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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作家研究】张叹凤 | “马尔康从不躲避欢乐” ——论康若文琴诗歌的地标意义

第181期 文星学术 2021-09-22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九辑)

(本文作者:张叹凤教授 )



     康若文琴是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高山峡谷嘉绒藏族中涌现出来的一位女诗人,她与她的家乡马尔康,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且随着交通便宜、资讯发达以及生态美学日益聚焦四方关注,康若文琴的诗歌就同她家乡马尔康的山涧青色一样,愈行愈远,平添生机活力,也更为外界所知。前不久,四川作家协会与阿坝州文联在成都联合召开了自治州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讨会,康若文琴的诗作于会上得到比较一致的好评。迄今为止,康若文琴出版了两部有代表性的诗集:《康若文琴的诗》(四川文艺出版社)、《马尔康,马尔康》(作家出版社),另还有不少创作散见报刊与电子栏目,其有众多粉丝。毫无疑问,诗人带有鲜明地理标出意义的诗题诗歌,像是符号学理论一样,为其自然身份与文本身份都增添了特定的形式内容。“我们直观地感到,任何文本中都有形式因素与内容因素。……所谓‘如其所是’(such as it is),就是事物面对意识呈现的本质。”[1]对于已经成熟并产生一方影响、形成自我特色的康若文琴的诗歌文本,有必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学理探讨,以厘清“意识呈现的本质”。



     康若文琴、诗、马尔康,这似乎成为一组旋律音符,又像一幅景物写生,组合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关联效应,映衬、互文与推动,诗意往往简单明了,却又循环往复、意味深湛,就像马尔康梭磨河的流水一样,交映风光奔流。特质鲜明浏亮、简约丰富,这本是藏族文艺比较共通的特点。康若文琴作为一名诗人,也即思想者、山谷大地的漫步者,显然她更愿意突出“本土特色”也即地标意义符号,表达她作为一名嘉绒藏族现代女性的感情与心声。


     她的同乡、男同胞、著名作家阿来对其诗作感受可称精妙:“我是更喜欢她写梭磨河,写阿坝草原的那些篇章。虽然那些写远处的诗歌也有情感,也有恰当的修辞,但诗歌又不仅是情感和修辞,更重要的还是那份切身感。”[2]阿来希望康若文琴“在其已经显露了才能与深情的领域中,再度深耕。”哪怕是《一米跋涉》,“在诗歌王国中,一米就是跋涉,而且往往等同于,甚至超过了一万米的跋涉。”[3]生态、人情、艺术、特色,这无疑是康若文琴诗歌文本比较得到公认的关键词,从符号学的标出意义出发,会令人直接想到、切入到嘉绒藏族。



     很显然,探讨康若文琴的诗作,会容易涉及到文学的家园主题文化以及依存的亲密关系,尤其是地理建构与倾向性都比较明显的创作。这正如西方地理人文学者所论述那样:“无论何时,特定空间和地理形势都与文化的维持关系密切。这些文化还不只牵涉明显可见的象征,也涉及了人群生活的方式。”[4]



     康若文琴富有象征的诗歌要书写的,就是那一个高原峡谷、那一个民族、那一种来自生命体验(包括对历史的沉吟)的关爱与现代性的乡土考量。康若文琴是快乐的,她在《六月的马尔康》诗里描写和宣称:“马尔康从不躲避欢乐”,她却又不免是忧郁的,同一首诗里感觉:“夏风抚摸古碉的疼痛”,“蓝天下白塔托起千年的凝重”。从康若文琴的诗歌文本里,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甚至是形成规律的特点,即凡写到女性的生活,则往往集中于当下世界,容易发诸奔放与欢乐颂,象征意义往往轻快而丰饶;但凡写到男性世界的生活,则不免回归与聚焦于历史长空,时间的属性十分明显,往往表现凝重与哀痛乃至沉闷、压抑。



     毫无疑问,马尔康地区自古以来属于西南关防要塞、古战场,其历史因袭与记忆,烙印于民族记忆中,断难轻易抹去。马尔康又地属康藏边缘地带嘉绒藏族的“四土”藏区,按历史民族学者王明珂“羌在藏汉之间”的考察结论,嘉绒“四土”藏族也有颇多相似之处,王明珂甚至考察出岷江河谷嘉绒藏语可与部分羌语大致交流相通[5]。我们列举这些并非要混淆两者之间的族群与区分,只是为了说明,在民族长期融通过程中的互相影响,同时从岷江上游峡谷地带人文地理关系着眼,这都表现出历史上“藏汉”之间的某种特定的边缘意义。历史上从理县米亚罗溯游北上翻越鹧鸪山到马尔康这一带峡谷嘉绒藏区,结构相对更加单一封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仍实行土司头人制度。在文化方面显然地属比较突出的边缘位置,也即说,那儿与青藏高原藏区与内地汉族大都中心区域,都相去甚为遥远,可称重山险水阻隔,自身发展有着相当的特殊性与自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马尔康定设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州政府所在地,由政治文化的长期边缘冷落地位一跃而成为有一定代表性的区域政治文化中心位置。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与改革开放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当下的生活自然多见于欢快明净。加之高山峡谷区域生态保护相对比较完好,风光秀丽,空气清新,地貌原初特征等极易于联系历史记忆,这都自然地为诗人的着笔附丽,得到不竭灵感,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与养料。


     在康若文琴笔下,似乎男性世界多象征政治历史文化,他们自然不免多具象为牺牲者、奉献者、守护者;而女性则象征了繁育与生活、建设,多被男性世界呵护、爱惜,是幸存者;男性这个符号,在康若文琴笔下,即倾向寓意坚守、付出、牺牲,我们不妨称为碑铭化的处理与永生的象征符号;女性则倾向寓意现世的生活,奔放、自由、欢乐,我们姑称为生态化的象征;这似乎都形成诗人笔下比较明显的定格惯性、生命特征,我们以下不妨结合具体例子诗句来详察体味之——。



一、

一动一静,张弛有度

     康若文琴写作总体属于抒情诗,有叙事的一些成分,但篇幅都比较短小凝练、隽永,她笔下的男女属性有所不同的特征与形式,构织了历史地域文化的充分象征。这是她诗歌的“独一性”“自在性”所在。在她诗作里,女性大多奔放快乐,往往以动态的结构表现突出、呼应之,前述如梭磨河水自由奔流。而男性则大多往往沉默寡言,集中表现为静态结构的审美关系,男性形象总是会与嘉绒藏地的碉楼、山峰、石础、炮台、猎枪等加以映衬、形容、借喻、互文,前者无疑赋予更多的当代气息,后者无疑负载着某种经久疼痛的历史记忆与回味:

 

曾经的金戈铁马凝固成奇峰怪石

在心灵的家园

或站,或蹲,或卧

守护着比花岗岩更凝重的历史

——《莲宝叶则神山》[1]

 

还是这雕楼

汉子一样站着的石头的雕楼

在时光里打了一个盹

如今便走进了书本

与长城一起

像一位拖着长髯的老者

供人观瞻

却无言以对

——《有关雕楼》

 

时光一失守

官寨躲进光阴

灯光渐次熄灭

从此,雕楼害上了幻听

颓然站立

——《松岗雕楼》

 

你阳刚的身躯,因为思考

丢失了性别

却因思考

成了一尊神

——《洛格斯圣山》

 

三万块石头,三百年

穿风透雨

守卫着一个名字,苍旺

镌刻在石缝间的名字

——《苍旺土司雕群》

     像这样的摘录,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自康若文琴的两部诗集,那些内容韵律彼此呼应而又各自成篇的诗章中。但凡涉及历史记忆,男性钢强、冷峻、沉重的绘形就凸显出来,占据诗行,形成山谷静态雕塑,别无取代。如雪山、岩石、高墙、冰川、冰挂等,都是男性象征。



     即便现实生活中处于恋爱的男性,他也并不奔放、活跃,仍然处于静态艺术关系中,如:“他也在喝茶/杯中的绿叶/像目光的腰身一样舒展”(《记忆》)另外还有如写马尔康街头的僧侣,处于静态的观望,仍像雕塑一样。分析起来,这里无疑有男性历史社会中的责任担当,女性对男性奉献的崇拜与依从,尤其是英雄史诗般的崇拜情结,这些社会结构属性,女性对男性英勇出征或无辜献身所付出,怀持不尽的哀挽之情与深长敬意。事实上,嘉绒藏区男性对女性的庇护、赞美与敬重也是比较突出的,爱的事例比比皆是,这从他们的民歌、民间故事以及流传于当今歌坛的对女性的赞美歌曲方面即可体会,如嘉绒藏族当代著名歌手容中尔甲的《慈祥的母亲》《高原红》《美人中的美人》《美丽姑娘卓玛拉》等许多歌曲,他们往往将女性赞美为“白度母”,意即天上的女神,男性必要时会为此牺牲自己的一切,视死如归,以呵护家园生命的摇篮。康若文琴作为这种文化传承者中的一员,自然在这种倾爱文化中长大,往往是笔到意到,诗意盎然,在文本身份中,她就像化身历史上的嘉绒藏族女性,成为她们的代言者。关于这一点,康若文琴是明确书写出来,如《有关碉楼》:“不错,是碉楼/是汉子们用石头垒起的碉楼/护住了/火墙上喷香的青稞/新娘耳边叮当的银饰/还有佛前不灭的酥油灯/以及灯下摇曳的合十的身影”。类似例子还多。



     也许在这一点上,民族艺术惯性的力量很大,重复稍多,会多少削弱康若文琴诗歌的现代性与开放性。但我们只要置身于历史边疆少数民族尤其是相对比较游离于主流社会的比较弱小被动的民族遭际语境中,就不难体会与理解。如边疆人类学者王明珂所指:“广大青藏高原东缘之地与人不仅是‘华夏边缘’,也是吐蕃与藏传佛教之边缘。有些区域人群又成为伊斯兰世界的边缘。许多今日问题都由此双重或多重边缘性产生,也可由此得到理解。”[2]我们无意去援引那些史记“征服”与“被征服”以及各类悲剧冲突事略,但仅从迄今仍遗留于嘉绒藏区的许多石碉楼、长城垣、寨堡、屯兵点、墓葬坑等遗址,可以想见历史上和平的珍贵与稀有。例如公元八世纪中后叶即安史之乱时大诗人杜甫就亲身遭遇川西北民族冲突战争,他有诗纪:“黄河北岸海西军,椎鼓鸣钟天下闻。铁马长鸣不知数,胡人高鼻动成群。”(《黄河二首.其一》)“昔我去草堂,蛮夷塞成都。……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草堂》)交界越境时或重演的杀伐与镇压,相对弱小乃至无辜民众所受到的夹击、挟裹、屠戮无疑最为惨痛,而记忆也尤为深刻。除此之外,还有境域部落寨堡之间的内讧、械斗与战争等。康若文琴诗作的历史积因与心灵负载书写,也是一个较少于迁徙的世代农牧业定居生活为主的高原峡谷民族的集体记忆。她只是一个书写者,一个承传人,她由口传历史与讴歌进而提升表现为汉语书写的历史反顾行为以及展望,无疑是积极的、有意义的文学社会活动。“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我们的许多社会活动,经常是为了强调某些集体记忆,以强化某一人群组合的凝聚。”[3]



     对于当代女性自身的书写,也许更多来自诗人自身的生命体验与在地感受,而不再单是“集体记忆”以及受限的符号概念,诗人往往写得更加生动活泼、饱满有力,如诗人自喻自况以及对当代女同胞的形容,多生机勃发、形容尽致,甚至更多可称刚健清新:

我恣意吼着嗨士多

跳起卡斯达温,手持长剑

大声叫你:婴儿冰川

——《婴儿冰川》

 

阿妣说,她的头巾会燃成一朵花

来世,她还是一个女人

——《阿妣和火塘》

 

央金的笑声越来越响

好像根本没有一嫁再嫁

——《娜姆和央金》

 

梭磨河没有干枯的记忆

只有过瘦或肥的体会

星光是她顶上的宝石

即便沉睡

依然熠熠生辉

——《沉睡的月光》

 

大山放下心来

披散长发

歇下

像院里的女人

骄傲地挺起下巴

——《剑麻》

     丰满,奔放,快乐,写意,类似诗例不胜枚举,就女性象征而言,康若文琴下笔触处生春,无不跃动生态自然美学与当下生活的自由真实境况。述及男性,不论长幼,多形于凝固沉思,以至石化。这从文本效果来说,强化与反衬了女性世界诗意的表现。



     在生产力相对落后、处境危险的区域,男性的责任往往更重大,这也是父系部落社会的指征。正因为如此,女性的家园作用与繁衍意义更得到提升。在暂时没有男性成员担当主宰的时候,女性就必要成为主宰、支撑,需要自身坚强果敢,妇女有时因之也需要具有英雄气节。嘉绒藏区主要以农牧业定居生活为主,家园象征显然更有养育承接劳作的意义。女性的繁育不仅体现为自然属性,更是一种社会属性。往往能够养育长成一大群儿女的母亲,不啻于族群中的英雄母亲。形同“白度母”(女神)这样在男性世界心目中的地位。男性为此会更加勇敢地投入社会责任担当甚至是为族群牺牲。

毛瑟枪冒着青烟

疆域还在

主人和野心呢

——《官寨》)

     历史虽然远去,但民族性与社会意义仍然存留。“毛瑟枪”似乎还“冒着青烟”。嘉绒藏族孩子往往受母亲的影响更多,所以从教育学角度来说,女性往往需要在温柔的另一面,表现更多的男性果决气概,从而填补男性成员时或不在身边的缺陷,从而给孩子更完整的教育熏陶,这也是维护家园比较完整的生态资源的一项义务。这就需要女性更加坚强与聪明快乐,以及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利于教育功效的文艺(传说、故事、民谣、锅庄、山歌、史诗等)的健康发展,女性亦在其贡献中。



     康若文琴的诗如“抚摸山岗的呼吸/我和草原刹那生烟”(《刹那走过》)“你高原的声音在天地间跌宕/甩动的牧鞭清脆地划着弧线”(《放牧的妹妹》)“你的手是强悍的风/在大地上刮来刮去/滚石在心中碾来碾去”(《风从山谷来》)“我是嘉绒的女儿/大山便是至柔的母亲”(《星光下的脚步》)“手持利刃的女将军/冲刺杀伐/出手利落《女美发师》”)女性世界需要温柔,似乎也需要勇敢甚至是剽悍。在弥补男性地位空缺或不足的时候,大山的原型象征可以适时转化为“母亲”,包括斗志昂扬的“枪手”——“上天啊,如果必须捍卫那/一片和平/怕只好寄望那只生锈的猎枪了/它挂在墙上,沉默多年/还能响吗”(《如虎》)如果不是特定的家园文化责任与警惕的假设,女性对枪支的思想断不会如此深入细致。这是细节的胜利。



     不少人文学者认为家园文化女性的主体性更加明显,常态性也更充分,对后代的影响更为直接[4]。人类最早源自母系社会,当时孓遗的一些因子方式在现代还见诸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东方学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认为:“人类历史是被生育、生产以及再生产(繁殖)出来的,男人们和女人们通过生育和精心繁衍物种,来进行自我生产。部落史是氏族(gens)和部落(gentes)的历史,他们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地生育并发展起来的;他们不是由某个矗立于历史之外的神圣力量一劳永逸地创造出来的。”[5]这就是康若文琴《一米跋涉》那样的诗歌感受,很具象、很精微地展现出来的历史,有着精确的家园感觉。



     男性与女性这两种特定象征与互补互互文,是康若文琴诗中比较鲜明的一个特点与文化致因。这构成了她诗歌动静相宜、一张一弛的审美效果与书写惯性。



二、

泛神化的抒情的气质描写

     嘉绒藏族虽然大体奉信藏传佛教,但其寺庙崇拜与清规尊严并不像青藏高原地区那么严格显著、僧俗两界那么鲜明,而更多是得自心性修为与心灵膜拜,带有大乘小乘、出世入世兼修并采的杂合特征。也许这也是“藏汉之间”地区长年的过渡与融合,以及如前所述边缘化的明显特征。而且在神祇崇拜的行为与感应中,显然都带有调子比较浓郁的明快的抒情气质以及泛神化、泛生活化的浪漫倾向。就像七字真言,有时是用于颂神祈祷,有时则纯为表达一种生命感情的惊讶、祝福、赞叹等自然语境内容。有崇拜的因子,也有生态的气息,以及民族史诗的许多贯穿与隐喻。突出标示了岷江上游峡谷地带人民地理文化走向取舍与鲜明生存特征。



     从这方面来看,显然强化了诗歌比较空灵清新的人间气息。在康若文琴诗集中,表现充分,可以信手拈来——

“马尔康街头,手持佛珠/可以不静心,不诵经”(《佛珠》)“我在经幡的呼吸里逡巡/千百年来一直等待/触角伸向青稞的腹地/冻土带祼露紊乱和空白/我杂草丛生的家园啊/太阳的花蕊刺伤我”(《最初的守护》)在宗教和生态两相照耀互动下,生态显然更为泛神化,从而更加突出家园意义。康若文琴的诗歌里有真言的韵律与人间信仰气息,但并非一味的神示与教喻,更像是生活气息馥郁的带有原初人神共舞的空间气息与抒情描写。这恰是高原峡谷如空谷幽兰的美妙启示所在。她这方面的诗题,令人联想到拉丁美洲民谣“穿过骨头抚摸你的灵魂”,神奇世界的诗化以及人间“魔幻现实”的渲染,往往恰到好处,并适可而止,以清纯的女低音讴歌人神高原的力量,时感天籁与生机并发。如诗集中的《真言》《大藏寺》《嘉莫墨尔多神山》《寺庙》《小嘉措的快乐》《色尔米的经幡》等诗作。如最后一首写到:

从天空到大地

真言只需静默

声音,自心里冒出苗头

经幡无风自动

 

真言端坐

色尔米的长空往更深处蓝

 

“往更深处蓝”,这是诗人的美学追求,也是生活的写照寄寓,满满的人间关爱精神与人生终极意义骋想的探寻。这一“蓝”已有“高原蓝”、“宝石蓝”的精纯度呈现相,令人诵之爱赏、沉吟、回味。





三、

生态意义充足的马尔康


诗人:康若文琴


      诗集命名《马尔康,马尔康》,更加体现了诗人对地理文化与族群关系的倾心,以及生态美学的体会。不一定是有意,但这是一种潜意识,一种感情的集合体与呈现。在《康若文琴的诗》中有一首《黄昏的梭磨峡谷》抒写:

“季候风吹来/溪水在狂奔后刹那跌落/在飞花的山涧摔得粉碎/却成就了瀑布的精彩/在倦意渐深的山谷走了很久/麦田流动的气息触手可及/田中的小路起伏着奔向远方/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投奔曙光而去”。



      这是一首生态气息充足而颇有借喻象征的佳作。文本的细节往往令人如临其景,感受到充分的高原时空关系与人文自然。



      地景标示的生态意义在世界文学中显然都有精神标出的示范作用,从这方面讲,康若文琴的诗体现出比较鲜明的现代性。因为“这种浪漫派的地景观点,找寻的是自然的庄严雄伟,亦即超越渺小人类的‘崇高’。这些诗本身就是历史事件。” 超现实的注意,是现代性诗歌的一个特征。康若文琴的诗作,无疑也是她自己所属民族、地景的一个“历史事件”。“马尔康”,据说在嘉绒藏语中意为火苗旺盛的地方。这象征着生命力与家园文化传递。我们读到,在康若文琴笔下,寺庙、碉楼、雪山、冰川、青稞、糌粑、僧俗两界交融,都显得神奇美丽,有梦幻色彩,人们和平相处,追求进步发展的现实,像梭磨河长流不息,闪烁片片银光,又像是诗歌的碎片化写作。康若文琴的诗歌篇幅多属短小,复沓,象征,表现“瞬间的美”,这正是现代诗碎片化处置的一种方式。每一个碎片却都照映着历史,反映着现代。



     马尔康在康若文琴的手指抚摸与弹奏间,活泼、温润、清新、光明、欣欣向荣……

四月初八

青稞拱出土地

一片金光

我们和树

站在阳光下

一起盛装

——《擦查》


目光伸得越来越远

山与山靠得越来越近

……

经典的红黄蓝

沉淀在嘉绒人的血脉中

——《六月的马尔康》


荞麦茶成了一天不离口的药,淡淡的苦涩

喝一口,好像就离荞麦地近一点

——《荞麦花》


阳光吹响法螺

马尔康、赞拉、促浸、丹巴

河流银光闪耀

一路南下

核桃树低垂时光

火塘与世无争

——《嘉莫墨尔多神山》

     这些抒情的生态气息渲染描写,诗句如风铃叮当作响。海德格尔赞美特拉克尔的还乡诗“为人之本质寻觅居留之所”。 康若文琴的诗歌也是留意了这一宏大主题。即便历史的遗憾与痛苦,在诗歌光芒映衬下,如海德格尔赞赏“痛苦已把门槛化成石头” 。幸福自由的马尔康,“从不躲避欢乐”,这得自理想现实生活,也得自诗歌艺术的神奇再现,洋溢着民族“文化的亲亲性”(cultural nepotism) ,这样的地标元素气息,展现亲切、坚韧、交流、融合的优良质地,这是走向世界的前提,也是民族团结发展的必然趋势。

饱满不等于骄傲

穗子忍不住发出光芒

于三千米的高度

——《海拔三千,青稞和麦子》

      嘉绒藏族历史上没有署名女诗人、作家,新生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巾帼不让须眉(例如最新的阿坝文学丛书女作家就居其半数)。在如何表现民族区域性与当代女性视角的同时,更加强化现代性的书写,实现双语更加自然的互文,突破自己的重围以及惯有的模式(虽然已是特色,但创新应该始终不懈),使诗歌文本更加丰富,更多生命气息,包括语句间的信息量、弹性、张力、创新意识等。这,也许不仅是当下康若文琴一个诗人所面临的高度挑战。



     我们期待嘉绒藏族女诗人康若文琴这棵高原海拔三千公尺的“青稞麦子”,在马尔康的蓝天光照与山河岁月中,不断追求卓越,飞得更高。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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