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T】国际发展就是心怀天下专业做好事吗？

本文根据中国农业大学通识课程《全球事务与发展》第八讲课堂内容整理发布，记录内容有所删减。

作者简介

主题： 国际发展

主讲人：徐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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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丽教授，博士生导师，就职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发展管理系/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访问一年，多次赴亚非拉、欧美地区国家进行短期学习、调研和访问。她是国际发展时报(IDT)微信公众号的联合发起人，也是《全球事务与发展》课程的协调人。

志愿记录者：杨姝晗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区域发展（国际方向）专业大一学生

徐秀丽老师为同学们授课

今天是《全球事务与发展》课程的最后一讲——国际发展。我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们之前的七个下午都讲了些什么，分别是全球事务与中国发展、全球通史、世界地理、跨文化交流、国际经济、国际政治、世界军事与安全，今天讲的是国际发展，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课程内容是如何搭建出一个内在的框架呢？大家可以看下面这个图，就好像一栋房子，以“宇”、“宙”为顶，以全球事务和中国发展为核心，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际发展为支柱。尽管现在大家看到这栋房子的各个支柱是一样长的，但实际深究起来，今天下午所讲的国际发展这根柱子在中国来说，应该算其中比较短的一根，相对于其他维度，大众对于这个小众的领域知之甚少。国际发展要讲的内容有很多，但对初学者来说，到底应该选取哪些内容来跟大家做这一个下午的交流呢？我准备讲下面四个部分的内容。

一、转型期的中国和世界：新的图景和新的知识

这是谁？这是现在很火的一部剧《人民的名义》中的李达康书记，当然我们今天说的不是他的双眼皮，而是他主抓的GDP，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GDP长期连续两位数的增长，这在国际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如果把国际社会当成一个班级，GDP当成一个学分积，在近三四十年里，中国就是一个学霸。不要小看这个增长呀！耐不住它长期的连续高增长，它会带来一些变化。首先是产业结构的变化。有些同学可能会说，这样的宏观变化和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呀？不如讲一些个人故事更实在，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人对于宏观的东西，对于类似这样的结构（structure）越敏感越了解的话，你就越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要学会观察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1   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的“化学反应”

我们看到上图中，服务业占的比重在逐年增加，身为中国农业大学的学子，我们自然会对“三农”问题更加关注，但是，图中农业的比重却越来越少，这是一个经济规律（当然，这里还涉及到统计口径的问题）。农业GDP比重不断下降，服务业不断上升，研究这个的意义是什么？直接来说，和你们将来的就业紧密相关，你们现在和将来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结构中的人，也都将成为被统计的人口，所以你们可以了解自己以后就业的一个大方向。由图可见，第三产业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大的。

不仅仅是产业，还有人。

大家看到我们的城市化率，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大部分人生活在乡村，费孝通称之为“乡土中国”是很准确的。现在，按照统计数字，我们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尽管有人会说，我们很多人虽然城市化了，但其实还是保存着乡土观念，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向大家推荐一部BBC的片子《The Fastest Changing Place on Earth》，谈的是重庆白马村城市化的案例，很生动，采用一种动态视角，时间跨越2006年到2012年（听说后来还在跟踪拍摄，到2015年），展现出一个中国普通乡村进行快速城市化的过程及结果。

大家得注意到，随着我们城市化、产业结构化等方面的变化，随之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根据一项研究结果，人均GDP2000美元是道槛，过了这道槛，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这个区间时，这个经济体内部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比如：城市化、工业化加速，中产阶级兴起、消费类型变化等，而在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到1万美元期间，产业结构高级化、橄榄型社会逐步形成，社会多元化、冲突凸显等，当然这样一种经济和社会链接模式有些机械，但由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化学变化”却是一定的。大家看到，尽管我国GDP位列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却只有8000多美元，排在世界第70多位，事实上，8000多美元也是个平均数，中国很多省份已经超出了1万美元。我在英国访学的时候，看到当地媒体将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中国各个省对应起来，你就会发现，在中国，真的是三个世界都有，不同的人均GDP就会产生不同的需求。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就是去肯尼亚接受培训，一架飞机里很少是中国人。像一般中国人都不去非洲，你想非洲那是什么地方啊！除了一些援外人员，那时的中国人觉得非洲肯定都是疾病、战乱和腐败等等。这些认识都是从媒体上来的。那些媒体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许多其实也是从西方国家的媒体转译来的。但是那时机舱里大部分都是白人。他们去干嘛?他们去旅游。因为非洲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非常好。但是在十五六年以后的现在，大家再去看的话就会不一样，特别是经过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博莱机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乌泱泱的大部分全是中国人。那个地方就成了一个中国现在工程、技术和人才转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站。这种前后变化说明，随着人均GDP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模式、价值理念、整个社会的形态等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化学变化”。

 2   转型中的世界政治经济版图：

      “巫婆”与“大象”

我们看完了中国，再来看看世界，世界又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感受。比如我奶奶，她前几年过世了，她还在世的时候，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没想到现在日子能这么好！”所以，我们想要了解现在，必须了解过去是怎么样的。

大家看到在这个图片上面有一个像巫婆一样的图形，实际上是一条分界线，上面是富裕的北方（the rich north），下面是贫困的南方（the poor south），在第一讲里，李小云教授提到，他们那代人对世界的认知就像是上图，划分发达的和不发达的国家，其实到我们70后80后的这一代，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大体也如此。那么，这种观念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和我们所说的国际发展就有非常大的关系，可以说，我们现在使用的许多概念都无法逃脱这个专业给大家带来的思想意识上的影响。上面所说这个南方和北方不是说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南方和北方。在中国国内，其实南方还是挺发达的。但在全球的这个范围内，北方就意味着是决策的，北方就是发达的，南方就是非发达的。但是最近这样的一种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UNDP在2013年出了一份报告，叫做The Rise Of The South冉冉升起的南方。

看到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金砖，五颜六色的。再看右图的非洲，这一轮红日冉冉升起。这些图就表示了南方正在慢慢崛起。还是用数字来说话，这里我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一个名叫曼彻斯特全球研究所，他们关注世界地理，但这里的地理它不只是一个物理的概念，它还是一个经济的概念，所说的就是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从上图大家看到，高收入国家所占的全球GDP的比重是下降的，而中低收入国家这条线却是上升的，在上升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这条线的上扬幅度也是比较大的，其他像巴西和印度的变化就很不明显。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这个高铁不只是中国往外输出的标志，也代表了中国发展的速度。

Peter Nolan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这位教授叫Peter Nolan，是我2010年去剑桥访学时的host professor。这位教授非常有意思，他曾被金融时报称为“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了解中国企业及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包括中国人在内”，这可能有些夸张。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位皱着眉头很帅的老人家。Nolan教授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的主张也是如此。他说：“稀松平常的人到处都有，大学就应当容忍稀奇古怪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怪人，一个典型的英国剑桥教授。我感觉Nolan教授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喜欢狄更斯的那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俨然成为了他的logo。二是他写书的题目喜欢用十字路口（crossroads），比如说《China at the crossroads》，后来我也学着给我们的一本书取名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坦桑尼亚》。他的办公室位于仄仄楼梯的上面，书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简直就像一座小城堡。话说回来，Nolan教授曾发表过这样一个言论，他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因为他是研究跨国企业的，他说成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从 19 世纪末的美国到 20 世纪末的韩国，全都产生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但在中国GDP领先时，中国并没有出现非常有竞争力的企业。你们可能会说，国企那些企业不是挺厉害的嘛，但他说，这些不好说，他们的竞争力靠什么？他说，中国这样的一个存在，它的政商关系和企业发展路径直接挑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现有的认知框架，甚至涉及到了国际关系的主体、企业的边界界定等，这在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根据下面这张图，Nolan教授的观点或许受到一些挑战，大家可以看到，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公司，比如来自G7国家的企业数目其实在下降。但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他们有世界影响力的公司数量却在上升。

不仅是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数量，还有财富的分配。大家看上图，在全球财富分配中，最富的那些人的地域分配也呈现出一个类似的状况，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富豪们所占的财富在全球比重相对增加。

如果大家说，富豪们的生活离普通老百姓太遥远，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所谓的中产阶级。而在亚非拉等国的中产阶级人口比重也在不断的增加，根据UNDP的2013年的预测，该群体人口比重从原来的不到一半将要上升到2030年的79.5%。在现实中，这个也可以肉眼观察到一些端倪，比如现在出国购物的很多都是中国人。很多个地方都加了一个中文的导购，产品增加了中文的名字甚至是增加了支付宝，这些都彰显了一个新的现象：冉冉升起的南方。

上方这个就是现在非常有名的象形图。来自于布兰科-米兰诺维奇，他是一个塞尔维亚美国人，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研究全球不平等。我们说这样一个现状，南方不断崛起，北方不断削弱。特别是2007、2008两年的金融危机。新开发银行的兴起，一带一路的出现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包括我们去年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所谓黑天鹅事件（Black swan event)是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像这个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等事件都被称为黑天鹅事件。为什么这些黑天鹅事件会发生？有一种观点认为，其实是跟这只“象”有关系。低收入群体以及图中占百分之七八十的这些人——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大家可以看到这两部分的群体增长其实是最低的。而增长最快的是全球精英和大部分中国人。大家需要记住这只大象，知道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结果是这样的。在这样一个全球历史上，我们再回顾中国。

 3   中国“双面”叙事中的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

在工作场合中，我们经常发现国内国外的双重叙事，比如国际上对于中国减贫的经验表示出强大的兴趣，认为这是中国奇迹的重要部分，但在国内，你又会发现针对减贫政策的各种批评。这种“好”与“坏”、“积极”与“消极”的判断形成了一个“内”与“外”的交织，我称之为“双面中国”，这正如古罗马的雅努斯(Janus)的双面形象。“双面中国”并不是现在才产生的，我们一直生活在国际体系里面，就一直在受着双面影响，但因为我国的影响力增大，导致内部和外部对我们的影响也增强，所以它才会逐日凸显，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那么，这种双面中国产生的原因及其意义又是什么呢？

双面叙事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跨越国界，在对外的活动量上增大了，当然活动就包含着相应的资金、人、商品、符号、文化等各种要素的全球漫游。大家看到我们的排名，贸易长期以来都是全球第一，对外投资流量2015年上升至全球第二。还有援助，我们从2011年和2014年发布了对外援助白皮书，2016年12月也首次发布了发展权的白皮书。还有我们在国际金融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和IMF等中所占有的投票权和股权也在不断提升。在援助方面也有一个业内非常有名但大众却一无所知的组织——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OECD-DAC，它类似但又不同于贸易领域的WTO，他们其实一直想让中国和印度加入，但因为加入后就必须按照该系统的规则办事，比如它规定你的援助信息要完全透明，你就必须公开一些数据；规定援助占你GNP的比重；规定你的援助必须遵循善治等附加条件等，所以我们现在还不是他们的成员，但至少现在我们开始了一些官方和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加入了以发展研究为主的发展中心，这样各方既可以互相学习，同时也保持一定的自由度。

中国元素走出去不仅是被动参与现行国际体系的结果，同时也是主动参与和贡献现有国际架构的结果。国际组织内部确实会产生一些十分纠结的内部故事（inside story）。我曾经去纽约和华盛顿专门去看世界银行、IMF和联合国的总部，它们位于美国的重要城市，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当这些组织涉及到世界规则的时候，美国是不是应当遵守？中国遵守现有的规则，该交的钱就交，该做的事都做好，但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内的现状一是人少且位低，二是对详细规则把握和应对的能力不足。现在，中国也发起了一些新的国际架构，比如新开发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产能合作基金和中非发展基金等，这将对现行的国际发展体系提供有力的补充，但这背后都是人、财、物的投入，将来这个方向的投入会越来越明显。但这就仅仅是烧钱，有钱任性的行为吗？我们说资本都不单单是钱，它后面相对应的是资本形态和发展道路，无论愿不愿意，这样的架构必然带来现有国际格局的创新。

今年3月19号在百度新闻首页推荐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我截图了下来。上图的三个新闻极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一个是张高丽副总理宣布中国30年贫困人口减少7.9个亿，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减贫成果。联合国也说如果没有中国，世界的减贫行动不可能进行得如此之快。所以说中国减低了自身的贫困人口，其实对世界也是一个贡献。 第二个新闻讲的是，现在中国高层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概念，随后联合国安理会将此概念纳入到国际话语中，这就使此概念在世界上具有了更广的传播性。第三个就是特朗普，他真的是敢说敢做，开始招标建设围墙了。这招标可是有要求的：墙要高达五米，不能通透，还要求招标方的设计要和当地景观相融合。有人这么说，当美国在四处修墙的时候，中国在四处开路。这似乎是这个时代的一些投射。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有两条新闻：第一，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学习“全球治理”，跟前几年相比，现在这个概念在国内也盛行得多，俗称“具有全球视野的专业人才未来很会吃香”。第二，教育部提出要培养国际公务人才。虽然之前一直说要培养全球化人才，但这是第一次如此系统、细致地指出“国际公务人才”这样的人才分类。随之北大就创立了国际组织人才信息网络，还有一个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开始办了一个国际组织学院。相信这样的机构设置会越来越多。我们学院在2010年也开始了国际发展人才的培养，并带领学生去各个国际机构拜访等，而在更早的1998年就设立了发展专业。

宏观轰轰烈烈，微观上的个体又是如何的呢？今年新年的时候，联合国发布了两条微博，一个是“当新春礼花绽放的时刻，我们带你去看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是“亲，年夜饭吃完了吗？一定很丰盛吧！...”底下网友评论：“圣母婊”，“你这样的在我们中国，叫做没有教养”等等。网络投票中表示超过七成的网友认为“春节是中国的团圆佳节，喜庆祥和，这条微博不太适宜！”尽管拿这点稀薄的数据做分析，缺乏科学性，但是还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普通大众对于这样一种全球价值观的直接反应，大家不习惯这样。还有很多的案例可以说，我们在面对国际事务时，无论是态度，还是知识上都尚未准备好。可以说，我们无论是高层还是普通老百姓，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个面对双面叙事时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的挑战，而我认为青年人是其中关键性的群体，所以当时学校建议说要开这样一门全校通识课的时候，我觉的是个好事情，一定程度上可以为缓解这种知识差距做点微薄的贡献。

二、国际发展：到底在谈什么？历史、机构和行业

在国际上，国际发展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行业，有很多人就业依赖于此，有人也称之为business，而且还是一个跨国、全球的business, 所以生态系统会更加复杂。国际机构就像是一片大森林，里面杂草丛生。有些人认为国际发展就是实践，缺少理论知识。他们认为，研究国际发展的学者只是实干家，而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是思考者。而我认为国际发展向来是有这两个面向的：一个是思辨中的国际发展，一个是行动中的国际发展，前者偏理论，后者偏实践，而两者的有机结合是完美状态，正如王阳明所言之“知行合一”。国际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实践和理论结合得比较紧密。所以当我们在实践偏向更强的时候，人们就往往会忽略理论方面。对于初学者，我还是想先和大家稍稍说一下理论偏向中的国际发展，然后具体介绍下实践。

 1   思辨中的国际发展

这幅图是著名的柏拉图洞穴比喻。其中有一群被绑着坐在地上的人，象征着我们每个未受启发之人，我们往往会把墙上所投射出来的影像认为是真实的，却不知道这些图像背后是有人在操控着的，大家可以看到“囚徒”背后的那些穿着帽衫的“操控者”们。所谓的思辨，就是要建立一种批判性的思维。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看着这个幻象，笃信这些幻象，并觉得这就是有意义的真实，只有少部分人发现了这是投影出来的幻象，并且愿意走出洞穴迎接阳光。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当他走出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更大的洞穴之中。所以说，我们要存有敬畏之心，不能断言我们自己看到的都是真相，要学会开放地看待这个世界。

让我们聚焦到国际发展这个领域，如果单看实践中的国际发展，或者说“时髦话语下的国际发展”，我们经常会把这个图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国际发展架构，或者说政策和实践图谱。这个架构往往被认为起始于二战之后，始于美国和苏联冷战背景之下，一度盛行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全球蔓延之时，国际发展机构从多边、双边到非政府机构的设立，再到近几年新型国际发展机构的设立等，从经济增长、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新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发展型国家等，各种发展理论此起彼伏，从联合国的四个“发展十年”、千年发展目标（MDGs），再到如今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不同发展机构(organizations)的演变，生产了各种发展话语(discourse)，成立了各种制度（institutions），话语、机构和制度带来了各种发展项目(projects)，各种发展项目自然带动了各种发展资金（finance）或者说在发展资金的支持下形成了各种发展项目，而项目的多层次运作则不可避免产生了各种影响（impacts）。由此可见，从组织架构、制度到实践，从话语规则、价值理念到人力配备，这个自二战后形成的国际发展体系已形成一架完备的“机器”。

但我们要进一步追问，国际发展仅仅关注上述这些现象吗？这套以美国为主导的体系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李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就说：“英国把他的灵魂传递给了美国。”是的，我们还要回过头去追问这套体系的灵魂源自何处？去探寻原初工业化发展、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全球化早期的状况是怎样的？我们这个新的世界架构最早源于英国和欧洲。当然，你还可以继续往前推，还有古罗马、古希腊的时候，还有早期智人的时候，还有地球上的生命刚出现的时候，甚至这个宇宙产生还在奇点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看那么早，我们大概从十五世纪开始看。1494年，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两年后，葡萄牙和西班牙就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这是历史上西方人第一次对这个世界开始划分，当时还不足以形成很大的影响。直到1648年，才形成了我们经常提及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个体系非常强调民族国家主权，这些都对我们当今的国际形势影响深远。

但是，这些就是全部吗？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出现了纵横捭阖的军事战略，也有类似承认国家对自己领土的拥有和对人民管辖的组织形态。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春秋公法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的民族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但这些知识对于我们来说，有些隔膜，不是很清晰。之前读过一篇文章，即郑永年认为，我们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大国没有集体记忆。的确，我们对自己的过去是不了解的，看到的可能是幻象，而这个幻象是被西方人或应对西方冲击而书写的，这个幻象就像是柏拉图洞穴理论中的投影一样。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进展过程中，进步和发展有不同的表述，不同的化身，通常意义上，我们会将西方视为一个进步的目标和终点，而其他国家则视为一个还在追求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当然，关于这套进步的理论也始终存在着与它相抗衡的“反叙事”，即不承认这种等级秩序，也不承认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唯一的人类目标，但很可惜的是，这套“反叙事”始终处于比较支流的位置。

那么，这些有关“进步”、有关“世界文明等级”是如何伴随着世界秩序在地理位置上的划分而进一步在心理层面构建起来的呢？刘禾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这本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样的问题。该书通过国际法的思想体系、植物分类、人种分类、世界博览会中文明与野蛮的视觉呈现、翻译等各个领域充分展现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文野观是如何在世界各地的人心里通过实践建立起来。比如说，大家知道维新变法时期引入的外国文献都是从哪里来的吗？从日本来的。那日本又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许多都是通过一位叫福泽谕吉的人翻译过来的，他曾是幕府使团的成员，分别在1860年、1862年和1864年三次出国访问欧洲，并买了许多英文书籍回来。有考证说他那时带回来的许多都是普通读物，经过他的翻译后，开始被日本大众所熟知，后又经梁启超等晚清改良派传入中国，潜移默化，渐渐使中国人也开始接受欧美人的文明等级和世界秩序，即承认自己的半文明状态。

当然，我们还可以将这样的批判与追问一直进行下去，涉及到写出《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的福柯，写出《东方学》的萨伊德，写出《遭遇发展》的阿图罗·埃斯科瓦尔等。我们还要回溯原初工业化时期，现代资本主义兴起时大思想家们的著作，重读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以及那个时代的众多争辩，了解提出社会进化思想的斯宾塞和建立世界体系理论的沃勒斯坦等等。我们不仅需要了解现代西方思想史，我们还需要了解中国文脉的根基，面对现在的“一带一路”和大量中国“走出去”的社会现象，可以挖掘的理论矿产实在太丰富了，但要构建出系统的理论框架，需要发展研究者具备广博的知识体系。

 2   实践中的国际发展

传统来讲，国际发展是围绕着发展援助而产生的一系列产业链，但当国际发展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对国际发展的定义又和西方已有的界定有所不同。我们超越了发展援助，纳入了其他更多推动发展的要素，比如我们又把投资和贸易吸入到这个架构里来，它就变成了一种跨国资本在全球漫游背景下产生的各个领域。这个“行业”非常强调多元文化的适应、强调软的实力，它和纯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领域均不同，它不仅强调宏观上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也更强调微观上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简单粗暴地讲，实践中的国际发展有些类似于专业心怀天下做雷锋的领域，就是要专业做好事的领域，也有一种叫法，国际发展的从业人员类似于世界公民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管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来自牛津大学教授保罗·科利尔，还是《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都在不同的维度上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富国要帮助贫国？为什么富人要去关心穷人？我们做一个北大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好吗？

不好！为什么？不管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讲，还是从人文道义的角度来讲，援助都是需要的。在这个理论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假设，它假设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互相联系的，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从经济角度来说，当财富越来越聚集到某一个阶层之后，而其他阶层没有收入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现象：在一个资本主导的世界里，这意味着产品没有消费的市场。你生产来的产品都没有人购买，那这套体系就会面临奔溃的危机，从而伤害到每个生活其中的人。同为人，作为具有道德的生物，需要互相关照。所以，才会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发展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实际上不仅是一件道义上“对(right)”的事情，也是一件政治经济理性上明智(wise)的行为。

在这样一个全球维度上，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做“发展”这件“好事”呢？先是多边国际发展机构，也就是二战后设立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和IMF等。二十世纪上半叶在欧洲人眼中是黑暗的时期，因为那时候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4年的那个夏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用了三周初步讨论战后的世界版图。 

上方这张图片拍摄于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厅，可以说是联合国的具像，具体表现出了联合国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图片下方黑暗的部分展示的是在联合国成立之前的一种社会秩序。上方则是为人民迎来了幸福生活。

联合国门前的三尊雕像也说明了相同的意义：第一个是1959年苏联送给联合国的《铸剑为犁》雕像，中间的是卢森堡1988年送给联合国的《打结的手枪》，分别代表着和平意义的重大，最后是1996年意大利送给联合国的《粉碎的地球》，象征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接着就是双边援助机构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49年，杜鲁门总统在他的第四点计划中提到：“利用美国先进的科学和发达的工业来改进和发展不发达地区。”这一度也被称为现代国际发展的起点。接着，尤其在20世纪70-80年代，非政府组织（NGO）或者说民间组织兴起，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开始兴盛起来，同时也是援助行业自我反思的一个结果，因为涉及到援助有效性，如何使援助的效果直接有效地抵达那些需要的人群。当然，实际上真正从事“发展”行业的远不止这些机构，还包括跨国企业、多边开发银行、咨询公司、媒体、出版社、高校研究机构，智库，志愿者等等。

国内现行的发展研究还处于一个萌芽的阶段，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相信它可以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个行业已经发展相对成熟。他们的高校中都开设这样成熟的专业，想要培养一种全球领导力的人才，这也是体现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输出了大量的价值理念，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善治、社会性别等。大家看一下这个2017年世界大学QS专业排名，发展专业处在前五位的分别是萨塞克斯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IDS）、哈佛、牛津、剑桥、伦敦政经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

有时候我会简单粗暴地把这些国际组织看成是“跨国企业”，只不过一般企业更注重追求商业利润，而援助组织这样一种“社会企业”的目标则是传播正能量，要建立一种善的理念，要以发展惠及大众，尤其支持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为职责，这不仅仅涉及到情怀，还涉及到专业技能，是个专业的事情。比如说，减贫不是说，这个人贫困，我就给他送去钱就可以了，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是一套系统性解决方案，里面的问题是很复杂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赘述了，我们发展专业的同学从二三年级开始就会涉及到许多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包括项目的规划、会议的组织、资源的筹集、报告的撰写、数据的分析、网络的构建等等。

人文与发展学院是国内最早从事发展研究咨询、发展研究和发展教育的综合性机构之一，其中的发展专业最早源于中德农业综合发展中心（CIAD），上图的小白楼是个具有代表性的机构，见证了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引进来”到如今的“走出去”，从单纯的发展咨询、培训转型至现在的发展研究、教学和社会服务机构，实现了很多突破，是个十分有意思的案例。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它是中国发展研究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贡献者。2009年我们发展动力社的同学曾经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剧，采用了双线的方法来讲述我们自己发展的故事：一条线展示了当年老师们留洋下乡和发展专业发展初期的峥嵘岁月，还有一条线讲述的则是一对男女生之间的恋爱故事。这个剧演得特别形象生动，引起了我们的许多回忆。

三、两个发展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滋养

这两个实践都是李小云教授发起的，背后也有许多同事的投入和学校、驻外使馆、地方政府等各方的支持。一个是在坦桑尼亚，另一个是在云南河边村的故事。这两个实践项目很有代表性：一个在国外，探究的是中国新型国际发展模式，另一个在国内，探究的则是当前精准扶贫中政府和社会组织联合创新的模式。作为学术研究和教学机构，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并非推动发展实践，但正如上面已经阐述过的，通过发展实践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进入当地场域，更真实地理解当地的社会结构，一方面可以推动这种变化更好地惠泽当地，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发展理论和政策模式上探究新的入口。在这里我不做过多的理论阐述，我们还是直接聚焦到实践活动上，大家可能更感兴趣。

 1   中坦联合研究中心：联合多方主体展开民心相通的建设

自2007年开始，我们研究团队开始系统性地转向非洲，将研究的场域从国内搬到了非洲的田间地头、厂房和办公室内，开始探究中非发展的新模式和新理论。我们一边做着经验性研究数据的收集，但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能通过发展项目的实施更深入地了解当地，更好地推动当地的发展。自2009年开始，我们在驻坦使馆和经商处、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以及科技部的支持下，联合中非农投、坦桑当地高校、政府机构等各方在坦桑尼亚开始了村级减贫学习中心和中坦联合研究中心的试验，通过最近七八年的探索，可以说已使参与该项目的中坦双方结成了命运共同体，互相都学习了不少、改变了不少。

相对于一些大型发展项目，这个项目的规模并不大，项目内容也并不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注重从技术入手，通过推广在中国随处可见的劳动密集型玉米种植技术，大幅度提高当地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这些技术实际上非常简单，不难，也不高大上，无非是换种、整地、合理密植、增加除草次数等，也无需大量的外部资金投入——资金在当地是非常缺乏的，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要鼓励当地农民充分利用他们自身的资源，即自身的劳动力。第二，适合当地的小微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村办公室的建设，村中道路的修建，以及生活用水的提供等。这些小型基础设施项目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如前所述，巨额的基础设施投入是当地财政无法承担的，而更多的是通过动员当地集体的资源，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成。第三，系统性、多层次的能力建设，比如组织他们从总统办公室到农民来中国考察学习，同时，我们的专家也会去坦桑，前期的人力投入量较大，最重要的是，突破技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通过配备、培训当地村庄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通过田间地头、手把手的指导，以及在村公所的室内培训等，增加当地农民对于技术的接受能力。

上述三个方面的项目内容和许多发展项目的内容比较起来，并不新鲜，但横向比较起来，相较于许多较为注重硬件建设的发展项目来说，该项目注重从当地农民需求出发的“软项目”，是联合多方开展的一项民心工程；另一方面，与现有的许多西方国际发展项目比较起来，该项目又体现了南南合作中的“不干预”、发展经验平行分享、注重当地体系建设等方面的特点。在这个案例中，外界的发展合作者不做具体细节的设计者和管理者，而更多的是当地发展的催化者和合作者，正如“一块小石子扔进了湖中，激起了一串涟漪”，随着当地玉米产量的提升，当地市场的开拓、村公所公共空间的合理利用等，处在坦桑当地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将会通过自己的力量利用起这些资源，并推动当地更多的变化。

村级减贫学习中心的项目在2014年又得到了升级，第二阶段，该项目更加注重当地政府机构的能力建设，更加注重当地精英体系和社区体系合力的凝聚，推动当地省、县、乡村等各级政府和当地大学、当地社区等各个相关者的之间的合作，从而促进当地內源式发展。自2016年年底开始，尤其进入到2017年后，该项目又逐步进入第三阶段，随着中坦联合研究学习平台的搭建，越来越多的中国和当地的相关者参与其中，愿意成为当地发展的合作者和贡献者。

目前，该项目还在不断地往前生长着，开始发育出自身的内在逻辑。作为发展合作者，我们已经看到了当地许多积极的变化，比如玉米产量的成倍提升，当地农民生计水平的提高，社区社会资本的提升，尤其明显的是当地社会精英社会意识的改变和当地政府发展能力的提高，正如某一位坦桑教授所言：“之前我们都是先有预算，再做事，现在慢慢适应要先将事情做好，只要事情做好了，努力工作了，那么生活将会变得更好！”这种工作和生活理念的变化将具有深远的社会经济含义。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元素在项目的开展过程中凸显出来，比如摸着石头过河、劳动密集型技术、投工投劳、以点带面、推广竞赛、挂点包户等等，当地人对此有各种评判和认知。毫无疑问，这些社会现象都将成为发展研究的重要基础。

最后需要提一句的是，非常有意思，我们的中德综合农业发展中心（CIAD）是20世纪80年年代末期德国对于中国的技术援助项目，历经历史的种种变迁，现在成为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研究、教学和社会服务的重要机构，可以说，这本身是个发展援助项目在中国得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案例；现在，随着中国“走出去”，我们又将在坦桑的土地上建设另一个“CIAD”，但这种模式能成吗？为什么行，或为什么不行？这些都具有丰富的社会理论含义，值得深究。

 2   云南河边村的减贫实践：精准扶贫背景下探究民间组织和政府合作创新的模式

云南勐腊河边村的贫困综合治理试验在网上有很多报道，之前李老师发表过很多篇朴素公益、人人公益的文章，里面介绍了他初次进入该村的经历，这里面有许多值得说的故事。事非经过不知难，坐而论道相对是比较单纯而简单的，但深入实践则会发现，理论真是很苍白，而生命之树常青！

综合减贫治理试验始于研究者对于当前中国转型贫困的问题诊断和方案供给，综合起来说，要缓解当地的深度贫困，基本要素如下：第一，深度性贫困需要综合治理。综合治理需要有三个维度，一是有效的社会保障，二是高强度的收入提高，三是贫困农户的能力。第二，高增长强度的收入来源，从而产生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的剩余，用于不断补充固定资产的不足，从而提高整体福利水平。第三，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从而避免单一产业的市场风险，同时，在高收入产业收入之上叠加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的剩余。第四，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投入，一方面减少这些领域对农户收入的消减，另一方面可以为“造血”提供条件。 第五，贫困农户把握发展机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能依靠一般的培训或者建立合作社等来实现，必须要靠在发展过程中自然锻炼而发育。 

经过初步的诊断之后，在当地注册的小云助贫开始探索政府-民间机构-私有部门-社区等四者联合行动的机制，这个模式是不是和坦桑的学习中心平台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类似？这个模式非常注重各方合力的形成和社会内在发展凝聚体制的构建。项目的内容很丰富，包括发展基于当地特色资产的产业、改善当地人居环境、通过微商电商等提高当地的经营能力，提高村庄软的治理能力和硬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从而为避免农户掉入贫困陷阱构建全方位防护网。

目前，该发展项目仍然在发展中，如坦桑项目一样，一旦项目运作起来，就会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动力机制，这个机制将推动着各方的集体行动，并源源不断地生产着发展理论研究的灵感。比如通过发展实践可以探究基层公益组织的运行模式、政府资源和民间组织联合创新的机制等等。

（了解更多项目进展详情，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小云助贫，ID:xiaoyunzhupin）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的简单介绍，大家可以看到思辨中的发展研究和行动中的发展研究是互相滋养的。

四、你们可能有的三个疑问

最后一点时间，我总结一下大家经常问到的三个问题：第一，发展工作真的能帮助到穷国和穷人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既不能简单的说“是”，也不能简单地说“不是”，而需要放在特定的语境下去理解。如果绝对地说“是”，那么也的确“too young，too naive”，因为这其中的各种影响因素非常复杂，需要我们摘下玫瑰色的眼镜——这样一个心怀天下做雷锋的专业到头来你发现却给受助者带来了无尽的伤害，惊奇了吧？更惊奇的还有，做援助的志愿者们可能啷当入狱，并与国际政治和商业利益等因素纠缠在一起。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有大量的著作，我无需赘述，比如《白人的负担》、《援助的死亡》、《援助乐园大冒险》等都对援助产生了很多的批判，认为援助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从而导致了被发展的地区和国家的不发达，援助机构在其中的异化等等，而《遭遇发展》则直接认为，发展援助本来就是一场“阴谋”，背后隐藏着殖民时代制造不平等机制的某种延续。有关援助有效性和发展有效性的争辩也始终是国际发展研究的经典议题。但如果你认为“援助是有害的”就是最终答案，那么又错了，援助的类型很多样，不同的受援国状况也很复杂，宏观框架下，具体的微观案例也很多样，因而对此问题的回答有待于更多经验性数据的支撑和更深理论的分析。

第二个问题，发展工作中是“德先生”重要还是“赛先生”重要？这实际上是在追问发展工作中是志愿精神重要，还是专业精神更为重要。有些人具有高尚的情怀，说我要去帮助你，但其实自身的专业技能还有待于提高。所以在做好事之前，还是要把握基础的技能，比如项目管理、项目规划、监测评估、培训筹资等。各种专业课都是培养你们的专业能力的。有了“德先生”，还需要“赛先生”。

第三，当前发展领域最重要的议题是什么？实践领域有很多，当前在公益慈善、企业社会责任、减贫、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社会治理、农村发展、全球治理等各个领域都需要发展的知识，如何进行链接，更好地推动有效的发展知识在这些领域的推广和应用是很关键的。而在理论领域，则在追问如何构建一种新型的国际发展伦理，中国走出去，不管是提供援助，进行投资和贸易，还是修路搭桥和农业发展，不管是南南合作，还是三方合作等，这些社会现象是在重复历史，还是在开拓新的未来？为什么是或不是？大家都期待解开这道密码。

（本文相关图表来自毕马威、曼彻斯特全球发展中心、UNDP，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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