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知青下乡住的“窝”
“蜗居”
——知青下乡的文化体验
在“战天斗地”“改观换魂”的日子里，让知青最为难忘的，就是那为其遮风挡雨，给其私密空间的小屋。无论是红色年代中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是后来知青记忆中的 “第二故乡”，都与知青当时的住房有关。住房因其被知青群而居之，久而住之而极畗文化色彩。知青在这方面的回忆不少。
“窝”
“安居”才能“乐业”。现在的“农家乐”是把“简陋”当体验加以接受的，但当时的知青对“家”的期待往往和“窝”的现实相距甚远！先看几张照片：
这就是许多知青住时痛苦难挨，离后魂牵梦绕的小屋！
再看初到时的情况。原成都赴云南省盈江县插队的朱新地对住房的回忆颇有意味：离开昆明的第七天，他们到达了目的地。马车在一个竹篱围成的院落卸下行李，赶马大叔用鞭子指着院里一排简陋的竹房，操着生硬的汉话对他们说：“你们的家到了。”他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没有激动也没有失落感——那些多愁善感的小资情调早就抛到怒江澜沧江峡谷里了。”原上海赴云南兵团知青张涛提到他们刚到农场时的住处时透着一丝好奇和神秘。“它歪歪斜斜、破破烂烂在连队的最边上，草房的背后有一条小河，河的上游有一个叫曼甩的傣家寨子”。他们住的房间离一条小河非常近，透过篾笆墙上的缝隙，能看到近在咫尺的河水在河床上慢悠悠地流淌。“我们推开‘咯吱’作响的竹笆门，走进房间，四面都是透风的篾笆墙，脚下是高低不平的泥地，靠墙放着三张木床，迎面的墙边在两张木床之间用新砍的竹子搭了个放箱子的架子。”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住房里开始了“改观换魂”。
原浙江赴内蒙古插队知青蒋苍苍将他们当时的住所描绘得相当详细：队部的房子和仓库、马棚、牛棚，围成一个大四合院。他们11个知青就睡在2间队部的土炕上。院中有一口用轱辘打水的公用大井，原来地面下一二米通常就是沙层，一根顶端带孔的铁管打下，然后利用虹吸原理把地下水压上来。农村的房子都是泥墙草顶木框架，墙有半米多厚，屋顶的草是苫草。苫草直立簇生在常年湿润的草甸子里，草茎晒干后不易腐烂，是披屋顶的好材料。成块的苫草叫草垡子，晒干后垒墙，能保温。院子边有一棵大柳树，树上挂一块铁，每天早上队长敲响那块铁，就是出工的钟声。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住所能遮风挡雨带保温，还有一定的空间，在当时已经算是可以了。
其实，正如蒋苍苍所说，比起农场知青，大多数插队知青的住所至少在空间上还有点优势。一位南方赴东北农场知青谈到，除了刚到的几个月住仓库外，他们很快搬入统一建造的砖瓦房——知青宿舍。一幢宿舍8到10间，每间约长6米、寛3米，泥地砖墙，一般五六人一间，比较拥挤，各个连队的居住环境都差不多。这是比较好的。在北京下乡黑龙江兵团知青流淌的歌声（网名）的回忆中，他们首先感到的是空间狭窄。从新落成的石头平房可以看出来，连队领导和老知青似乎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到这个最小的连队。于是，餐厅改成男生宿舍，五六十人统统睡上了大通铺。女生的待遇似乎好一些，住进了带火炕的小房间。表面看起来每间宿舍只住12人，可我们的褥子必须双着叠在一起才能铺开，大约每个人只占有一尺半的宽度。不论白天干活多累，晚上睡觉都好像更累，因为我们不能翻身，一旦不小心翻身采取侧卧姿势，就很难恢复到原来平躺时的状态，因为你身下的面积立刻会被睡在旁边的同学无意识侵占。
笔者对下乡农场知青的居住状况也有类似描述。刚到农场时，为了节约资金，知青住的都是大通屋，屋子大了不保温，只意味着能住更多的人。唯一的优点是开全连大会不用另找地方，女排往男排（或反之）一集中就可以了。大通屋都是南北大炕，中间除了一道一米高的火墙毫无隔断。屋是大屋，铺位却又小得可怜。给我们安排铺位时是按每人60公分分配。记得齐市知青都是被褥少，箱子不大，多为自己制作的木板箱，占不了多大地方。而上海知青远道而来，被褥毛毯什么都有，箱子也是五花八门，大樟木箱、皮箱、帆布箱，不一而足。这样一来，生存空间顿时紧张，为了铺位闹纠纷，甚至打架。以后知道些好歹了，又为住炕头还是炕梢闹意见。人总算是住下了，箱子又成了问题，只好在炕头打上木头架子。架子底下白天放被褥，晚上睡觉，架子上面放箱子。由于箱子多，架子烂，要拿东西就得翻箱倒柜，十分不便。
以上的描述多为细节，原北京赴陕北插队知青秦川妹（网名）对她们曾经居住过的窑洞有一段难得的客观综述：“陕北黄土丘陵区属干旱大陆季风性气候区，降水稀少、蒸发强烈，水资源贫乏、树木稀少，系致木料紧缺，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在这种耕地面积稀少，建筑材料短缺的条件下，由于窑洞依山就势修建，既节省建材又节约用地，还能使人们本能地回归到黄土地中生活，深得广大劳动群众的喜爱，从而成为当地最重要的民居形式。”除了对窑洞一般意义上的肯定之外，作者还具体谈到了知青当时常驻的石窑和土窑，指出其不足之处在于通风不好、线路在明处、窑顶未固化、没有上下水等缺陷。
“既来之，则安之”
面对这样的居住条件，知青是如何应对的呢？
原成都赴云南盈江县插队知青朱新地认为，既然命定要在这块土地上战天斗地，既然已经决心扎根农村，这儿当然就是家。“房子是新盖的，竹篱墙茅草顶，被隔成了两间，11个男生住大间，7个女生住小间。每人一张竹床一个小竹凳。铺开行李躺上去，竹床还咯吱咯吱作响。当然，谁也没有期望农村有“广厦千万间”， “既来之则安之”他们还是能做到的。
原湖南邵阳赴双峰县插队知青文士明的回忆中更明确提到了知青面对如此陋屋的态度：队里先将他们安排在一户社员家后部的杂屋里借住，房子不但是破旧的茅屋，还又矮又黑又阴，实在不成体统。好在同知青点的女知青都心灵手巧，将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布置得井井有条。上级觉得不好意思，将生产队作为保管室的房子腾出来。只有一间正房，后面加砌在两旁两间低矮狭小的偏厦，清一色破旧简陋的茅屋。但因为有所改善，他们还是十分高兴。显然，他们是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把艰苦看成锻炼，困难看成考验。他们搬进“新屋”时在门旁贴的一副对联表达了他们当时的心情：“身居茅屋，眼观全球；脚踏污泥，心忧天下”。
态度归态度，接下来的生活却是令人堪忧。赴云南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赵群明的描述很现实。他们的房子是自建的简陋茅草房：柱子是上山选现成的顶端有叉的木料，砍伐后运来把根部埋在土里树立起来，再配上横梁。顶是用竹子做椽子和用茅草编成草排盖就的。墙是用竹子破开后平夹起来做成的。屋里四面通风，好在当地冬天天气不太冷，他们每晚都无奈地“享受”着“新鲜空气”。这样的房子也没有任何的隔音效果，一人讲话，全排都能听见。房子的主要结构全是由木料和竹子组成。他们的床也是用竹子搭成，容易散架，晚上有时会听到哗啦一声，大家就意识到某某人的床又塌了，好在当时那里到处都是毛竹，就地取材方便。但是他们的房子不怕地震只怕火灾。“三营十连曾经发生过一次火灾，顷刻间，全连所有房屋都烧成灰烬。着火后根本来不及扑救。”
简陋的住所使一些知青形成了一些简陋的生活习惯，一位在东北农村插队天津知青就谈到他们曾经“敞门睡觉”。知青刚住进新房时，散漫不羁。夏天睡觉，他们五个男生不仅开着窗，有时居然敞着门。一天晚上一只黄狗进来，四处嗅着，也没人愿意起来，只是一个条帚疙瘩飞了下去。以后呢？门照敞，觉照睡。狗倒是没再来过，那天傍晚倒来了个邻村天津十六中知青的同学。他一听说到邻村还有二十里地，就请求住一宿，“哦行，后边后边，挤挤……”， 那哥们谢过，脱鞋上炕睡下了。而且，他尊重居住者的“习惯”，也没关门。上海赴黑龙江逊克县插队知青陈克生的经历更加极端。对住处的极度不适应，使他们的心态不佳。那年过年多数知青回家后，留守的几位知青惰性尽显，连劈柴挑水烧水烧炕都省了。“屋内墙上窗户上结满冰霜，脸盆里、几天没用的暖水瓶里的水都冻成冰坨，挂着的毛巾成了冰棍，宁可穿衣戴着棉帽子睡觉。”他们将宿舍门一推就往外倒洗脸洗脚水，晚上起夜对着门外就尿，弄得门都关不上，出门就滑倒。后来他们自己都纷纷逃到了老乡家。
这张照片让我们看到褪去城市娇柔的女知青开始适应了农村（应该是农场）的生活，后面的砖瓦结构的住宅也还说得过去。
看到这图就更让家长放心了。“窗明几净”用到这里不算夸张，就算是预先收拾过的“呈革命状”的摆拍，也终于让我们看到了知青宿舍的内部一角。而这是老照片中极其难得的。
以上或许是少数知青的个人经历，笔者的经历却是不少东北知青的共同体验。我们在农场那么多年，一直睡的是炕。如何烧炕是困扰我们这些上海知青的一个大问题。一开始这个问题由齐市知青代劳。他们“土生土长”，自小就适应东北的生活方式。但假以时日，我们慢慢知道了，烧炕前得先在炕洞里浇点水，将隔日的余火浇灭不起灰。掏干净炕灰后再架柴点火。烧炕的材料很多，最好的当然是木拌子，架空点着后由它慢慢烧，温度一直能保持到后半夜。豆秸、麦秸也是烧炕的好材料，只是烧完拉倒，保温差一些。睡炕除了要烧，其他问题也显而易见。炕是烧得时候热，不烧的时候凉，炕头热，炕梢凉。炕还有个潮的问题。知青宿舍的炕多为土炕，用土坯垒成，质量可想而知。火烧少了潮气上翻，烧多了炕面好裂，弄不好还会引起火灾！与一家一户的住房不同，我们宿舍大通屋的最大问题是炕洞都在屋里。当地居民的住房都是进门是外屋，有锅有灶，里外屋隔开，锅灶连着里屋的火墙和炕，一天三顿饭里外就都热了。而知青宿舍大通屋里炕、火墙都得单独烧。这样一来，费柴费火不说，屋里成天烟熏火燎，时间长了对身体伤害极大，极容易二氧化碳中毒。这样的大房子冬天保暖也是个问题。窗口、门边、屋角、棚顶，到处都是冷气化成的霜。一到夏天，这里又是苍蝇、蚊子、跳蚤的天地，常常闹得人饭吃不好，觉睡不着。
就这样一个宿舍，却是知青安身立命的场所，承载着我们吃喝拉撒睡的全套功能。睡觉不用谈了。就说吃饭。吃饭有食堂，照理没宿舍什么事。可事实是，由于食堂太简陋，肮脏，没桌子没椅子，尤其是冬天无处取暖，大家都习惯把饭打回宿舍吃。冬天有了火炉火墙，还可以热个汤、烤个馒头片。但问题是饭一吃完，残羹剩菜和刷锅洗碗水就往门外一倒，谁也不愿走得太远。这是一脏。有吃就有拉。宿舍周围当然有厕所，但是到了晚上，尤其是冬天，半夜三更，谁还会打着电筒跑上百米去上厕所？于是不仅男生，就连女生也只是跑出大门，躲到房后，就地方便。这又是一脏。除了吃喝，到了冬天，早上的洗漱，收工回来的擦身也在屋里进行，哪里有什么“干湿分开”，宿舍里成了盥洗室和澡堂。而且，洗涮完毕后的污水依然倒在门外。这要是冬天，“一冻掩百脏”，知青宿舍门口会积起一座污水浇成的冰山，隔三差五由值日生刨开挑走。但到了天暖，值日生无论怎么打扫也无法消除门前房后那种酸腐恶臭。这样的环境中，私密空间一点没有。每天收工回来，屋里常常是这头在吃饭，那头在擦身，有的扯着嗓子唱歌，有的低头抽烟解闷，这个兴高采烈收拾干净了要去会见女友，那个心情郁闷鼾声如雷早已进入梦乡。
就这样，年复一年，知青的“窝”永远是那么拥挤、潮湿、阴暗而且日渐破败。 以上这些“窝”似乎无法让人留恋，但许多的知青就是在其中生活了五年、八年甚至更长！
说到居住，知青多数与知青同住，再苦再难，还是战友共同分担。原上海赴吉林插队知青范文发却有与当地老乡同屋的经历。那年他被派到杨泡公社泡子沿大队第三生产队蹲点搞基本路线教育，要与当地老乡搞“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一次他与韩大伯同炕。韩大伯早出晚归为生产队放牛，话不多。作者应州报、省报约稿，写下了不少诗歌。“美中不足的，只是闭灯后老鼠特多：纸糊的棚顶上时而碎步跳越着或‘串门’或‘赶集’；时而‘篷篷篷’、‘吱吱吱’地举办‘耗子联欢会’，热闹异常。尤其是夜半三更醒来，那千军万马的呼啸声从脑门奏响，让人惊心动魄！”好在，作者最终的感受还是扣住了主旋律：“此刻，只要是我的脚触摸到身旁韩大伯那双粗砺滚烫的大脚时，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第二次与46岁的光棍老安同住的经历就有点另类了。他走进老乡的屋子，看到中间除了一张黑炕桌，徒有四壁——泥地灰墙土炕，满眼是黄土。“他不喂猪不养狗，倒是少了许多异味。”由于整年累月一个人，见作者和他在一条炕上睡，老安“车轱辘话特多”，“往往他话匣子还没收场，我已鼾声如雷”。一次老安因派工受了气，临睡时取出一根手指粗的麻绳给作者看，说：活着累赘，这就是给自己预备下的上吊绳。“说完，一声不吭地躺下来。可那条决定着生死牌、阴阳界的粗麻绳就横在我和他的中间，吓得我一宿未睡。”又一日山东来了一位大嫂，说是死了男人的，一身蓝布衣裤夹着个蓝布包袱。大伙儿就张罗着给老安介绍。山区农村不会费工夫去谈情说爱，而是“干巴溜脆”实打实地“试婚”。这里可没什么“再教育”、“相结合”。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边是知青才俊，一边是46岁的老光棍，不要说思想觉悟，就是这生活习惯也太不对茬口了。可就这老安，听说作者要离去，竟挎了一篮鸡蛋跑了七里路送到公社，并告诉作者，“为了筹集这一篮鸡蛋，自己破天荒地养起了鸡，足足忙碌了有三个月。”
“建设美好家园”
其实，知青对这种“蜗居”也不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若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亲手建设美好家园”结合起来，知青也并非没有积极性。先看两张照片：
场面之大，色彩之鲜明，真让人感到一些建设家园的激情。只是，尽管在照片中场面挺大，但这种“拉合辫”的房子连牲口棚都不如。它不用打地基，房梁立柱一竖，房顶一搭，窗框门框一上，墙上全用羊草晒干后泡进搅匀的泥浆，然后拧成粗粗的辫子挂在墙上，晒干后里外用泥一抹即可。但这种房子不耐久，风霜雨雪，几年就破败不堪。
再看这图：土坯房是年年要抹的，否则风吹雨淋，很快就会破败下去。当地领导教知青维护土房抹上新泥，也显露了知青生活中的难处。
笔者在黑龙江龙镇也有类似经历。“初期阶段”过去，没过多久就开始大搞基建了。嘿，你别说，房子要盖起来也真快。头一批新房起来了，给了新来的知青和女生。这咱也没说的。“亲手建设美好家园”的前景依然鼓励着我们。但基建工程戛然而止了。于是我们到了也没住上宽敞的房子。以后，种种原因，越来越多的知青（主要是黑龙江本省知青）因病退、招工而返城，或宁可在城里干临时工也长期不回农场，这才缓解了一些留守知青的居住空间问题。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地领导也还是以节约烧柴、便于管理为理由，宁可让房子空着，也要把知青归并挤住到一起。
上海赴黑龙江逊克县插队知青潘裕德和同屋知青却得到了改善居住条件的机会。看到自己的住处的炉灶和睡炕同处一屋，既不卫生更不安全，他们决定：首先，东山墙另开一门（老乡认为匪夷所思），吊天棚，增加保暖，扒掉东西走向大炕改南北，腾出地方增砌一道火墙，间壁炉灶和睡炕。然后，重新盘炕。烟道口靠炉灶一端留小一点，远处留大一些，使炕面散热均匀。看来，靠自己的努力改善居住条件，知青是有创造力的。
有时，这种改造甚至超过了当地人的理解。一位曾在东北农村插队的天津知青秦某谈到：他在炕头的地上砌了个类似床头柜的墩台，上面放上台灯，下面有个小圪旯旯，可以放书、纸烟、钢笔、打火机。后来还去公社水泥厂，找方牛子搞了点水泥，把炕帮、“床头柜”抹了。他还找同屋的任嘉伟拉了一堆半块砖，把小屋地漫上砖。他还在窗前砌了两个垛子，上面放一炕桌——模拟写字台功能。当地有个小后生见作者的“床头柜”的小圪旯旯很隐密，竞戏说：“秦师傅，这里头放避孕套可（音：克）好好哇？” 尽管这小子可算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但城里下来的知青与当地人的需求上的差异也确实引起了当地人的不适。
也有时这种改造让知青事后留下些遗憾。原上海赴云南插队知青晴空一鹤（网名）的需求有点特殊。初到落户地曼拉告不久，队长就安排男知青从临时住房搬入社房（合作社开会的大房子）。搬家前，男知青就构想着每人要有自己的床，还要一张属于自己的写字桌，给文化与思想搭建个平台！同寝室的老大宫惠良是格致中学六六届高中生，非常能干，他甚至带来了全套木工工具。在他的影响下，他们开始了第一次“创业”。对于这些上海学生来说，把山上的大树变成木料太难了。他们相中了缅寺背后一根六米多长的方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他们偷偷把这根方木抬进了竹筋房，一头进卧室，一头架灶房，量好尺寸。他们又是火烧，又是木锯，终于把木料弄成三截。在老宫带领下，他们挫锯齿、做公榫、打母榫、刨木料、磨刨、拼板子......不多久，每人都有了一张上海式的小木床，一张简易的书桌。但是他们后来得知，这是一户人家备下的脊檩原料！当他们知道一根脊檩是多么来之不易时，也感到了深深的内疚！
好想有个家
当时的乡村民居远非今日“农家乐”的打卡之地，却是当年知青的安身立命之所。“扎根农村”绝对是政治正确，可当地领导却常常忽略其物质基础。“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环境决定人。对于知青来说，远离家乡，孤身在外，常年浸润在乡村野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意义逐渐显现。
原北京赴黑龙江兵团知青流淌的歌声（网名）就有关于已婚知青住房的回忆。那天他们去探望一对下乡的大学生夫妇，男的姓王，女的姓谢。他们和另外一对已婚的哈尔滨老知青同住一室。一进门，只见南北各一条炕，中间墙上悬挂着一面大镜子，听说是哈尔滨女知青的嫁妆，上面印着“三忠于四无限”。其它稍微值钱的东西就是每家有两个铁皮暖瓶。当时有个女知青还问：“你们晚上睡觉怎么办？”老谢答道：“拉帘儿。”老王说，他调过来以后，领导就在这屋里又盘了一条炕，把他们夫妻安排在那里。第一天睡觉时，她拿出一条大床单当挂帘儿，那个哈尔滨女知青和她商量，请她把帘儿挂在中间，那样可以节省一个，她没好意思拒绝，就同意了。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老谢醒了，无意中发现，由于镜子与挂帘的角度呈“T”字型，自己和老王的睡姿全被照在镜子里不说，对面炕上夫妻的睡相也是一览无余。她连忙穿衣起床，脸热了好一阵。等对面炕上的人起床后，老谢终于说服他们再拿一条床单，然后两家人把帘儿各自挂在炕前。
当然，并非所有知青夫妇都遭此待遇。上海赴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毕援朝（汽车连副指导员）与邓海英（15连副指导员）76年结婚时，借了老职工董树文外屋地的小后屋建起了他们第一个“家”。这是个有些年头的土坯房，被人称为“弯着腰，拄着棍，披头散发掉眼泪”。遇上下雨，他们还得搜罗些肥皂粉袋子压在破碎的瓦片下挡雨。这个屋里的小炕宽度不到一米半，地上只能放一张凳子。毕援朝1米八的大个子，炕沿只及肩膀，晚上睡觉只能将凳子靠过来放枕头。海英个子不高，刚好利用对角线勉强睡下。
毕援朝在“小后屋”外。
在农村苦熬过多年的知青就会知道，这样的“小窝”里有艰辛，有期盼，但比起集体宿舍，这里更多的是慰籍与温馨。上海赴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韩卫的感触也是这样。77年与天津知青王大平结婚后，住进了用马舍改建的小屋。该小屋22平米，进门一条走廊，墙边砌着灶台，左边一扇门进屋，屋右边六平米大炕，左边两扇大窗。门前一百多米外一个水库，房前用木板围了个院子。房屋西侧50米处建了个露天茅坑。搭了个两层的鸡窝，上面三只鸡，下面两只鹅。屋里屋外都挖了菜窖，存放胡萝卜、辣椒、白菜土豆等。看来，用当时的标准，韩卫的“蜗居”并不小，甚至有些“农家乐”的富足与温馨。这就更难怪79年8月23日，他踏上返城的路途时，“默默地望着小窝，望着渡过青春年华的黑土地，含着泪花”。
其实，笔者至今还记得那为数不多的亲手建设美好家园的场景。地基在声声的号子中成型，房子也一幢幢拔地盖起。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看到亲手盖起的宿舍，红墙白瓦，四方大正，自豪感会油然而生，年轻的心也会随着这地基，这房子落尘埃、接地气，与这块土地紧密相连。只是，这样的场景有开头，没结尾，知青的漂泊感伴随着下乡经历的始终。
知青几十年后回访时，首先要找到的，就是这居之让人绝望，离之梦中常归的小窝！古人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民间历来也有“安居乐业”之说。无论是北疆还是南国，一个温暖的住所是生活之必须，更何况是对久居在外的知青。可在那时候，这个基本道理不知为何被领导忘记，成了知青可望不可及的梦。就这样，年复一年，知青的“窝”永远是那么拥挤、潮湿、阴暗而且日见破败。家呀，知青的家，你到底在哪里？
丘保华 男 1951年生 研究生学历 英语副教授。
69年至78年为上海赴黑龙江龙镇农场知青。78年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英语系本科，后在职期间就读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班肄业。82年起在高校任教英语专业课程至退休，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等专业英语课程。现仍从事老年大学教学工作，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欣赏等课。
自1987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共出版译著、教材、传记等八种（部）并在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杂文、翻译、学术论文近百万字。
曾经担任上海《中学生英语阅读》杂志执行主编。民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者，在《知青》、《南加知青》、《华夏知青》等杂志、公众号发表有关知青研究文章，上海知青文化历史研究会会员。文学爱好者，金秋文学社社员，副社长，《金秋文学》撰稿人。
文章来源：南加知青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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