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兵团老知青夫妇回城住大杂院平房的难忘岁月
一对兵团老知青夫妇回城
住大杂院平房的难忘岁月
平房的大杂院里有烟火气和人气
1979年，我妻子从兵团回城又回到了她从小生活在南运河边的胡家胡同的大杂院平房。（老岳父家有二间房子）八年后，（1987年）我也调回津城和妻儿在这大杂院平房里团聚。胡家胡同里有十几个院子，各个院子有大有小，大的院子里住七八户人家，小的院子则住三四户人家。我们住的20号院子则住四户人家，其他三户是边家、王家、陈家。隔壁陈婶家五口人住在8平米小房里，邻院子的任二麻子家祖孙三代八口人都挤在十平米的一间屋半间炕的日子，虽拥挤，但也很温馨。每天院里各家人家开始烧煤球炉子，人头攒动，院里烟熏火燎，东家老爷子大声吼叫，西家的孩子哭闹，胡同住平房人家虽很喧嚣杂乱，却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作者的妻子宋桂芬与平房的邻居在大杂院里聊天
对门院里马奶奶老家乡下来的亲戚头一次来大天津，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寻找到这个胡同，一进院落，就看到墙根码着大白菜，门口放着蜂窝煤，过道还放着自行车，乡下来的亲戚看的傻眼了，他们心里直嘀咕，这城里人住的巴掌大的房子，还真不如俺老家农村的一间茅房（厕所）大了。那时候，胡同里平房小，可很安宁了，胡同过道放着不上锁的自行车却没有人偷。我和妻子每天晚上下班，就将自行车放在胡同里，不担心丢失。
那时候，人们居住在胡同里小平房，家里有儿子结婚或生孩子，小院开始自行向外扩展空间，买几米瓦楞板，捡些别人拆墙剩下的破砖头，就敢在当院搭厨房盖小屋。那时候住平房的城里人都是这个环境条件，家家如此，谁也别笑话谁。
隔壁王家大院子里有一株桑萁树，树上的桑萁果实已熟透，噼里啪啦掉在满地都是，踩一脚就是一片紫红，当时左邻右舍搬个小马扎坐在院子当中，边聊天边从地上捡桑萁，洗都不洗，拿起来就放在嘴里，吃的嘴角都是紫红，就象摸了口红化了妆的唱戏的角。
老胡同里的孩子们
那时候胡同住平房的城里人都不讲究，其实迫于生存环境的无奈，平房没有卫生间。夏天小屋里憋一身臭汗，晚上端一盆清水擦擦就行了，谁有闲钱和闲功夫去北大关明江池澡堂泡澡呢。那时候，我们居住的胡家大胡同仅有一个公共厕所。大早，公共厕所门口排队的老少爷们手里拿着卫生纸和旧报纸在耐心地等着，若碰到熟人就打岔找个乐或聊一会儿天。也有衣衫不整的老娘们端着尿盆提着尿桶往公共厕所行走，成了胡同里一道特色的风景。
胡同里平房人的早晨，就是吃喝拉撒一把抓，人气满满的。但多少有点骚气，去罢厕所回家也不洗手，又急匆匆地去胡同口摊一套煎饼果子，蹬上自行车忙着上班去了。任凭你是一个洁癖，爱讲卫生，到了平房也干净不到那去。隔壁陈家的胖婶在小屋里憋不住了而痛快地亮亮地放了几声响屁，全院子的人都听见了，谁也不大惊小怪，平房里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远亲不如近邻，在平房确实如此。平房的邻居算半拉亲戚，东家的娃娃病了，娃娃爹上班了，院子里邻居们帮着娃娃娘抱着娃娃去医院。西家的屋里漏了，人手不够，院子里下夜班的邻居们都伸手帮忙烧沥青烫油毡补修房子，家家户户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融洽。
作者的妻子宋桂芬在平房大杂院里欣赏花
那时候，住平房的吃喝不分，今天我家炒菜炝锅缺半根葱，去邻居陈家拿一根葱。明天陈家吃捞面没有醋，就去李家借半瓶醋。平房的人除了媳妇不外借，其它都公用。住平房的人都不见外，有得邻居非在饭口中来串门，来了就热情真心地接待，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为嘛？住平房的人都知道，往后的日子长着呢！象细肠子一样的胡同，象巴掌大的院儿，抬头不见低头见，懂人事的都知道怎么处邻里关系，即使闹一点别扭，互相都担待，小院里的人已和为贵。那时候胡同里住平房的人竟没有一个闹离婚的，胡同里也没有打架斗殴的。
90年代末，城市危改战略部署的战斗的号角已吹响了，胡家胡同住平房的人也即将迎来迁居新楼房的日子。胡家胡同的平房在还没有拆迁的时候，就有一些住平房人家开始迁居到楼房。（其中有二手楼房或新商品楼房）谁家先搬迁进楼房，胡同里的老邻居们认为他们是已过上了小康日子的贵族，让老街坊们羡慕和高看一眼。他们搬家时，就听到左邻右舍的说：“住楼房了，道喜！道喜！，啥时温居？喊我们一声。”
想必那时，搬进楼房的喜悦一定要多于离别平房的不舍。对于祖辈几代曾居住过胡同平房的老者却对于失去祖产即将搬迁楼房是喜忧参半，平房大小乃是为几代人遮风挡雨的自己的老窝，乃是永远不动的祖产私产，而贷款借钱或用牙缝里所积攒的钱所购买的楼房不是永久的私产，何况70年后还有所变动。面对从此失去祖产，即使搬迁到楼房，总是留下了一块心病！
天津估衣街
随着城市平房的逐步地淘汰和消失，平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包含着一时追逐商业功利与官商的勾结及社会诸多的复杂问题，特别是不该拆的明清朝代留下商业繁华的天津估衣街也都被一律枪拆，拆迁后变成一条死街。为此，一直致力于研究津门民俗和保护古建筑的著名天津作家冯骥才得知估衣街被拆后，他抱头痛哭。这一切所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如此人为的制造的罪孽，去让后人去评说吧！
随着城市的楼房越盖越多，这预示着城市人进入了城市的楼房时代。随着楼房的越盖越高，邻里的人际关系越来越疏远和冷漠。作为住过平房的我们夫妇俩都感受到，楼房里少了平房的烟火气和人气。今天，当我们在钢筋水泥的层层包围中，居住在被遮挡住阳光的楼房里，感受的是失落和孤独，于是我们开始思念过去居住平房的日子。
老胡同里，家长与孩子们
老胡同胖婶的故事
一二年后（1989年）我和妻子离开了胡家老胡同，先后搬迁了二处平房。2004年春天，我家搬迁到南开区凯信佳园小区的新楼房。（86平米偏单房）我们夫妇在家里常常爱怀旧，常唠叨起老胡同的往事，妻子想起最多的还是童年，而童年生活中的最难忘的就是老胡同的老邻居——胖婶。（我在胡家胡同老岳父家居住了二年）
居住在平房大杂院里的邻居们
胖婶年轻出嫁前并不胖。那时1958年的夏日初，一位说着一口河北省青县话的留着大辫子的苗条姑娘，走进了津门北大关附近的胡家胡同20号大院，她就是黄喜荣。20岁的她从此做了本大院的一位叫陈瑞章小伙子的新媳妇。其实陈瑞章和黄喜荣都是青县马桥乡的同乡。黄喜荣的娘家的村和婆家村紧挨着。丈夫陈瑞章在天津刚解放初，就在一家私人小染坊当学徒。后来公私合营后，他又调到一家国营纺织厂当工人，20号大院里的娃娃们都叫他陈伯。
当黄喜荣这位纯朴的农村姑娘头一次走进这座陌生而繁华的大都市，她有些眼花缭乱。尽管他们夫妇的新洞房仅仅是8平米的小屋，但她是很知足。她想只要和丈夫同甘共苦，好日子还在后头。黄喜荣的到来，大院里的人都在夸赞：小个子的陈瑞章上辈子真修来的福，娶了一个苗条俊俏的媳妇。
谁知一年后，黄喜荣生了一个胖闺女丽娟。月子里她能吃能喝，身子一下子多了七八十斤肉，她也没有想到自己变成了连自己也不认识的胖子，一个体态臃肿的女人。为此，她自己蒙在被子里整整地哭了一个晚上，邻居们也都为她感叹惋惜。从此，胡家胡同的孩子们都叫她胖婶。
胖婶虽胖，大大咧咧的直爽性格却未改。还是原来的那个爱说爱笑的，对人真诚的乡下人。左邻右舍的大姑娘小媳妇都爱和胖婶来聊天。已经五岁的桂芬与母亲也常来胖婶家串门。后来，顽皮淘气的桂芬像一头小燕子在胖婶家里飞来飞去。她总是甜甜地叫着胖婶，胖婶总是笑吟吟地把她抱在她家的大木板床上，嘴里边哄着桂芬说：“桂芬，听婶给你说歌谣。”胖婶用青县的方言说着那首中国乡村古老的歌谣：“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接着胖婶又给讲了一段《傻女婿赶集》农村里老掉牙的故事。尽管是胖婶每次都是翻来覆去地讲，桂芬却还是津津有味地认真地听着。可以说，胖婶是桂芬第一个启蒙老师。
胖婶来到天津城，依旧还象在青县老家农村那样勤劳和节约的过日子。夏天几乎每天大早，胖婶背着幼小的闺女到蔬菜门市部门前去捡菜叶子，回到家里做玉米面菜团子。桂芬也吃过胖婶做的玉米面菜团子，那味道可真香了。那是因为桂芬的家里生活较殷实，父亲是一家大型国营企业的总会计师，（妻子的父亲解放前是资本家）家里三天二日能吃上白面馍馍和炖肉。小孩子爱吃个新鲜的茶饭，所以胖婶做的玉米面菜团子在桂芬的幼小的心里乃是世界上最美最香甜的食物。
胖婶手还很巧，她当闺女的时候就做一手好针线活。来到天津城里，她还是喜爱缝缝补补，丈夫和孩子的衣裳和鞋，都是她亲手去做。冬天，胖婶制作的土炉子，又省煤又暖和。桂芬和母亲忍耐不住二间大厢房的冷清与寂寞，常与邻居们一同去胖婶家串门闲聊。
桂芬和其他几个五六岁的娃娃拥围在土炉边，每当这时，胖婶便笑着从身上的粗布衫的衣兜里掏出一把金黄色的玉米粒，然后用两根粗铁丝做的铁筷子，把一粒粒玉米夹埋在炭火里，不一会儿，土炉里便噗得一声，接着胖婶用铁筷子从炭火里夹起爆开的玉米花儿。
于是，桂芬和几个娃娃纷纷地伸出小手，小鸟般的吵闹着要胖婶手中的玉米花儿。此时，胖婶的脸象爆开的玉米粒一样，笑开了花。她把一粒粒玉米花分到了桂芬和几个娃娃的手里，那玉米花真的好香好香的，在桂芬童年的记忆里，再没有一种美味能比胖婶家里土炉里烧玉米好吃。她真的记不清楚胖婶的粗布衫的衣兜里和她家的土炉子的炭火里到底装着多少她童年的甜蜜和欢乐？
二胖婶的家里的日子过的很紧巴，她连续生了二个闺女和一个儿子，全家五口人只靠丈夫一人上班，她在家里做衣做饭还要拉扯三个娃娃，家中的担子也很繁重。在残酷的现实中，胖婶到城里当工人的梦想破灭了。胖婶常和邻居们说，她这辈子就是窝在家里伺候丈夫和娃娃，这是她的命运。
胖婶家五口人挤住在一个8平米的小屋，小屋里只摆放一张大木板床，还放了二个白茬子没涂油漆的小木箱，再没有其它空间，低矮的小屋半空中还打了阁层。若是家里五口人都在家，连插脚转身的空间都没有。到吃饭时，胖婶端着大海碗饭蹲在院子里吃，不时地还常与邻居搭话闲聊。胖婶心宽体胖，她总是乐呵呵的，无论日子过得多么苦，她一直保持着农村人的朴实厚道。胡家胡同的邻居们若碰上事，胖婶总是伸出手帮一把。有时胡同里的退休老人中风腰背疼，她就去给刮背拔罐子，一会儿就见效，比吃西药还管事。有时赶上隔壁院子里小媳妇上街买菜，就暂时将娃娃送到胖婶家帮看护，胖婶家又成了临时托儿所。
三岁月如梭，一晃胖婶家的二个闺女丽娟和丽焕都进了工厂，儿子大力也当了兵。苦日子熬出头了，但胖婶家还依旧住在胡家胡同20号大院那间8平米的小屋。听邻居们说，胖婶的丈夫的纺织厂早已在东郊给他们分了一间12平米房子，可胖婶家始终没有搬迁去，是旧屋难离？还是舍不得胡家胡同的老邻居们？
桂芬与我结婚返城回来，没有住房，暂时住在胡家胡同20号老院里岳母家。桂芬生娃娃时，却没有奶水，在我着急的时候，胖婶对我说：“你快到旱桥市场去买一只乌鸡。”
等我买回一只乌鸡时，胖婶帮我收拾并下锅煮鸡。不几天妻子有奶了，我登门致谢，胖婶对我说：“客气啥，我是看着桂芬长大的。”当初，我岳母病瘫在床上，再加上妻子做月子，岳父一家人与我都很忙碌，多亏又有胖婶的帮助，我和妻子桂芬打心眼里感激这位好邻居。常言说：远亲不如近邻。我真是体会到了。
七八个年头过去了，（1999年）天津老居民区要改造。胡家胡同的老院子要拆迁。胖婶一家搬进了新购买的河北区一所大独单房子。逢年过节，我和妻子桂芬用电话问候胖婶一家人。2011年春节的初六，我与妻子特地去看望已73岁的胖婶。我们还没有走到胖婶住的二楼201屋，在楼道里就听到了胖婶那大嗓门喊道：“桂芬，你们俩口都来了，贵客！快进！”胖婶还是原来那么胖，那么富态，还是那么大大咧咧爱说爱笑。看到我们夫妻两口的到来，胖婶高兴地直抹泪。陈伯在一旁不闲地给我们沏茶，拿水果，桂芬还和胖婶开玩笑：“胖婶享福了，成了老地主婆了，，就等着陈伯天天伺候。”胖婶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此时屋里一片浑堂大笑。
胖婶的身体还很硬朗，精神气也很好。我说：“胖婶，您老人家有福，从过去的8平米小平房搬到了现在的新楼房的60平米的大独单，从天津刚解放时，您们夫妇先后来到天津，50多年的变化多大！日子越过越红火！”胖婶又是一阵爽朗的大笑：“哈哈！哈哈！”胖婶告诉我们，大闺女丽娟，二闺女丽焕，儿子大力都已成家立业。一个孙女读高中，一个外孙女已上班，一个外孙女已考上南开大学，一个外孙女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楼房里飘逸着胖婶的一串串笑声，我感觉到胖婶的笑声里裹着对新生活的甜美的欢乐。谁能料到一年后，陈伯来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噩耗，胖婶在一个月前突然病故。头一年春节我们夫妇去看望胖婶，竟是与胖婶最后的诀别！
2015年作者与妻子于蓟县盘山旅游
直到现在，妻子桂芬多次将胖婶曾讲给她讲述的并带着泥土腥味，老掉牙的农村歌谣和古老的民间故事重新再讲给我们的孙女听，虽然这些歌谣和故事听起来显得土气和蹩脚，但那是她童年的歌，是她童年的一段平凡的真实的记忆。
2020年3月10日初草于天津凯信佳园
作者简介付晓峰，祖籍天镇县。1952年出生内蒙古商都县，1965年就读包头十五中学。1971年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五团十七团战士，后调兵团电厂（乌拉山电厂）宣传干事。7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内蒙古日报》《内蒙古电业报》《巴彦淖尔报》《天津日报》“满庭芳版”版《今晚报》“人物专刊”版《人民日报》“国际副刊”及“文化广角”版“《人民日报.海外版》“名流周刊”《人民政协报》“春秋，朝花夕拾”版，《民国春秋》《良友》《连云港文学》等二十五家报纸和杂志发表文学作品。
已出版《绿星照耀在东方地平线上——华夏名人与世界语风云录》一书，《小火炬手之歌》报告文学集。2014年，山东枣庄大学国际世界语博物馆收藏作者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名人与世界语”名人传记文章33张报纸，并颁发收藏证书。2000年，其生平与世界语创作经历被收录于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世界语人物志》。2017年，又被收录于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世界语人名录》。
作者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天津世界语协会理事，全国世界语协会会员。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公众号发布付晓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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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回忆、青春往事、上山下乡、知青岁月、知青历史、返城生活、人生经历、光阴故事、老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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