支持中国革命，也促使日本浪人反对中国革命的成果，更促使其后来对中国的长期侵略。

而和德国的命运一样，这种包裹在“亚洲主义”中的日本国粹主义的优越感，最终将日本引向了毁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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