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上的主体性与自由
主观性转向
在黑格尔看来，人性依靠历史的帮助来摆脱传统的束缚，但是，内心自由值得我们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吗？
人是什么？从传统上看，人们普遍认为人性有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是上帝或自然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的东西。人在创造过程中依靠其独有的特定潜能组合而占据了世界上的独特地位，这是让我们成为现在模样的东西。
这个观点来自古典哲学流派如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斯多葛主义以及基督教传统。最近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其实并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只不过是行为和态度组成的一套复杂混合体而已，这些东西可能用很多不同方式来解释。
从这个角度看，有关固定不变的人性的所有讨论仅仅是天真幼稚之举，是贪图方便地讨论人类体验的方式而已，最终并不能与任何外部现实形成照应关系。这种观点可以在存在主义、解构理论以及现代心灵哲学的很多派别中找到。
但是，除了这两种途径之外，还有占据中间位置的第三条道路。该观点可能被称为历史主义，它宣称存在一种有意义的人性概念，不过，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它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该途径通常被认为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联系在一起。他拒绝第一种观点即基要主义者的观点，因为他并不认为人性是某种现成的或一劳永逸地创造出来的东西。
但是，他也反对第二种观点，因为他不相信这样的人性观，即人性是我们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已经过时的虚构。相反，黑格尔宣称，谈论某种类型的人性现实是有意义的和有用的，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人类历史的发展而获得这样的认识。不幸的是，黑格尔的文笔极其晦涩难懂，导致很多人将其论述视为不可理解和混乱不堪的堆砌而彻底抛弃。他的哲学人类学理论与其历史发展理论密切相关，但是只有少数专家才能搞明白。本来不应该这样的。
得益于他惊人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知识，黑格尔分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主观性和个性是如何产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他认为，在人类历史初期，人们并没有认为自己是像我们当今这样认为的那种个体。当时并没有独特和特别的内心空间概念，没有我们如今珍视的现代自我形象。相反，古代人认为自己首先从属于更大的群体：家庭、部落和国家等。这意味着个人自由和自主性等问题并不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产生出来。
今天，我们大部分人仍然强烈地感受到，我们有权做出事关个人生活的重大决定。我们希望选修什么课程，希望进入什么职业领域，希望和谁结婚，希望信仰什么宗教，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选择。
这些是个人选择，个人有权自己做决定。虽然这个概念在当今对我们来说完全基于本能，但它不是绝对的，而是受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古代人对这些东西拥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对于美索不达米亚人、埃及人和希腊人来说，个人并无这样的权利。人们出生于具体的家庭和阶级，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能够过上什么样的生活。这些古代文化受到风俗习惯的支配，传统做法控制了个人行为的任何方面。
这些习惯与法律、教育、宗教和文化的其他方面交织在一起，而文化赋予了它们合理性。人们的生活机会是依据所属的阶级和种性而定义和限制的。
同样，性别角色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年轻人被期待要遵从家长的希望，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愿望并不认为有多大的价值。因此，年轻人不得不从事父辈的职业，年轻女性则被迫接受父母或更大家族为其选择的丈夫。当时并不像当今这样承认个体的内心空间。
我们能够在众多古代文献中清晰地看到这些。希腊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详细描述了斯巴达人循规蹈矩的刻板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引入得到高度推崇的立法者来库古（Lycurgus）所制订的法律的结果。普鲁塔克解释说，斯巴达人的训练
延伸到成年时期，任何人都不允许随心所欲。相反，在城市里就像在军营一样，他们必须遵循规定好的生活方式，致力于为群体利益服务。他们一定把自己当作这个国家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单独的个体。
普鲁塔克更进一步写到。来库古“使得公民习惯于没有私生活的欲望，同时也没有私生活的知识，就像蜜蜂一样总是附属于集体，紧密团结在领袖的周围，几乎带着热烈的虔诚和狂喜完全投身于建设国家的事业中。
”来库古的宪法在古代世界受到广泛称赞，人们认为他发现了创建社会的正确秘诀，能够培养有美德的，不断完善和提高的人。
但是，来库古的斯巴达是并不承认个体合法性的社会，人们无权就自身前途做出决策。这样的社会并不培养主观性和个性而是强调一致性。这里的要点非常清晰：个体中没有任何应该被视为恒久价值的东西，因为一切都必须服从于社会或国家的需要。最终来说，人作为个体根本就不重要。
无法看到个体的内心一面也延伸到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以及罪过等问题。今天，法院会严格考察被告的意图，以便确定适当程度的惩罚。精心策划的暴力行为被认为要远比由于愤怒或妒忌而暂时失去自我控制的激情犯罪更加恶劣得多。
但是在古代，个人的内心意图并不被认为与惩罚相关，因此，法官的焦点单单集中在外在行为本身。简单地说，人们关注的是发生了什么，而不考虑行为者的意图如何。
俄狄浦斯（Oedipus）从来没有计划或有意要杀害父亲或者娶母亲为妻，但是，他仍然因其行为本身而被认定有罪。即使他试图尽一切可能避免这样的结果，但这个事实并不能减缓他所犯罪行的邪恶程度。
人们普遍认为，就个体的主观性而言，苏格拉底开启了一场革命。作为希腊科学革命的成员，他相信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个东西是传统传承下来的就必须接受，无论它是什么。相反，苏格拉底认为，个人有义务用自己的批判理性来审视真理命题，只有在通过了检验之后，才能接受这些真理。
他在雅典到处游荡，向那些自以为拥有各种知识的人提出种种问题，成为人人都十分讨厌的家伙。他不无讥讽地夸赞他们，为的是让他们充满信心地谈论这个或那个话题。最后使对话者不知不觉地陷入愤怒和羞辱的境地。
要点在于显示大部分人简单地接受习惯和传统传授的东西为真理，而这些观点却很少能够经受住批判性地审视。苏格拉底的激进思想在于，人们应该批评一切，只接受那些被证明满足了理性要求的内容。
简而言之，正是个体才有权认可被认为真实的东西，而不是听从上面的吩咐去接受真理。这是极具挑衅性的激进观点，雅典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因而苏格拉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随着基督教的引入，苏格拉底革命获得了更大的牵引力。耶稣拒绝了现实世界的权力，指导人们关注内心。他的很多教导隐含着一种转变，从原来法律的外在焦点转向现在法律的内心焦点。耶稣对其门徒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要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在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马太福音第5章第27-28节，第8页---译注）
从前的法律禁止通奸：世界上的外部行为。但是，耶稣声称罪过发生在人的内心，即人动了奸淫的念头时。所以在实际上，因为有了这些欲望，即使还没有行动，他就已经犯下罪过了。同样，他批判那些大肆宣扬敬拜神灵的外部表现，鼓励门徒在心里悄悄地祷告。重要的不在于世上的行动而在于个人的内心习性。道德中心现在变成了内心空间。
但丁（Dante）的挣扎发生在内心，他是与自己的个人精神做斗争；奥德修斯（Odysseus史诗《奥德赛》的主角，曾参加特洛伊战争，献计攻克了顽抗十年的特洛伊---译注）则是与外部世界做斗争。
这意味着道德的范围被大幅度扩张。世界上的行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总是受到限制，人们实际上只能做有限的事。相反，说到人的内心思想和欲望，那就有了无限的空间。这创造出相当严格的伦理道德标准，因为人们需要监督不仅人做的事而且要监督人心里的想法。
这很快就导致痴迷于管理人的思想作为上帝纯洁性和高贵性的标志。不是评判人们在生活中犯下的有限罪恶行为，上帝现在要评估事实上无限的邪恶想法和欲望，我们人人在自己的心中都私下拥有这些东西，虽然很多从来都没有通过行动变成现实。
从外在领域到内心的转变的另一个例子可以在希腊罗马史诗作家中找到，其性质与意大利基督教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完全不同。在荷马那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英雄在外部世界取得的伟大壮举，奥德修斯围困特洛伊城，战胜其他追求者并且恢复其作为伊萨卡国王的合法地位。
在维吉尔（Virgil）那里，我们跟随埃涅阿斯（Aeneas）的故事，认识到他努力为其民众找到新的家园，并为创建罗马做准备。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外部世界的事件。与之相反，但丁的《神曲》(1308-20)）是有关单个个体精神的和内心生活的发展。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他开始了类似奥德修斯和埃涅阿斯的伟大历程是真实的，在路上也遇到了丰富多彩的人物，但是，他的旅程的性质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但丁刻画的是内心的挣扎，涉及到个人的精神性，这与奥德修斯和埃涅阿斯的外部世界斗争完全不同。
从现代视角看，对于我们有权在涉及生活的问题上做出决策，多数人应该感到高兴才是。从宏观意义上说，这就是黑格尔提到的主观自由原则，即在涉及是非的问题上，个人有权给出或者收回其认可。在现代世界，我们有权拒绝或批判那些与个人良心相悖的东西。这恰恰是古代世界所缺乏的。
因此，主观自由观念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是人类摆脱习惯和传统的束缚而获得解放的故事。只有在这个观念发展之后，个体的人权、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良心自由等原则才得以出现。这些当然是现代世界所珍视的东西，所以很容易将这种历史叙述作为个人单方面战胜传统而取得光荣胜利的故事。
但是，事情并非这么简单。虽然现代人珍视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我们倾向于将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个性上，并将其作为判定真理和是非的标准，我们特别遭遇到异化和社会失范的现代问题。现代人常常感受到孤立无援，自己与社区、国家或者其他更大共同体割裂开来等问题。
但是，当有人越线偏离常规，破坏秩序，和谐局面就面临遭到破坏的威胁。今天，这种更具实质意义的共同体意识和社会生活已经丧失殆尽，这是我们为个性付出的高昂代价。大部分人可能认为消除严格的阶级界限和社会限制是好事，标志着人类发展的重要进步，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这里存在着利弊权衡和取舍的事实，这样的进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黑格尔宣称，虽然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世界，主观性的出现是具有解放意义的发展，但在现代世界，这个钟摆已经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了。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起，承认个人主观性的价值和重要性的力度就一直在增大。已经产生了诸如马丁路德的宗教信仰是个人做决策之事的观念或者个人拥有上帝赋予的普遍人权等启蒙思想。
随着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赞美个性伴随着天才崇拜、生活艺术、恋爱自由以及拒绝资产阶级价值观等等观点而进一步加快。这些观点的有些元素也可以在20世纪的存在主义文化运动中发现，在有些情况下，存在主义似乎否认任何外部客观真理，坚持个人的绝对自发性的自由。
21世纪有时候被概括为自我放纵和自恋主义的时代，个人主观性的发展在西方文化中达到顶峰，其中，我们都是个别的原子，追求自己私有的目标和观点，根本不考虑身外的任何东西。最初反传统背景的主观性如今已经变成主观性占支配地位，反对传统的任何残余，也就是反对有关外部真理的任何概念认识。
今天，我们花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开发和确认个人自我身份认同的意识，即可以辨认出的，能与其他人的身份区分开的身份认同。人们在做事方式上变得越来越具有创造性。当今人们痴迷于在社交媒体上为自己创造个人主页，这是常常被引用作为现在时代自恋主义的例子。
它借给自己夸张的展现，夸大自己活动和成就的重要性，而且往往无视外部世界的任何反应，如对自己的失败和缺点熟视无睹，忽略那些不符合自己渴望的自我叙述的东西。所有这些让我们有时候看似迫不及待地拼命尝试为自己创造虚构的与他人不同的个性。独立于任何实际事实，人们变成了编造自己故事的作者－－－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自己的个性，他们能够想怎么编就怎么编，完全独立于客观事实。
我们生活在相对主义的世界，任何不符合我们要求的东西都可以当作假新闻而摈弃。
如今，我们对个体自我的关注焦点实际上涉及到生活的任何方面：身体、衣服、个人物品、兴趣和口味等。在任何层次上都有一种欲望，我们要发现某些能特别明显地表达自己独特品质的东西。广告商和市场营销者长期以来一直竭力去适应这种本能，且不断利用这种本能。
矛盾的是，他们成功地说服我们相信，如果像数百万其他人那样购买他们的产品，我们将展现出独特的个性。对因此而发财的企业来说幸运的是，这里出现了一种螺旋式上升或循环的效应。目标是发现某些特别之处，既能充当外部世界看到的外在标记又反映出此人作为个体的身份特征。不过，这些标记稍纵即逝，因为很快其他人也会受到同样内容的吸引，最初作为个性表现的东西渐渐地转变成为其对立面，也就是简单地随大溜的标志。
因此，青少年的兴趣和身份认同点总在迅速转变。人们需要不停地寻找新颖而独特的东西，而这些往往只在十分有限的时间内才有价值。当一个时尚潮流达到关键的门槛而变得太受欢迎之后，就不再发挥功能，必须找到更新的东西去取代它。
迫不及待地确认自己的个人身份说明，现代世界里的个性和主观性原则多么重要。虽然有人一笑置之，觉得这不过是很少具有更广泛意义的青少年问题，但是，该议题其实涉及的内容要更深刻得多。在当今时代，人们被引导去拒绝任何形式的客观真理，我们不由自主地进入相对主义世界，任何与我们的想法不符或者与我们的兴趣发生冲突的东西都将被贴上假新闻的标签或当作政党政治的结果而遭到抛弃。其要点就是真理拥有外在的、客观的空间这个想法已经快速消失。
有些批评家如拉尔夫·凯伊斯（Ralph Keyes）和李·麦金泰尔（Lee McIntyre）已经宣称，我们生活在“后真理”世界。这是越来越激进的观点的必然结果，即个人作为个体能提出自己的真理。
在政治中，这个特征表现得或许最为明显。政治辩论的典型特征本来应该是针对涉及社会利益的真实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这些讨论本应该基于实际证据，以此作为对某个政策的支持。但是现在，这种形式的政治辩论已经被诉诸人们的情感的新形式取而代之，带着玩世不恭的态度利用谎言或者虚假信息误导选民，旨在削弱或破坏对方候选人或者政策观点的信誉。
专业性的公司提供形形色色的服务，公然编造和传播扭曲的和虚假的信息以便引导舆论到特定的方向。除了指导其具体政治立场的现成意识形态之外，他们振振有词的辩护总是求助于如下命题：反正没有客观真理，传播胡编乱造的和精心包装的错误信息是人们的自由。
这样的发展趋势实在令人担忧，不仅对政治而且对新闻、教育和科学等其他领域，皆是如此。马上进入我们脑海的例子就是否认气候变化的人或者纳粹大屠杀的人。科学方法、来源验证、事实核查等东西似乎统统不再具有特别重要的相关意义。
黑格尔在其演讲中试图辨认出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古代的特征是缺乏反思，即刻认同整体。个体在作为家庭成员和公民等身份角色时非常和谐，在这样的画面中，个人就像还没有完全长大的孩子，还无法自己作出理性的决策。
他们没有充分的自由。现代性的特征是导致反抗和矛盾冲突的异化意识。在家庭、学校、国家和其他更大机构的背景下，个人感受有必要时刻确认自己的个体身份。这是黑格尔时代的浪漫主义者的心态，也是我们时代的人的心态。
按照黑格尔的历史理论，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存在合理性：“自由观念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权利，自由的存在正是其确定性之一。”自由是过去千百年来缓慢出现的东西，伴随着它出现的是人类发展的概念认识。
这个原则必然产生其对立面。黑格尔的观点是，我们需要在传统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两个极端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这种平衡将确保我们保留古代文化中发现的共同体意识和团结，同时仍预留个体发展的适当空间。显然，我们还没有达到实现平衡的这个历史关键点。
我们需要找到某种办法来恢复客观和外部真理的观念。
我们对人性的概念与我们的真理观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清晰可见的。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两者密切相关。当人们开始承认个人的内心空间有某些重要的和不可化约的东西时，真理概念就慢慢出现了一种转变。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外部世界固定不变的真理观开始遭到侵蚀，开始出现形形色色的概念，如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的主观真理、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透视主义以及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意义的无限推延等。
随着彻底否定任何客观真理或者可靠性，这样的发展趋势现在达到高潮。当这个观点站稳脚跟之后，人们觉得自己能够自由地编造有关自我的故事了，并将其当作现实来对待，就算虚构的版本与可验证的客观事实、现有法律、普遍接受的风俗习惯以及不言自明的伦理原则形成明显矛盾也在所不惜。与其观点冲突的任何客观证据都遭到断然拒绝，似乎它们是对其作为个人的权利的侵犯。
对很多人来说，这是现代世界令人担忧不已的趋势，因为它消除了个人的所有责任和罪过。即使最邪恶的行为或行动也总能够求助于个人真理而得到辩护。当谁都不原意破坏个性的时候，我们需要发现某种方式来恢复客观性和外部真理观的意识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克服异化，恢复有意义的政治辩论，创造条件让个人在更广泛的共同体中繁荣发展，获得幸福。
本文写于斯洛伐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得到诺亚方舟（the Agency VEGA）的支持，课题名称是“文化身份之源的协同增效和矛盾冲突”。
江思图（Jon Stewart），位于布拉迪斯拉发的斯洛伐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他曾经在德国、比利时、匈牙利、丹麦和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所工作，著有19世纪和20世纪大陆哲学的若干著作，最新著作是《古代和中世纪世界的主观性崛起：重新阐释西方文明》（2020）。
来源：https://aeon.co/essays/hegel-and-the-history-of-human-nature
译自：The subjective turn by Jon Stewart
作者：江思图 译 吴万伟
图片：Erik Witsoe
哲文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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