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山里的煤二哥——被命运卷进深山的知青
不知是出于幽默或是出于习惯，反正这儿的人都把作坊式的小煤窑叫作煤厂。
林场所属的煤厂掩藏在大巴山群山褶皱中的一道无名深沟里，四周都是黑黢黢的林子，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抬头也只看得见簸箕大的一块天。没出煤前，撵山狗也难得来这儿撒一泡骚尿，连往煤厂的小路也完全是被前来买煤的山里人用脚踩出来的。每天上午10点钟左右，进沟来买煤的人就走光了，余下的白天黑夜全由清静来统治，深沟里偶尔几声鸟雀的啁啾，悠远得像是从画外传来。清静，对于煤二哥们（从生产队调到林场来“带”知青的本地场员）来说是难咽的毒药，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却是一副恢复心理平衡的补剂。
钢笔画大巴山（插图作者甘铭）
我是老知青，“文革”前就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位于川东北的大巴山区某社办林场。“响应号召”这种说法未免太时髦了，当时正贯彻所谓“阶级路线”，考大学就是考出身，对于我这种并非成绩不行的高考落榜者来说，到“广阔天地”炼红心显然是一种体面的、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从这层意义上讲，我到农村当知青与其说是干革命，还不如说是为父亲的人生经历赎罪。到大巴山刚一年，那一场大革文化命的“革命”就爆发了，我既无资格当红卫兵，更无颜回重庆逍遥，便主动向场长要求，到煤厂当煤二哥。
在煤厂没多久，我就适应了煤二哥的生活：学会了用铁啄子挖煤，像狗爬似地拖煤筐；学会了向买煤的山里人“勒索”土烟叶，裹成“栀子花”来猛抽；学会了唱“脚火巴手软你都怪我、我肚儿大了怪哪个”之类的风流山歌；甚至还无师自通地和煤二哥们一样恶作剧，拖着几百斤重的煤筐从窑洞里冲出来，闭着眼睛往捡煤的大姑娘堆里钻，朝小媳妇们颤巍巍的奶子上撞……
我刚到煤厂时，厂头儿“老麻雀”量我呆不了3天；一个月后，他却主动把我工分簿上的“6”改成了“10”。我自觉已修成了正果，不知个底的人，谁会相信我——一个头缠黑色包头帕，耳畔斜插亮油壶，身穿窑衣，下身只用一块烂蓑衣棕片遮住羞处的煤二哥，是受了12年正规教育，知道现代物质文明已达到什么水平的重庆知青呢？我是被同化了，抑或是自欺欺人？说不清楚。
“煤二哥是埋了没有死”，此话一点儿也不假。黑古隆冬的窑洞阴森得和地狱差不多，龀牙咧嘴的岩壁总是凉津津的湿漉漉的；一说话，“天棚”上就沙沙沙地掉石碴、煤末，海碗粗的撑木经常平白无故地“咔嚓”一声断裂；亮油壶不断地制造着桐油烟子，同时也给人制造着恐怖，摇曳的光亮中，满面油烟和煤污的煤二哥看起来简直和鬼没有两样……主巷道两侧的曲巷尤其令人发怵：高与宽都只有两尺左右，人要通过必须胸口贴地慢慢地蹭，而往往这时，“窑猪儿”（煤洞内的大耗子）便来“亲热”了，人根本无法转身撵它（洞内只准撵，不准砸，打死窑猪儿是犯大忌的），行动稍慢一点儿，脚后跟、小腿肚子便被咬得血淋淋的。山里人穷，可只要包谷、红苕填得满肚子，照得见人影的稀饭有得喝，很少有人愿来煤厂受这份罪。老麻雀总是夸我吃得苦，耐搓磨，算得上一条汉子，殊不知我是最懦怯的匹夫，老盼着什么时候煤块子砸下来或者石壁垮塌，将我猝然送到另一个世界去——我想得到解脱，可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
既然鼻孔还在出气，就得吃喝拉撒，就得服从煤厂独特的生活方式，用最粗犷、最原始的方法来安排吃、穿、住。
在煤厂，只需一套单衣即可对付365日，因为煤二哥穿衣服太奢侈，无论寒冬酷暑，除了睡觉、吃饭，整日钻在大山的肚子里，享受着冬暖夏凉的赐予，何须衣服来累赘？如果不怕皮肉受苦，连窑衣都可以省略，活像刚从娘胎里逃出来一样。大路匠（拖煤工）要拖煤出洞，保不准会遇到买煤的生人（这里指沟外的女人），所以不得不委屈着，象征性地在腰间围一块破布或棕片儿。而每到夏天，中午一过，谙到无人进沟买煤了，煤厂里的五、六个亚当全部一丝不挂，泰然自若。老麻雀最逗，经常赤裸着，四仰八叉地躺在煤坝边的干草推上“收太阳过冬”，那患有疝气的大阴囊极滑稽地偏仄在肚皮上。我始终不习惯这种“潇洒”，少不了被煤二哥们按住扒掉裤子。若态度“端正”，让那东西曝了光便完事儿；倘要反抗，脐下三寸处准得被按上一大捧煤灰。
煤二哥们可以不穿衣服，可以不脱窑衣钻进被窝，可以不择地点大小便，可以把身上的虱子捉下来丢进嘴里咬，但洗澡却是每天必做的功课，这一点，最对我的胃口。煤厂洗澡的方式有点儿像北欧的芬兰人：收班前个把小时，就把几大坨从河边背回来的枕头石（鹅卵石）丢在碾盘大的地炉子上，再加几鸳兜煤末捂着烧——这地炉子最令煤二哥们得意，有如人造火山口，煤厂开办多少年，它就熊熊燃烧多少年，昼夜不熄。待到收了班，立即用剖开的楠竹槽将屋后的山泉水引进一个大石缸内，然后用火钳把烧烫的石头夹起来，往石缸里一丢。只听“嗤”的一声，缸里的水顿时咕嘟咕嘟煮了起来，满屋都弥漫着水蒸汽。累得焉搭搭的煤二哥们一见水雾腾起便来了精神，互相推搡着、打闹着，我摸你一把，你掐我一爪，戽起缸里的水乱浇，同时，扯下头上的包头帕，往身上使劲地擦。煤厂里只有老麻雀岁数大一些，其余都是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有时擦着擦着，那胯间的东西便毫不知羞耻地竖了起来，于是，便有人叫春似的唱起了“天上落雨地下稀，茅草笼笼里搞那东西”的风流小调……待到一场澡洗下来，毛孔通了，周身的疲惫感似乎也减轻不少，接下来，就得填肚子了。
煤厂的吃和农村没啥两样，逢着某个季节出什么，主食就是什么，包谷出来上顿下顿都是包谷糊糊，红苕出来便顿顿啃猪脚（煤二哥对红苕的谑称），场部那边的人会按月送过来。
按说，煤厂终归是个小集体，如果集体开伙，个人就可减省许多麻烦，但煤二哥们偏不情愿而是各自为炊，一人一个小铁罐煨在地炉子上。煮多煮少（发给每人的粮食是定量的），煮干煮稀，全随自己的意。待到进餐时，互相间绝不“打秋风”，“吃”这事儿，在煤厂受到非常的重视。有一回，我把米放进铁罐儿后，不知怎的忘了掺水，待到铁罐儿被烧成了暗红色才被老麻雀发现，不用说，铁罐里的米已“炼”成了焦炭。我原想，老哥老弟们一人匀我几口饭这顿就将就过了，哪知出班后，煤二哥们竟眼观鼻、鼻观口，视而不见，只顾自己狼吞虎咽地进食，没有任何人发扬风格，尽管我平时与大家相处极和谐，连谁的老婆奶子上有颗红痣、谁的妹儿当闺女时就养了崽都不瞒我。此刻，我才对什么是贫穷、对“民以食为天”这句话有了最深刻、最透彻的理解。“狗日的，这些煤二哥太自私了。”我愤愤地想，同时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凉和孤独……尔后，往深处一想，似又感到释然：这不正是煤二哥们没把我当知青的一种证明？从“脱胎换骨”这个意义上讲，我该感到高兴才是。
我真的“脱胎换骨”、真的麻木到忘却了身前身后的一切？其实没有，这一点，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凝望着从茅草屋顶的破洞筛下来的月光任思绪驰骋的当儿，我特别清醒。我还是我自己：一个被命运的风涛卷进深山的知青，一个骨子里并不安于现状而又故作超脱于尘俗状的“伪君子”——只不过我既不欺世，也不盗名！
本文作者（右）和他的木匠师傅、林场会计李玉和
一溜四开间的土墙茅草屋，便是煤厂的全部地面建筑。一间安地炉子，兼洗澡、厨房多用；一间是保管室，堆存粮食和工具；有神龛的那一间是会议室，神龛上贴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画儿已看不清本色；最大的一间屋内，一张用竹子和树桩扎成的排子床（通铺）足足占去一半的面积。上面铺一层干稻草，没有席子，是煤二哥们和周公聊天的好去处，这间屋，吞噬着我们生命中一半的时光。
寝室的最大特色是四面通风，墙上的裂缝大得可以把头伸出去（我常呆呆地想，如果鲁迅先生笔下的美女蛇把头从裂缝中伸进来该有多妙）。夏天还马虎着对付，到了冬天，呜呜的大北风不停地往里灌雪花，那滋味可就够受了，煤二哥们认为最有效的御寒方法就是猪仔似地挤成一坨，互相用身体暖和。我在煤厂“工龄”最短，所以很自觉地睡边上（再说，边上的空气也新鲜一点，倘挤在中间，从那油渣似的破棉絮发出来的汗臭，不把人熏得背过气才怪），幸而我这人天生命贱，且当时才20岁挨边，火气旺，居然连感冒都难得一回。老天爷还是挺照顾咱呵！
晚上，是煤二哥们最难将息的时候，也是最疯的时候。煤厂是纯粹的男性世界，据说这儿的蚊子都是公的。我从场部过来时，带了一张宣传画贴在排子床对面的墙上，第二天，画面上那个手持语录本儿的女红卫兵的胸前就被煤二哥们给摸黑了，第三天，女红卫兵衣襟下摆处竟被撕了一个洞……女人，是煤二哥们永不败兴的话题。老麻雀平时很正经（任何单位的头儿都如此），三天难说九句话，可一听到谈女人，脸上的表情便生动、灿烂起来，一张苦瓜脸笑得稀烂。深沟里，寂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晚上尤甚，所以只要一挨床，煤二哥们不是神吹海聊带荤的龙门阵，便是像狗一样打狂。在这种环境下，我“操练”出来了，各种脏话就像是埋伏在唇边似的，一张口就可抖落一大串，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煤二哥们很欣赏我的入乡随俗，说我和场部那边的知青不一样，不冒酸，更不假装正神。有一天，老麻雀居然作古正经地给我说媒，要把他侄女说给我当“小妹”（没过门的媳妇）；我大感意外，连忙用“早在重庆定了婚”的话来搪塞。老麻雀到底是老麻雀，一眼就看出我在扯谎，长叹一声道：“硬捉的鸡母也不趴窝，我不会难为你。我晓得，水流千转归大海，这穷旮旯哪里留得住你……”一席话说得我愣怔了好久好久。天之下地之上，果真还有其他路让我走么？！
生活，就像从窑洞口流出来的煤浆水，凝重而缓慢地流着。一天复一天，一月复一月，日为三餐、夜为一宿而已。
当映山红像火把一样又把远山近岭统统燃遍的时候，煤厂突然被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所笼罩。平时嘴巴闭着就像要生蛆的煤二哥们变得寡言少语，即使有“桃子客”（重庆人谓之“公共汽车”的那种可以随便陪男人睡觉的骚妇）进沟来了，也没人像往常那样孩子见娘似地往拢靠，大不了瞅几眼便勾头干各自该干的事儿去。老麻雀向我抖出了谜底，煤厂要“捅桶子”了。
噢，原来如此！
我早已听说过，吃煤厂这碗饭的人最怯的事儿就是捅桶子，捅一次桶子就像到一次鬼门关。简单地说，桶子，就是渗积满了地下水的废煤洞。小的桶子贮水几十吨、上百吨；大的，则可贮几百吨、上千吨的水。一旦“桶”壁被采煤的啄匠不经意地啄破，水就像黄河决堤一样轰然迸出，势不可挡，猛不可挡，许多啄匠都因此憋死在煤巷里，或者被冲撞得体无完肤。所以，为了尽可能地使煤窑和挖煤人都平安历劫，当采煤面快接近桶子时，就得打主动战，先捅破它——尽管是有准备地去捅，可捅桶子的人（哪怕经验很丰富）十之八九都要受点儿伤，倒霉的，仍然要丧命。
谁去冒这个险？谁都不愿去，可偏偏得有人去。那么，拈阄吧，让老天爷来点将，这是煤厂的规矩。
捅桶子的头天晚上，老麻雀从附近生产队买来一头山羊，剐了皮，连肉带杂碎煮了一大锅，佐以生姜、干辣椒、大蒜、野葱头及山胡椒叶子等调料，那浓郁的气味儿剌激着人的鼻头，让人直打喷嚏。
洗了澡后，煤二哥们全都换上赶场时才穿的干净衣服，一个个神色庄重。齐颈子砍下来的山羊头端端正正地供奉在土地爷的牌位前，明睛鼓眼地看着人们无言地忙碌着……待到一切准备停当，抓阄仪式开始了。
所有的煤二哥都齐刷刷地在土地爷牌位前跪下，跪在前面的老麻雀将一柱点燃的香高高举过头顶，口中念念有词（天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领着大家连着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每人端起一只盛了半碗红苕酒的大土碗，喝一半，剩一半泼在地上。我是素来不喝酒的，酒一下肚，只觉得一股热辣辣的东西直冲五脏六腑，一种近乎悲壮的情愫燃烧着我的周身。显然，每个人抓到那个打有“X”的字团儿的机率均等，老天爷绝不会因为我是知青，就让那字团儿躲着我。如果明天捅桶子的人注定是我，那么，这百十斤就算彻底解脱了，川东北穷乡僻壤将增加一个夜夜望乡的孤魂……自然而然地，我又想起了远在重庆的亲人们，他们知道我此刻正在地狱之门前徘徊么？想着想着，几滴清泪竟很丢脸地从我眼角滚落——幸而人人都沉浸于对神祗的虔诚中，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甘铭插画
老麻雀不紧不慢地发话了：“今儿晚拈阄，知青在外，这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其余的人，照例碰命打彩。哪个哥子拈着了，就多给菩萨烧一柱香吧。”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待我回过神来，立即拧着脖子抗争道：“不行不行，你们莫要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我也是煤厂的人，不能例外！”
“可你是知青，”老麻雀依然不紧不慢给我一句抵门杠。“万一你拈着了，明摆着是去交圈圈（煤厂忌讳“死”字），你重庆的老娘不哭瞎眼才怪。让你拈阄，咱还有人味儿么？”
煤二哥们趁机七嘴八舌地顺着老麻雀的竿子爬，看来，他们是早就串通好了的，此刻，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过他们，何况千言万语哽在喉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呵，想不到这些在我眼中粗俗、自私、无知、下流的煤二哥们，胸膛里都揣着一颗金子般的心……热泪，夺眶而出，流满了我的两腮。
那一晚，我躺在竹排子烙了一夜大饼，思前想后，蓦然得到一种省悟：过去，自己是不是把生活看太黯淡、太绝望了？我为什么不能像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勇敢地迎对命运的挑战呢？就算全世界的苦难都在我一个人肩上，我也没有理由寻求什么“解脱”。看看这些煤二哥们，整日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但只要没被无二爷（无常鬼）招去，该笑就笑、该乐就乐、从不知忧愁为何物……我觉得，我必须重新校正自己的生活座标！
……后来，我离开了煤厂，回到场部放牧林场的牛群。利用闲暇，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的书——只是那年头书籍特别匮乏，不可能系统地自学，不得不像牛吃草一样逢啥吃啥，凡是嚼得烂的草叶，统统吞下肚。尽管如此，我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自然，这些都是题外的话了。
岁月如烟。如今，昔日许多往事都随风散去，很难来叩问记忆的窗棂，但我在煤厂的这段经历却像羊脂白玉上刻金字，时间愈久，反而愈加鲜明。我常常思念老麻雀，思念那些给我的生活上了重要一课的煤二哥们……
黑桑，本名任宗景，重庆知青，当代作家。1965年于重庆育才中学高中毕业后即“上山下乡”，到四川省宣汉县天生区芭蕉公社八一林场，后插队落户。1979年始得返城。1997年从某杂志社停薪留职至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近两百万字，获各种奖项30次；已出版散文集《风絮》、中短篇小说集《情窦初开的时候》、报告文学集《昨日风流》。
本文选自《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邓鹏主编，重庆出版社文章来源：南加知青 图片来源网络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无声的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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