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者简介：于渊 中环上班男 一个小说学徒

从前一天晚上起，我已经纠结了快一整天，眼看着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一点钟，小说课三点钟开始，再不做决定，就快要来不及了。

我当时在公司食堂吃饭，食不甘味，发怔半天。过一会儿，我发信息给朋友柳柳，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来，你还是帮我录音一下吧。”

过一会儿，那边回复了一个字，“好”。

那语气特别像我以前做记者时的总编，那是个有名的老报人，每次我报选题给他，他总是过了半晌，就传来一个字，好。

我猜柳柳已经对我绝望了，因为阎连科已经在香港科技大学上了四堂课，我无一例外，全都缺席。我错过的课程，包括阎连科教授和刘再复教授的对谈，更包括阎连科讲自己尚未发表的小说，据说那是精彩绝伦的一堂课。面对这种尴尬，我除了承认自己已经被生活锻造成一个懒惰油腻的人以外，还能怎么为自己开脱呢？

当然，我得上班，一定是其中一个最让人心安理得的理由。

去年我就知道阎连科要在春天的科大开小说课了。那时我兴致勃勃地和一个在香港中文大学念社会学研究生的师妹说，我一定每堂课必听，一定在阎连科的面授机宜下，努力写小说……此后我还发了朋友圈，仿佛自己早已是阎连科的旁听弟子，具备了写漂亮小说的能力，自鸣得意起来。要知道，那可是阎连科啊！

如今已经开课一个多月，前一天我那位在中大念书的师妹把课后要读的小说发给我，说，“阎老师让同学们提前回去读这些小说，他课堂上要讲的。以及，我猜你可能也不会来了吧。”

我当时刚刚下班回到家，躺在床上失魂落魄，不想读书，不想看任何一部电影，也不想在键盘上敲下哪怕一个字，只是被她这句话刺痛了，回了她一句，“不知道能不能来，日子过得太油腻了，怎么老在做不喜欢的事情。”

*****

眼下，我还在这破公司食堂吃着饭，琢磨着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给柳柳的那条信息，像是无望的求救，明明她此前发给我的两次课堂录音，我都没听过，还有必要让她继续发录音给我吗？

刚刚过去的四天，我一身正装，狼奔豕突，争吵妥协，读破坏语感的资料，写毫无语感的文件，见和我一样面目模糊的客户，穿过黏糊糊的、胶水一样纠缠不休的人群。有时候我隐隐感到我和对方就是同一个人——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有一天下午，我坐在中环一家咖啡馆里等客户到来，四周的人都和我穿一样的西服，提着一样的公文包，打开一样的电脑。我在这之中如何确认，我真的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为何不是一个NPC呢？比起玩家角色，我和身边的人，都更像是单机游戏里的NPC才对。

那天晚上谈完事情，九点过了，我回到公司。打印好第二天要用的东西后，我说这样不行了，我他妈的得写点儿别的东西，以摆脱这种鱼肉般的NPC状态。办公桌上堆了一堆书，我抽出其中一本，决定写一篇书评。

翻着这本书，我打算引用另外两本我曾有印象的书，这样会显得我旁征博引一些。接着，我又觉得传统的书评写作方式实在是太枯燥了，我想写一个不一样的开头。那我是写一个苏珊·桑塔格式的开头呢，还是写一个哈罗德·布鲁姆式的开头呢？——

你瞧，我就陷入这种对逼格的焦虑之中，明明已经被日常的工作搞得毫无趣味、面目可憎、缺乏自省、内心空空荡荡，却还想在这些可怜的文字形式里，把自己包装得面容姣好一些，我甚至许久都没读过新的文论作家了。

在如何开头上，我就这样纠结到了十点钟，最终我决定搁笔，不写书评了。“今天这个心境不合适”，我告诉自己。我琢磨着，得再花几天功夫，好好重读一下这本书，挑选出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段落，并且把要引用的其他书籍和论文准备好，还有必备的是——

作为一个业余书评人，不管我有没有能力批判一下这本书，我都得想方设法地反对这本书的一些地方，否则跟做这本书的广告有什么区别？我和那些营销号岂不是一模一样？我的独立思考能力何在？……

我就这么安慰自己，我只是想多花些时间做准备——其实明天一早我还得去见新的客户呢，我哪有自由意志去重温这些书。但某些时刻，人就是可以欺骗自己，停止追问和质疑自己，留下一个被堵住的心脏，走向新的生活。

*****

而这个夜里十点钟，我新的“生活”就是打开另外一个文档。

我决定继续另一个困扰我许久的写作。这个文档已经写了六千多字，是一篇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故事，写到现在，我已经不知道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了，总之我已经写了他妈的半年多了。

这个故事我一开始打算倒叙，写到一半时，又觉得倒叙不合适。这种我自认为的不合适，其实毫无理由。最大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对自己能否驾驭这个故事，根本毫无自信。而目下这个版本，是一个双线叙事的结构——

你看，像我这样的人，从来都是没有作品、又大言不惭的鉴赏家，有一点理论知识，平时就对着市面上的作品评头论足的，还没写呢，就开始像评论家一样分析起结构来。然而分析自己乱七八糟的草稿，就像是分析自己毫无波澜、每天为谋生而不断重复的人生一样无聊，但我这样的人，经常都是看不见这一点的。

我继续写了一个多小时，时间已经快到十二点了。这段时间里，我修改了十几个标点，将一些长段落改成了短段落，修改了几段对白——原来的对白，对故事的发展毫无意义，带着廉价的抖机灵，我都不敢相信是我自己写的。认清自己实在是一件过于残酷的事情，而当时居然还无法觉察到。

那晚的成果是，我添加了大约一千字，删掉了大约一千五百字，就这么到了午夜。我突然感到愤怒，无明业火令五内具焚，于是我狠狠地在键盘上敲下了几个字，“武功尽失！”

办公室那时候空无一人，天知道我有多想大声嘶吼、捶打胸脯。但在日常的规训下，我竟然已经失去了在空无一人的写字楼里嚎叫的能力。

一般香港中小企业，办公的写字楼都很小，公司职员恨不得抱在一块工作，但总比家里大许多。而一到夜里，其他同事一走，公司的空间就可以扩大数倍。这是我这些年喜欢深夜待在办公室的原因之一，因为安静又空旷。

而如果这时候，你试图做一点儿与这个忙碌、单一、成功的城市毫不合契的幻想，在电脑上敲人类最古老的代码，凭空制造一个小小世界，一定会有一种慰借。这当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慰借，或许只是浓汤宝兑开水一样、沸腾着廉价香味的慰借。

但我现在连用开水兑浓汤宝的能力都失去了，只好兴味索然地合上电脑，提着公文包坐上了末班地铁。地铁是这个世界上人类最像蚂蚁的地方，也难怪，住在中环半山上的那些人连八达通都不会用。

回到家里，我喝了几杯威士忌，突然想到托马斯·沃尔夫某本小说开篇的那段话，那曾是我立志，觉得自己该为之付出、探索和追问的事业。借着酒意我开始朗诵：

我们之中，有谁了解他的兄弟？

有谁洞察过父亲的内心？

有谁不是被囚禁终身？

又有谁不是作为一个孤独的陌生人，度过一生？

这些动人心魄的问题曾鼓舞人心，现在我则感到羞愧。因为活到这个岁数，我竟然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仍然一无所知。

*****

这种羞愧一如我在公司食堂吃饭的此刻。柳柳发来的那个“好”字，实在是太让我难受了。

她从高一之后就是我的读者，考上香港科技大学之后，还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但现在，她面对的就是一个油腻中年上班男。这让我感到恐怖极了。

我的公司离科大很远，但看了看时间，估摸着还来得及。去他妈的，我丢下碗筷，回到办公室拿起包，就怒气冲冲地跑了，留下了一脸错愕的诸位同事。他妈的不管了，我得拯救我自己，得短暂逃脱这众人的日常监狱，炒鱿鱼就炒鱿鱼吧。

再这么油腻下去，我不如死了算了。

*****

一个多小时后，我一路忐忑地到了教室。

课已经开始了20分钟，黑板上写着第五讲，题目是“人物——一种写作的终极典型”。

前面已经坐满了面孔年轻的学生，我悄悄坐到后排，开始听阎连科讲不同小说里的人物。在座的除了我一个三十岁的人以外，听柳柳说，其余全是大三大四的“学长学姐”，像她这种大一大二的小同学少之又少。我心想，本人真是这堂课的人瑞啊。

阎连科在讲小说里人物的重要性时，举了一个反例，他说，“在世界小说史上，最不塑造人物的作家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一生的生活，似乎都不关心人。再也没有一个作家像博尔赫斯那样，在小说里不关心人的命运、人的存在和人的生存困境。”

“即便是这样，他的所有作品，都有35%以人物命名。”

听到博尔赫斯这个熟悉而遥远的名字时，我开始平静下来，并且试图回忆博尔赫斯以人物命名的小说，一开始想起了《乌尔里卡》，再想到《博闻强记的富内斯》，接着是《死于自己迷宫的……》，却怎么也想不起那个名字来。

然后他讲到一个对我来说殊为陌生的名字，布鲁诺·舒尔茨。

“我们看舒尔茨的小说，往往看得非常辛苦，但他的小说语言，又好到无法想象。他是一个画家，完全可以在大脑里想象，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对比起来，他的故事之难看，人物之单薄……小说里，他的父亲一会变成苍蝇，一会变成老鼠，而全部的小说都发生在这一个家庭，就这三四个人，从始至终却没有一个丰满的人物。”

阎连科接着讲，尽管舒尔茨深受卡夫卡的影响，但“舒尔茨的小说，丝毫不比卡夫卡差。他把这个世界上，人的主观世界中的自然，像油划一样写进了小说里。”

“在他的小说里，他全部是用一个孩子的目光，去面对世界……” 阎连科感慨，“世界上是有天才存在的。”

此前我从未听阎连科的现场讲座，他口音很重，咬字独特，习惯在不寻常的地方合上嘴唇，当他凭记忆复述一篇小说时，我清楚地看到这些小说最初带给他的感动，以至于到如今，他仍然对这些小说家满怀敬意，无论是博尔赫斯和舒尔茨，还是此后他讲的左拉、欧亨利和契诃夫，这显然不是我在做记者时，惯常遇见的大师形象。

阎连科说道，我们现在已经不喜欢欧亨利的小说，因为欧亨利的小说，总是故事大于人物，他的小说没有契诃夫的小说里那种人物的“生命之光”。但阎连科仍然对欧亨利那些精巧的故事赞不绝口，像是在替青年时代的自己表达感激。

讲到“对话”时，他说，“最困难的是人物对话的完成。重要的这两句话、四句话，能否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我不由得想起前两天晚上，修改那个故事删掉的无用对白，感觉就是针对那篇故事的修改意见一般，听得我面红耳赤……

尽管如此，我仍然在那一刻感到幸运和惊喜。

因为这让我回到我的少年时代，在图书馆没日没夜读这些作家全集的那些年。那时我执着于读书的数量，一个作家一定要读完全集。十多年后，我当然知道这只是可笑的幻想，但那时，我以为只要一本接着一本地读下去，似乎读掉那么多，我就可以成为作家了，哪会想到自己终有一日，会被庸常的谋生包裹得无法喘息。

*****

在这种面红耳赤与惊喜不已中，我终于将要收获作为“庸常生活逃狱者”的一份礼物了。

此前我就听柳柳讲，阎连科教授这门课，最后五十分钟，就是请同学们来讲“故事的雏形”，讲自己心中想写却没写成的故事，“这是我最爱的环节了，简直就是当代的十日谈”，她说。

柳柳还给我讲了此前让她印象深刻的一个故事：

一位同学A的妈妈，曾因为怀孕时生病，怕生产致畸，于是堕了胎，后来才再次怀孕有了A。但A从小体弱多病，整天吃药，经常住院。但在一天晚上，妈妈梦见了被堕胎堕掉的那个孩子B，那看上去是一个要来报复A、夺回母亲的孩子。

妈妈从来对这个未出生的孩子都心怀愧疚，看到B的时候满怀欣喜，想要施与母爱，却在了解了B的意图后，在梦里忍痛再次杀死了B。从此，A竟然奇迹般地身体健壮起来，只是母亲却两次杀死了同一个孩子，一次是在身前，一次是在梦里。

据柳柳转述，阎连科那一次“脑洞大开”，给这个故事添加了属于他的生活年代的背景，添加了重男轻女的历史原因，他把那个孩子想象成女孩，又增添了诸多更沉重的情节，让这个母亲，最后居然第三次杀死了孩子。

我一下子来了兴趣，琢磨着是否能把自己停滞半年的故事讲出来，但又在心中迅速地否决了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只是一个局外人，并且年事已高，能旁听已经谢天谢地了，但我难以自抑地激动起来。

我太期待这个环节了，这不仅仅是年轻学生的十日谈，而更是一个小说家现场施展自己想象力的时刻，那种惊奇无异于一个麻瓜在葛莱芬多目睹一次魔法课。

为了鼓励害羞谨慎的同学们，阎连科说，“我们要敢于面对人内心的一些东西。你看纳博科夫，他是那么真实地表达了一个中年男人面对少女的感觉，只有他把那种感觉写了出来。”

在他的鼓励下，陆续有同学开始站起来，讲出自己想写的故事。

不少同学和我一样，是某种意义上的鉴赏家和评论家，一开始便想给自己想写的故事定性，并且加以评论，他们有的想塑造一个典型，有的想表达一种观点，有的则想批判一段现实……

阎连科每次都是耐心听完后，才展开自己的故事，并且不厌其烦地提醒道，“如果我们想写这些简单的观点，其实写一篇散文就够了，小说要表达的，是那些说不清的东西。”

于是年轻同学从羞涩到踊跃，一个个都不肯放过机会，来让阎连科调度自己大脑中的真实与想象，眼瞅着就快下课了。我好几次想举手，讲出困扰我许久、不知如何讲述的故事，但都被年轻人抢了先，直到阎连科说，“最后一次机会了”。

我突然间，鬼使神差地在后排把手举得老高，仰起脖子，像是脖子也在举手一般，不再想失去这个机会。与我不分先后举手的，至少还有其他两个人，但这个礼物，阎连科老师犹豫了不过须臾，就这么给了我。

我尴尬地站起来，说，“很不好意思，我其实已经工作了，是逃班来旁听的。因为可能有这一次，就没下次了，所以我想抓住这个机会。”接着，我就断断续续、磕磕绊绊、非常尴尬地讲了起来。

我不是一个喜欢在众人面前高声发言的人，所以在讲述故事的大部分时候，我的大脑都像被清空一般。我只知道，我讲的就是我在夜里感到自己武功尽失、无法继续写下去的故事。如果非要像一个评论家一样概括的话，我会说，那是一个“爱情与独白的纠缠”的故事。

我确信任何一个傲慢的大师，都不会听完我拙劣的叙述，因为在我讲述的同时，耳边时而传来同学们窸窸窣窣的议论，时而又是哄堂的笑声，间或夹杂有不屑的嗡嗡声，一切声音，都像是在表达着听众的不耐烦和质疑。

我边讲边觉得，自己可耻地占用了同学们的时间，是否不该在大庭广众下讲晦暗不清的叙事，是不是讲得乏味至极、颠三倒四……就在这种自我怀疑中，我终于讲完了，也提出了自己不知道如何写下去的困惑。这一刻于是像许多年。

而接下来的一切，如同神迹一般拯救了我。

“我觉得你这已经很完整很好了，只要你有比较好的文字功底，就能变成一个很好的情感故事了。”阎连科停顿几秒钟，竟然如此评论道。

他没有停下来，而是像一个娴熟的导演般，调度起我脑海里杂乱无章、毫无分类的记忆来：这个场景可以放在前面，你讲的那幕戏剧可以夹在你的故事中间，你的生活和那幕戏剧变成了同样的事情，不要讲太多你自己的过去，你的过去就是故事里的现在，去讲清楚故事里的那个女人，最后，就在你刚刚讲的那里结束……

我站在那里呆住了，左手狠狠地捏住右手，我感到面部扭曲，想笑又保持克制。天知道我该如何复述那一刻，那复杂、忐忑又激动的心情。我只能掐着手指，咬着嘴唇，拼命地试图记住阎连科说的那些要点，那些困扰了我半年多的关隘之处。

只在那时候，我惊异地觉得，自己不再是庸常生活永恒的操劳者，也忘记了自己逃狱者的尴尬身份，狂喜得像是被解放的姜戈，成了挣脱脚镣的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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