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作家研究】李怡 | 康若文琴的“高原抒情”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九辑）

（本文作者：李怡教授 ）

        周文琴，一位来自四川马尔康县的诗人，通常以“康若文琴”的笔名发表她的“高原抒情”，我不知道这个笔名的来由，斗胆凭直觉猜测，似乎暗含了民族与地域的几重指向——康藏人的族群身份，康巴高原的地域体验。这种大胆的猜测源于她的抒情为我们展示的世界：雪域、神山、高原、草原、酥油……

        在我看来，重要的还不是诗人为我们描述了这样的高原世界，而是这种描绘的姿态不是内地人常有得的那种无条件的惊叹、夸张的赞美与“中产阶级”式的故作神秘的想象，这种跨越地域的抒情越来越流于陈词滥调，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将高原的本色涂抹得斑斑驳驳了。进入康若文琴的高原，我们读到的是一种十分“日常”而“自然”的表情：

马尔康从不躲避欢乐

在河与山的背景上

祈福的三原色已经调匀

一笔抹在眼中

一笔抹在心田

                                               ——《六月的马尔康》

        马尔康的美不是意外的惊艳而是来自心田般的自然而然。同样，她眼中的冰山也似乎不便用“壮丽”来形容（那样的惊诧只能属于第一次进入高原的人们），你看高远的它其实与普通的人建立着切近的精神联系：

你还将老去

老得让人越发信任

直到有一天

你成为一尊神

                                                       ——《达古冰山》

        在这里，高耸入云的冰山不再以高不可攀的雄姿令人震撼，它如此亲切，因为亲切而带给人们尘世的信赖，而所谓的“神性”也生发自这种由衷的信赖里。没有将高原、神圣融入心灵的人，难以理解这种远与近、神圣与凡俗的自然联系。

这样融高远、神圣、永恒于世俗日常的体验方式、思想方式与表达方式可能最“最康藏”的。你看，连死亡和衰老也写得如此的稀松平常：

风把我们吹老了

眼睛没了星光闪烁

都说这是永恒的旅程

从起点到起点

时光在一些脸上开成菊花

却凋零更多的心。

……

风一天天吹我们

一些人老了

一些人却年轻

                                                  ——《风一天天吹》

        我赞赏这样的康巴抒情，因为它真正属于高原，属于这个地域和这个民族，当我们看惯了太多的“内地视角”的高原抒怀，难免开始质疑那些“惊艳”描绘的真实性，当然，远距离的夸张与想象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权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读到高原人自己的高原。

       在这里，始终存在一个“西部民族视角”与“中原视角”的根本差异问题。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察、研讨西部民族文学的悖论：我们讨论的是西部的民族，而使用的却是东部（其实是中原中心）的眼睛。或者说是在东部命名的“时间意识”中描述西部独特的“空间”景象，这样的景象常常可能是“异样”的、“新奇”的，但是却可能是被扭曲了的“空间”，就像我们已经不能忍受西方人以奇观心态来打量中国一样，我们也当对中原心态的“西部奇观”保持警惕。

        有时候，我们喜欢谈论所谓“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西部文学”，谈来谈去，就似乎变成了一个局部空间的文学现象如何适应更有普遍意义的时代发展的要求的问题，其实，困惑一直都存在：我们究竟当如何在“或世界或民族”之间作出选择，或者说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普遍意义与民族文学、地区文学之间的矛盾是否还存在，如果存在，我们又当如何解决？无论我们目前的议论如何竭力“消解”所谓二元对立的思维，其实在前些日子学术界讨论“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复杂关系时，我们都仿佛见到了当年世界性与民族性争论时的热烈，甚至，其基本的思维出发点也大约相似：全球化时代与世界化时代都代表了更广大的普遍的时代形象，而中国或“中国西部”则是一个局部的空间范围。

        这两个概念的连接，显然包含着一系列的空间开放与地域融合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西部”这个有限空间的韵律应该如何更好地汇入时代性的“合奏”，我们既需要“合奏”，又还要在“合奏”中听见不同的声部与乐器！这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假定：即最终决定文化发展的是时间，是时间的流动推动了空间内部的变化——应当说，这是我们的当目前为止的社会史与文学史都十分习惯的一种思维方式，即我们都是在时代思潮的流变中来探求具体的空间（地域）范围的变化，首先是出现了时间意义的变革，然后才贯注到了不同的空间意义上，空间似乎就是时间的承载之物，而时间才是运动变化的根本源泉，我们的历史就是时间不断在空间上划出的道道痕迹。例如我们已经读过的文学史总先得有一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然后才是“五四在北京”、“五四在上海”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诗歌领域里引发的革命”、“在小说领域里产生的推动”、“在戏剧中的反映”等等。这固然是合理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所体现的也就是牛顿式的时空观念：将时间与空间分割开来，并将其各自绝对化。在这一问题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是从打破时空绝对性的立场深化了我们对于时间、空间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在这方面，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的史蒂芬•霍金有过一个深刻的论述：

    相对论迫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我们必须接受的观念是：时间不能完全脱离和独立于空间，而必须和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的时空的客体。

        这是不是可以启发我们，在所有“时代思潮”所推动的空间变革之中，其实都包含了空间自我变化的意义。在这个时候，时间的变革不仅不是与空间的变化相分离的，而且常常就是空间变化的某种表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决不仅仅是西方“现代性”思潮冲击与裹挟的结果，它同时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立足于本民族与本地域特定空间范围的新选择。只有充分认识到了这一事实，我们才有可能走出今天“质疑现代性”的困境，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寻找到合法性的证明。

       在时间变迁的大潮中发现空间的本源性意义，这对我们重新读解西部文学，重新展开“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西部文学”这一命题也很有启发性。比如，当我们真正重视了空间生存的本源性地位，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时间和一个特殊空间的问题，但在实质上来说，其实所包含的却是西部的“空间”与东部的“时间”的问题，关键之处在于“东部”与“西部”。所谓“全球化”，与其说是一个普遍的时代思潮，还不如说东部人的生存感受。是东部的经济方式与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汇入了“全球性”的漩流之中，于是，他们将这一感受作为“问题”对包括西部人在内的其他人提了出来，自然，西部人对此也并非全然是被动的对于外来“时间”的反应，他们同样也在思考，同样也在感受，但他们感受与思考的本质是什么呢？仅仅是在“领会”外来的思潮么？当西部大开发的铁流滚滚而来，当东部的经济力量四处施展，当外来的异乡人纷至沓来，当接受和不能接受、理解和不能理解的文化方式与宗教方式，生活方式与语言方式都前所未有地汹涌扑来，西部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西部的文学又是怎样的？很明显，在贯通东部与西部、全球与中国的“时代共同性”的底部，还是一个人类与民族“各自生存”的问题，是一个在各自具体的空间范围内自我感知的问题。

       理解中国西部文学，归根结底还是要理解西部自己的感受。这里的“全球化”与其说更具有普遍性还不如说更具有生存的具体性，与其说可能更具有跨地域认同性还不如说可能包含了更多的地域分歧与冲突的故事，当然，也有融合。既然今天的西方人都可以在连续不断的抗议和攻击中走向“全球化”，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是？所要指出的是，在文学创造的意义上，这里的抗议与拒绝并非简单的守旧与停滞，它本身就是一种“有意味”的姿态，或者，她本身也构成了“全球化”的一部分。

        如果说康若文琴的高原抒情具有什么样的特色的话，那么就在于她努力用西部高原人的眼睛讲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高原，这是西部人自己的高原，自己的空间景观！虽然这些诗歌还不能说多么完美、多么深刻，但是能够遵从自己的内心，没有在东部文化主流的大潮中迷失自我，这本身就是重要的起点，一切所谓的完美和深刻都必须从这个起点展开。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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