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超：慈母善终
2012年正月十五上午九点二十五分，母亲在北京市第二医院（老年病医院）溘然长逝，享年92岁。她走得那么安详，没有一点痛苦。她走得日子那么有意义，元宵节，年年团圆日，慈母祭奠时。
母亲一生无大病，虽弱弱荒荒，却一直精神饱满，二目炯炯有神，头脑清晰。她明白来日无多，离世前一周，摘下金耳环、金戒指，交给大姐，留作纪念。叫我取来我给她过年时买的瑞蚨祥名牌绸缎花棉袄，才穿过两次，交给大儿媳妇（我太太）留个念想。嘱咐姊妹们逢年过节聚一聚，大树倒了，人气不能散。兄弟姐妹频频点头，“您放心吧！”
三个月前母亲忽感不适，周身无力，食无味，菜不香。她平时喝白酒，我以前给她买茅台五粮液，每次一两半两，舒筋活血。前年起白酒降不住了，改喝干红。如今就连大孙子买的澳洲奔富高级干红葡萄酒也喝不下去了。再往后，无力下床了。母亲一生要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让儿女伺候，这回是真的不行了，需要儿女照顾，端屎端尿。母亲住西城云梯胡同3号楼103室，离协和医院很近，我们用老年代步车送她就医。医院做了各项检查，均正常。可她就感觉周身不适，一天不如一天了。在门诊室医生给打吊针葡萄糖营养液。医生说“没病，人老了，生理机能不行了，回家养着去吧。”给开了一大包维生素之类的营养药和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既然医生这样讲，我们就又把母亲推回家，想通过精心调理，希望她能恢复元气，慢慢好起来。
与小外孙女一起
母亲住的房子是我在西城区云梯胡同空着的的一套小两居室。1995年9月父亲病故后，我把母亲从粮食店街王皮胡同8号院的平房里接过来，让她常住。平房冬天冷，没有卫生间，很不适宜老人居住。再者云梯胡同的位置离姐姐妹妹家都不远，姐妹来看望照顾母亲也方便。小妹住在丰台区，孩子要上学了，很麻烦。我就帮她把房子换到了母亲的楼上，既解决了小妹孩子就近上学问题，又解决了母亲身边有人照顾的难题，一举两得。妹妹妹夫对母亲照顾的周周到到，早早晚晚、饮食起居，甚是用心。一日三餐都是妹夫做好，请老人吃现成的。楼上楼下，到也方便。但话说回来，年轻人有几个愿意跟老人在一起过的，很少。帮妹妹换了了房，一猛子下来照顾老人十七年，妹妹妹夫也真不容易。大姐和三妹（大妹二妹在外地）几乎倒着班天天跑过来陪母亲聊天解闷。弟弟每周日用轮椅推着母亲逛公园，北海、玉渊潭、天安门、景山公园，逛一趟来来回回十几里，从不嫌烦不嫌累。儿女孝顺，母亲晚年享福了。
我是长子，姊妹七个排行老二，上边一个姐姐，下边五个弟妹，弟弟最小。姐姐、妹妹、弟弟个个孝顺，伺候照顾母亲，陪伴母亲。而我当银行行长，没靠山无关系，全凭拼尽全力做出成绩才能立足，没日没夜丝毫不敢怠懈，所以特别忙。我只能每周日去看看母亲，陪她吃顿饭。每次去，母亲都特别高兴，能比平时多喝半两酒，多吃几口菜，姐姐妹妹都有些嫉妒，说，“我们天天来看她，也不如你来一次，还是心里装着大儿子。”我心里过意不去，就跟母亲说，“妈，您在我这住着，儿子的房就是您的房，踏踏实实住。生活费我给您。”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父亲在世时，夫妇俩吃退休费，没有问题。但没啥存款，父亲离世，生活费实实在在是需要的。姐妹们都孝顺都说给，这么多孩子，一人凑200元也就够了。我说，“妈，别那么麻烦了，我挣钱多，我负责了。”于是，生活费我全包了。九十年代时每月给1000元，后来1500元，再后来2000元。母亲说花不完，我说，“您随便支配，孙男娣女来看您，哪不花钱呀。”母亲偶尔生病，姐妹赶紧带她去医院。我知道后，主动把医药费还给她们，我说，“你们带妈看病辛苦了，这钱我出。”等于是我给母亲报销医药费。再后来我嫌麻烦，把银行金卡放母亲那，谁带母亲看病谁拿金卡刷卡，省得我再报销了。十七年，母亲一直住在这套两居室楼房里。母亲的生活费、医药费都是我负责的。值得一提的还有我太太，给母亲钱，她一直支持。她说，“你是长子，你挣钱多，孝敬母亲是应该的。”她从不横向比较，兄弟姐妹七个，凭什么你一人承担呢？一句怨言也没有。这让我心气顺，心情好，当行长的儿子有出息，挣钱多，给母亲花真乃一大幸事乐事。儿子没能照顾母亲，在经济方面不计较，财尽其效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兄弟姐妹各尽其能，和谐太平，母亲高兴。其实，只要有经济来源，生活无忧，晚年老人更需要身边有儿女陪伴，嘘寒问暖，聊天解闷。我没做到的，姐妹们做到了，甚至连姐夫妹夫都做到了。姐妹有时因家务来不了，姐夫妹夫就赶过来，哄着老太太高兴，真是没得挑了，比儿子都强。我感谢姐妹兄弟，有她们在身边，母亲真幸福。
母亲从协和医院回家疗养期间，有一次我和太太去看她。母亲慈爱地看着我，缓缓地说，“超儿，有你这个儿子我多活了十年。生活费医疗费一直是你出，你给的钱我足够了。你姐妹弟弟的钱我就没要。住你的房，十多年，出租也得几十万（元）了。你一个人出钱，你姐妹弟弟们对我尽心尽意，我幸福了。”我心里忽然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对母亲曾经有过的不满情绪顿时烟消云散了，老母亲心里明镜似的，七个儿女，都怎么孝敬她的，她太明白了。无疑，我居功在前。我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妈，有您这席话，我的付出都值了。我有很多地方没做到，您原谅我吧！”我看见，母亲眼角也溢出了泪珠。儿子的话出自肺腑，母亲的话极尽慈母之心。母亲爱我，疼我，最理解我。她在离世之前要抚慰儿子那颗孝子之心，隐隐的不平之心。因为我平时不懂世故，不会说话，利用职务之便为家族做了不少好事却招人烦，母亲总是批评我，我总感觉委屈。这回，我彻底释然了。母亲，慈爱地母亲，我的好老妈！
在家养了一个多月，12月下旬母亲忽又病重，呼吸都感觉困难，我们再次把她送去协和医院急救室就医。再次做了各项检查后，主治医生找我们谈话，老人各项生理机能逐渐衰竭，协和医院无能为力，住院治疗无济于事，不予收留。建议我们联系老年医院。我们只好联系了位于宣武门路北的市第二医院，也叫老年医院，住院治疗。老年医院针对年老体弱或垂危老者的医疗确有特色，除去尽心治疗、护理外，更多的体现的是人文关怀，减轻病人痛苦，延续患者生命，给家属以安慰。
母亲住在医院里，精神很好，没有痛苦，跟来看望她的人打招呼，聊上几句家常话，但气力一天不如一天了。兄弟姐妹们每天轮流值班看护她，还请了一个护工协助护理。大姐为人表率，天天往医院跑，给母亲带去软糯可口的饭菜，让母亲舒心，可心。人老了，不能动了，此时才是考验儿女孝心的时候。儿女个个孝顺，母亲很知足。
住院刚一个月，春节到了。我们商量接母亲回家过节，过完节再回医院。母亲说，“太麻烦了，就别讲究了，我就在医院过了。你们各家各自过年吧！”顺为孝，遵母嘱，各自过年。这是父亲去世后，十七年来第一次未全家族一起过团圆年。以往都是我做东，年三十晚上找个饭店聚餐，全家族老老少少二十余口大团圆。这年三十那天，我跟姐姐妹妹弟弟说，“你们平时都很累了，今年三十，你们都回家吃个团圆饭吧，儿孙一大家人呢。我没孙辈，我值班。”于是，我留下值班。原本太太陪我一起值班，可她忽然感冒发烧，让她回家休息，就剩我一个。这一宿可把我折腾苦了。夜里十点母亲开始拉稀，我给她翻身擦屎擦尿换纸尿垫，笨手笨脚弄得满手屎尿。歇了不到一小时，又拉，接着折腾。一宿拉了五次，我折腾了五次，眼都没合一下，给我累得只想坐会儿休息。直熬到初一早晨七点姐姐早早来了，还带来了饺子。我满身屎尿味，那吃得下呀，连忙说要回家休息。母亲满怀愧疚地说，“如超伺候我这一宿受苦受累了，快让他歇着去吧！”闻此言，我感慨万千，以往姐妹伺候她，比我强十倍百倍，都没这话，儿子才伺候这么一次，却愧疚了，为何？在母亲心中，儿子还是高看一步呀！我惭愧。我心安的是，这一辈子我总算伺候过母亲了。母亲欣慰我心安。
母亲拉稀不止，医生说是由于各项生理机能急剧衰退，已无法维持正常运转所致。她饭也吃不下了。延续生命的办法是注射胎盘球蛋白。我们希望她多活几天，多看看儿女们的幸福生活，多看看窗外明媚的阳光，于是请医生注射胎盘球蛋白。但营养药物毕竟抵不过命运之神的魔力。俗话说，治的了病，救不了命，临终日即将来临。正月十二，大清早，大姐给母亲喂过流食不过一刻钟，母亲闭上双眼，一点痛苦也没有地昏迷了。赶忙叫来医生，医生说，“弥留了，准备后事吧。”
母亲昏昏迷迷地躺了三天，面容就是在微睡，很安详一点动静也没有，安静极了。七个儿女及儿媳、女婿日夜守候在她的身边，目送她带着满足，带着欣慰，毫无遗憾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正月十五上午九点二十五分，母亲嗓子里发出“咕噜”一声响，咽气了。我们最敬爱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叫任淑芳，生于1920年7月，少时即受苦。她是家中老大，下有一个弟弟，四个妹妹。姥爷是贫农，家中无地，仅土房两间，靠起早贪黑做豆腐，四邻八乡卖豆腐维持全家生计。小姨两岁那年，姥爷姥姥相继去世，二十岁的母亲既当姐姐又当娘，挑起养活全家的重担。她带着小两岁的弟弟，继承老任家的豆腐生计艰难度日。家里实在太穷，吃糠咽菜也难填饱姊妹六人的肚子，无奈，母亲的大妹、二妹，也就是我的二姨三姨刚满十七、八岁便早早出嫁了，为的是有口饭吃。母亲坚持不嫁，要把小妹妹带大。家里缝缝补补，拆拆洗洗，缝衣做鞋；家外采购黄豆，连夜做豆腐，招呼弟弟挑担外卖，母亲操心至极，辛苦至极。及至虚岁二十七岁，母亲在旧时的农村已属老姑娘了。此时弟弟也已能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并且在母亲的张罗下娶了媳妇，小妹妹也七岁了，母亲这才考虑出嫁。这就是我的妈妈，担当大任，顾及全家，先照顾弟弟妹妹后考虑自己，当之无愧任家老大。
任家大姑娘要出嫁了，淑女虽已变成“老姑娘”，想娶为内室者却紛至踏来。原因是母亲在乡里口碑极好，十里八村都知道任家老大品行端庄，贤良聪慧，手巧勤劳，孝敬父母，顾及弟妹。还有，母亲年轻时很漂亮，及至生下我们姊妹四个时拍的全家福照片上的母亲，仍能看出是鸭蛋脸，丹凤眼，乌发锃亮及肩，身材匀称，凹凸有致。大美女，那个小伙不动心呢，媒人快踏破门槛了。母亲最终选中了相距十二里的青罕村善人何文皋家的二儿子何进玺，也就是我的父亲。何文皋是我爷爷，识文断字，家有上辈传予的二十几亩田地，又会祖传针灸，经常为乡亲义诊，分文不取，落得个善人名声。父亲在村里上私塾，读完高小（小学毕业）进京学徒做酱油，学徒期满后自己单干，开起酱油作坊。母亲相中的是这个小康之家，家中有房有地，儿子在京做生意，图的是能过上安稳舒心的好日子。母亲比父亲大四岁，大媳妇小女婿，老何家图的是娶个勤劳能干贤惠的儿媳妇做儿子的贤内助。
婚后第二年1946年冬，父亲将母亲接到北京，那时还叫北平。租住的是牛街南口外甲二号陈大爷的两间大北房。甲二号是个大杂院，院子很大很大，住着十几户人家，都是做酱油生意的河北老乡。父亲开启的京城进记酱油坊独树一帜，味道鲜美醇厚，保质保量，客户群体越做越大，活计越来越忙。夫唱妇随，在母亲的协助下生意红红火火，日子越过越好。次年腊月生下姐姐，又两年生下我。尤其在生我那年，是个大胖小子，何家续上香火了，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在我百日那天，大摆筵席，着实庆祝了一番。
生意兴隆，生活富裕，到1956年我家资产已增至三十几口大缸，自己忙不过来，需要雇短工帮忙了。我只记得小小的我就穿小皮鞋了，走在院子里神气的很。家中又陆续添了三个小妹妹，只我一个男孩，宠爱有加。平时吃饭，我与父亲在里屋大桌，姐妹们在外屋小桌。家中来客，我上桌陪客，姐妹们避之。久而久之，我受宠，姐妹们习惯了，也无怨言。幸福的童年，那么久远，回忆起来总使我留恋。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从1956年开始一场接一场的政治风暴改变了我家命运，从此走向破落，衰败，艰难，直至被抄家，一贫如洗地被赶回原籍河北省故城县青罕村。
首当其冲的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资本家、小业主的资产仅在半个月之内，一股脑地被合并到新成立的国营企业中。社会潮流如洪水猛兽，顺之者活逆之者死，父亲焉敢抗据？往日辛苦、心血挣来的资产以极低的价值并入公私合营北京市六必居酱菜厂。换来的是资方职工身份（与无产阶级工人身份截然不同），月薪55元。当时最低生活标准是每人每月8元，我家七口人，勉强度日，生活水平一落沟底。在我儿时记忆中，随着年龄不断长大，皮鞋没有了，制服衣服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妈妈亲手做的布鞋，亲手缝制的衣服。五六个孩子的穿着都是母亲亲手做的。没有钱卖呀，母亲没日没夜地做呀做呀，通宵达旦的做，两眼熬得通红。那两只通红的眼睛，常常浮现在我眼前，令我心酸难受。
后几年，家中又添了四妹和小弟，全家九口人，父亲的那点工资根本无法支撑一家人的生活，母亲便报名到街道工厂上班，蹬缝纫机紮劳保手套劳保工服，辛苦一个月才挣24元。可这24元是三个人的生活费呀，再苦再累母亲也要撑下去。白天上班，夜晚加班给孩子们缝衣服做鞋子，常年处于体力精力严重透支的状态，母亲体质急剧下降。坚持一年后，又逢严重自然灾害的1962年，粮食不够吃，副食又极少，愁坏了父母亲。有限的粮食要让父亲吃饱，他是家庭顶梁柱，每天干的都是重体力劳动。孩子们要吃饱，正在长身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缺粮难题，母亲勒紧自己的腰带，每顿饭都先紧着父亲和孩子们吃，留点残羹剩饭属于自己。有时孩子们把饭菜抢光了，母亲就喝几口菜汤充饥。又累又饥，不出几个月，母亲终于撑不住病倒了，全身蜡黄，浮肿，腹部膨胀，俗称水鼓病。父亲吓坏了，急忙带着母亲到输入胡同一著名老中医处求医。老大夫果然厉害，几付汤药下肚，病情明显好转。但大夫说了，“病因是劳累过度，营养不良。要想彻底治好，必须改善现状。”父亲果断决定，让母亲辞去街道工厂的工作，家里家外顾一头，再苦再难保命要紧。母亲的命保住了，但在我们的印象中，容光满面仪态丰满的母亲一去不复返了。她逐渐变得干枯憔悴，皱纹过早地爬上额头，像个小老太太了。
我们开始懂得心疼母亲，分担家庭压力。每逢放假或星期天和母亲一起给六必居酱菜厂打短工，加工季节性活计，如春天刷制酱用的穔子毛（熟黄豆压成扁块状发酵发毛的原材料），夏季掰莴笋叶、削苤蓝皮，秋季冬季切咸菜花，千方百计增加收入，哪怕一天只挣两毛钱，那也是钱呀！我只记得父亲自己做生意时给母亲买的珠宝首饰拿去当铺当了，压箱底以备不时之需的银元拿到银行兑换了现金，供我们每学期上学报到时交学费书本费。那日子过得可真难！然而，更难得日子还在后头。
1966年6月掀起的“十年动乱”，群魔乱舞鸡飞狗跳，坏人得逞百姓遭殃。八月，我的父亲被六必居酱菜厂红卫兵造反派诬陷为反动资本家，挨批挨斗，并被抄家，遣返回原籍劳动改造。母亲是贫农出身，还是革命干部家属（舅舅是抗战时期老干部），可以不回农村去。父亲也表示，“我自己回农村去。”在父亲罹患厄运的关键时刻，母亲敞开博大的胸怀，坚定地与父亲站在一起，她说，“你一个人回去，活不下去。我和孩子们陪你一起去，再难也要活下去！”
当时我还不理解母亲这一番话的全部含义，若干年后，每每忆及此情此景，我都激动不已！母亲那柔弱的身躯，那蜡黄的面庞，怎能迸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彼时，只有母亲那坚毅的眼神和明澈的目光告诉我，什么叫忠贞，什么叫坚守。为妻一世侍一夫，无悔无憾。母亲，是伟大的女性！
母亲随父亲带着六个孩子在红卫兵押解下栖栖遑遑回到阔别二十年的老家。彼时爷爷奶奶早已过世，空旷的三间土房歪歪仄仄地戳在土院里，门缝透着光，窗棂空洞洞，透风撒气。屋顶是黄泥拌麦秸糊的，多年未修缮，已露出麦秸，长出几丛草，在烈日烘烤下垂头丧气地耷拉着头。一贫如洗，一无所有，守着空荡荡的土屋，父母亲带着孩子们如同行走在荒漠中，看不见尽头，看不见希望。父亲颜面尽失几次想死，亏得母亲的陪伴与坚持，终究没有死。为了孩子们，活下去。心中只剩下那么一点点信念，孩子们还小，要活下去。是母亲，拯救了全家。
家，赤贫的家。全家没有一分经济来源，怎么活下去？生产队赊来了高粱米，是上级竭力推广的所谓高产的又黑又硬连牛马都不吃的籽实。弟妹们咽不下去，咽不下去也得吃，不吃饿死。到田里挖野菜，捡红薯藤，拾白菜叶，糠糠菜菜合着苦涩的高粱面，母亲含泪做着这样的饭，一家人艰难地活着。彼时，我们家成为生产队里最困难最悲惨的一家。
母亲鼓励父亲，“咱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没干对不起乡亲们的事。乡亲们土里刨食活着，咱跟乡亲们一样干活一样活着。”于是父亲顶着劳动改造的帽子，苦活累活干在前，吃大苦流大汗，很快赢得乡亲们的好感，不久就挣整劳力工分了，每天挣九分或十分。母亲承担了全部家务，烧火做饭，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每天父亲及妹妹们下地回来，母亲就准备好了热气腾腾的饭菜，虽缺油少盐，清汤寡水，却盛满了母亲的温馨，母亲的爱。有母亲，这贫困悲惨的家庭才算是个家。
父亲被遣返回农村时，我正在北京市半工半读塑料工业学校读书，也被六必居造反派一块儿赶去农村。好在没三个月，学校落实党的阶级政策，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让我重返学校。后来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领导一切，工宣队领导鄙视出身剥削阶级的子女，严令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去，死路一条，不安排工作，无业游民。万般无奈，我选择去建设兵团。去农场能挣钱有饭吃，死活不能再回老家去。我写信告诉父母亲我的想法，他们回信支持我，去奔自己的前途。父亲读过私塾，回信咬文嚼字，如同警句敲在我的心上，“父母无辜，连累子女。吾儿立志，远走高飞。”父亲特意补充一句，“为母不舍吾儿赴边，思来想去，唯有远足。”由于我怕冷，选择了远在天边的西双版纳橄榄坝。
我是1969年6月17日离京赴滇的，26日才抵达终极目的地二分场八队。赶紧给父母写信报平安，一周后信送到。半个多月呀，可把母亲害苦了！儿是母亲心头肉，儿行千里母担忧，何况遥遥八千里呢！在我探亲时父亲告诉我，自从我离京，母亲昼夜难眠，“超儿到哪了，不会出事吧？”“怎么还没信哪？云南有多远？”不仅初赴云南，十年间我五次探亲，次次探亲路上，一天不到家或一天未回到农场，母亲食无味睡无眠。母亲没文化，不知云南在祖国的那个位置，只知在很远很远的南方边境上，要跨过无数的山无数的水。她甚至后悔同意我去云南，离近点好歹想见能看见。母亲呀，可怜天下父母心，我让母亲时时牵挂。
版纳的工作和生活一言以蔽之，苦。可我没资格叫苦，比起父母的苦，我这不叫苦。我每月有28元工资，有国家供应的32斤大米，比起父母亲，比起妹妹弟弟算是上了天堂。我挣钱了，我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家里，每月给家里寄去10元，以解全家油盐之虞。而我除去伙食费、牙膏肥皂费、邮票费，绝不多花一分钱。1971年7月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1970年1月我就调到二分场小学校当教师，教初中班语文了），我第一次回内地探亲。其它北京知青是回京探亲，而我是回河北农村探亲，多么悲催呀！回到久别的父母身边，喜不自禁，悲从心来。
弟弟很早就跑到青罕村南口的长途汽车站接我。弟弟刚见我从车上下来，就迫不及待地扑过来，抱着我，叫一声“哥－，”就哭开了。弟弟比我小12岁，刚刚10岁，还是个孩子，已在村里苦了五、六年了。他知道哥哥在外挣钱，哥回来了家里就有钱花了。那时村里谁家有在外挣钱的可令人羡慕了，娶个媳妇都容易。我哄着弟弟“别哭，别哭，哥哥给你带了只钢笔。走，看爸妈去。”
急急忙忙跑回家，母亲手扶着门框，张望着胡同口，已在大门口等候多时了。见到母亲的一刹那，我惊讶的张大嘴巴，“妈”的一声，我哭了。自打我1966年9月重回塑校至今返乡探亲，整整五个年头了。母亲老了，明显的老了，才五十岁出头，面目黢黑，皱纹横竖刻在脸上，像木雕得一般。艰难困苦的岁月过早地把母亲雕噬得干瘪瘦弱，几近脱形。我难过的又叫了一声“妈！”抱着母亲的双肩忍不住抽泣。“哭什么，这不是挺好吗，进屋歇着。”母亲反而安慰我，拉着我进了屋。
到家了，总算到家了。比起五年前的一贫如洗有所改善，堂屋地上添了张矮脚饭桌，几个板凳；灶台上多了两个饭盆，几只瓶瓶罐罐；土炕上多了两个装衣物的杨木板钉的箱子；墙上糊了报纸。最显眼的是西屋靠西墙的位置立起一根榆木柱子，顶着一根下弯的房梁。我心里暗叫，“我的妈呀，这房梁塌下来人不就全完了”，整个一危房。父亲见状，跟我解释，“换这根房梁，整个房顶都得挑了翻新，没钱呀。立木顶千斤，塌不下来。小心些就行了。”我默默无语，答不上话来。为儿拿不出修房的钱呀，能说啥？还好，房子有人住，有人气，叽叽歪歪地撑着，庇护着苦难的一家人。直到父亲平反，全家回京了，父亲病故的第二年，一天夜里，“轰”的一声，房子塌了，变成一堆废墟。母亲说，“老天显灵呀，人走了，住房跟着走了。”
母亲还拉着我到东跨屋，指着立在地上的一架老式织布机，十分欣慰十分自豪地告诉我，“这是从你小姨那拉回的织布机。你姥娘活着时，我就用它织布。现在小姨用不着了，咱家用上了，可帮了大忙。”再一细问，我全明白了。下地干活，很费衣服，没钱买新衣呀！买块布料七、八块钱，那摸去呀！此时母亲想到了老年间留下的织布机，自己织布自己做衣自己穿。年轻时母亲可是纺线织布的好手，这难不倒她。于是，稍有空闲，母亲开始纺线。无论清晨还是夜晚，小院里都传出嗡嗡的纺线声。白天忙家务，夜晚时间长，正是纺线好时光。月光明亮，嗡嗡声响；暗夜无光，嗡嗡照常。母亲手艺极高，摸黑纺线照样又细又匀又长。乡亲来串门，聊着天，活不断。队里婆娘姐妹无不佩服，交口称赞。母亲又教会两个妹妹纺线，娘三个合作，母亲专司织布了。
日子一天天过，织机上的土布一天天长，一尺一丈一匹，成匹的棉布在母亲手中诞生。母亲又买来染料，漂染浆洗过后，衣服料子就齐了。当妹妹弟弟穿上新衣去干活，去上学，甭提多高兴了！接着母亲又把纺出的棉线染色，蓝的、红的、绿的，织出花格的布料，做成花衣裳，比买的还漂亮。这时我才发现，父母、妹妹、弟弟穿的都是自纺自织的土布衣，不注意还真看不出来。后来织的布多了，自家用不完，母亲拿到集市上去卖，由于物美价廉，居然很抢手。我打心眼里由衷地敬佩母亲，她的智慧，她的勤劳，带动全家逐渐走出极贫的深渊。
望着家里的一切，我不知如何是好。从挎包里掏出50元钱，递给母亲，“我回来了，改善一下伙食吧。”我本没这个打算，原计划从北京返回云南时买些肥肉炼油，添点油水。与家中相比，我无语无怨。父母不易，在竭尽全力护佑妹妹弟弟挣扎在贫困线上，煎熬在生存边缘。我，家中长子，从小受宠，在家中极度困难之时实在做不出大一点的贡献，内心很愧疚，很难受。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漫漫长夜，何其艰难。在父亲走投无路险寻短见时，母亲是父亲的精神支柱，搀携着向前走。在全家陷入生存危机时，母亲是救命菩萨，克服种种困难也要生活下去。母亲是真正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以她的贤良、辛苦、能干、会干、坚韧、无畏、智慧、慈祥和超级付出，协助父亲撑起了这个家。没有母亲，就没有我们全家。
父母亲回京后
1979年末，父亲平反。1980年春全家重返北京。父亲由于饱受政治迫害，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晚年患小脑萎缩症，于1995年9月病逝，享年虚岁73岁。父亲患病，尤其是病重期间，母亲始终守护在他的身边，及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看着他咽气，给他换上寿衣，安详地躺到灵床上。作为妻子，母亲尽到了最后的责任与义务。
父亲走后，我把母亲接到云梯胡同小两居室居住。兄弟姐妹个个孝顺，陪护母亲拉家常，做好吃的，还带着高龄的母亲去旅游。70岁那年，姐妹陪她游泰山，了却农村老人拜泰山娘娘的夙愿。75岁游北戴河，看探进东海的长城起点老龙头。最神奇的是，83岁神游五台山，从菩萨顶直下到五爷庙，硬是不让孙子背。见庙烧香，见菩萨磕头，下山后，原本歪斜的身子板挺直了。真绝！85岁又乘飞机去了杭州。轮椅推着游览白堤、苏堤，包船畅游西湖。母亲高兴极了，兴高采烈地逢人便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去了杭州好比上了天堂。”
我和姐姐陪母亲游玩
晚年的母亲常挂在嘴边的是，“你爸爸没享的福，我都享了。我这一辈子知足了。”母亲带着幸福，带着知足，安详地走了。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何如超：1969年6月赴西双版纳橄榄农场工作。先在二分场八队劳动，后调至农场二分场小学校、农场中学校任语文教师。1979年5月回京。1979年9月至1999年12月先后在建设银行北京分行西四支行、海淀支行、前门支行任职。2001年1月至2009年9月调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部北京审计部、资本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任职。2009年9月退休。
何如超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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