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提升消费，需要系统筹划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本文刊发于3月15日网易研究局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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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提升是一种系统工程

消费不足有几个标准，最核心的标准是相对供给而言，导致产能过剩，特别是消费品的产能过剩，这是最重要的标准。从去年来看中国与过去正常的消费水平、消费增速有所变异，同时相关企业的一些库存有所上升，从这些指标来看的确总体上存在着消费不足的问题。

改善消费不足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是增加收入；第二种是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通过降低消费成本，提升消费者的消费意愿；第三种是提高消费的性价比和消费品的可获得性，从而满足一些潜在的消费。这些举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落实到短期的机制体制的调整，中长期依赖于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还有对群体未来消费预期、收入预期的调整，消费的提升是一种系统工程。 

改善消费预期可以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今年还是面临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新冠疫情。要降低经济的不确定性，提升人们的消费预期，首先要让民众相信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相信中国制度的优势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大量外生的和内生的不确定性，信心的建立是很重要的。第二是要让民众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有一种向往，收入在未来是稳中有升的，在“十四五规划”里要求国民收入要与生产力和国民GDP增长速度相匹配，这是会提升民众的信心的。 

发放消费券只是非常规的临时性政策，不能够常态化使用

对于一线城市和北上广等超级大城市，进一步挖掘服务业的消费潜力，促进消费结构的转型，要完善服务体系，因为我们的服务供给，特别是优质的服务供给往往是短缺的；此外，公共服务体系也要很好地建立起来。

去年一些城市发放了各种消费券，发放消费券对于特定人群，在特殊时期有一定的作用。比如像猪肉价格上涨过快，对于低收入居民的确会带来一定冲击，价格型的补贴、低收入补贴能带动一些消费；同时也在经济疲软时，利用消费券形成间接的定向财政补贴。消费券在特殊时期里短期可以使用。

但是消费券存在很多局限性，第一是它会产生跨区的消费替代；第二它有可能存在一些套利的行为，比如消费券的黑市，所以有时候过度使用消费券这样的模式，反而会扰乱市场秩序。所以一般在大部分国家，发放消费券只是非常规的临时性政策，而不能够常态化使用。

中国目前国民经济运行还是比较健康的，不鼓励使用这样的方式，对于中低收入阶层和消费者可以通过直接的价格补贴。因为这既存在着消费刺激，也存在着很多差别，比如对生产者的补贴来降价促销，对消费者的补贴鼓励消费，这是不一样的。很多短期消费政策的使用，一定不能扰乱市场在价格形成机制上功能的发挥。

延迟就业可以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结构的适应性

有的人认为研究生扩招是个馊主意，因为研究生扩招延迟了就业和消费，这个观点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研究生的扩招，第一是由于中国的研究生比重并不是很高，国家人力资源的积累和事业的发展，需要适度扩招研究生，特别是在一些紧缺的行业；第二是在去年疫情期间进行扩招，对稳定就业、稳定劳动力市场是有好处的，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把大量的大学生投放到劳动市场里，无疑会给劳动市场带来压力，给经济和社会带来冲击。

延迟就业，可以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结构的适应性，更重要的是会使外生的经济冲击在时间中得到缓和，这样就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循环，而不是会延迟消费。因为如果大学生直接就业，毕业就失业，那么消费可能会更进一步下降，带来的家庭负担、社会问题可能会使整个经济秩序受到更大的冲击。

所以那个观点不成立，大学生就业目前来看，必须要通过经济增长，因为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GDP，就能解决200万人左右的就业，今年为什么定在6%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中国要完成1100万以上的新增就业，大致有这样的对应关系，经济增长是解决就业问题最重要的积极的就业政策。

此外要进行结构调整，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失业率并不低，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招工难、招工贵的问题，存在着一系列结构冲突，在这方面要加大结构的调整。首先是大学的专业要进行调整，使专业方向随着时代的就业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发展调整。另外在产业政策上，也要积极鼓励劳动密集型、服务型的产业有很好的发展，特别是现在服务业还不是很发达，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努力做文章。

中国失业保障体系的普及和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失业人员要有基本的失业保障，中国未来需要大力发展失业保险，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目前城镇调查失业率还并不是很高，具有失业保险的人群以城市人口为主，但是接近3亿的农民工没有这方面的保障，所以未来中国失业保障体系的普及和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短期来讲，鼓励一些企业增加就业，鼓励他们多对工人进行劳动培训，从而加大就业的“涵养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还是把“保就业”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对已经失业的这些人，核心还是要通过发展，通过经济的复苏来扩大就业，这是根本的措施。然后才是通过一些消极的就业政策来帮助失业人群度过这几年的就业难关。

中国目前制约消费的因素太多，未来的消费潜力很大

在疫情之前，中国的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占比一直都在六成以上。今年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占比应该会比去年要高，去年是54.3%，今年整个宏观环境，居民的消费信心都全面回升，应该会使消费有明显的提振，特别是在疫情控制取得全面胜利之后，餐饮、旅游这种接触性、体验性的消费就会有快速的反弹。

同时由于疫情导致很多消费支出范围受限，今年只要疫情控制住，宏观环境和民众的消费预期稳步改善，那么消费应该能够恢复到疫前的水平。如果在消费潜力的挖掘上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动作，那么明后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60%应该是没问题的。

一些发达国家消费对于GDP的贡献占比普遍都在八成左右的水平。对于这一差距，首先，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步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在1.1万美元左右；同时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才达到3万多人民币，还没有达到5000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这就导致居民占整个GDP的比重过低，因此居民的消费占整个GDP的比重就更低，这是由初次分配制度决定的。第二就是再分配体系还不完善，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不是很完善，导致居民的审慎性储蓄很高。

第三是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按照单一的市场规律来解决10多亿人的住房问题，导致了土地泡沫、房地产泡沫，使居民的可支配资金大量被房地产消耗掉，这些年居民的债务率上升很快，已经突破了50%，接近60%，如果按照可支配收入和债务进行对比，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水平。

第四是有很多中高收入层的消费可获得性比较差，他们可能有钱，但是很多东西买不来，导致中高端消费品外流的现象比较严重。第五是收入分配差距也很大，广大的农村居民，很多都是刚刚摆脱贫困，他们还有一个消费加速的过程。第六是物流体系、商贸体系的成本太高，很多中国制造的商品在美国的销售价格要比在中国低20%，这跟我们的物流体系不健全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目前制约消费的因素太多，因此未来的消费潜力很大，要想改变中国消费欲过低，特别是居民的消费过低的现象，需要在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也是 “十四五规划”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扩大内需战略，需要从这些制度、体系、环境和整个短期消费刺激这样一揽子的方案，实现消费需求的潜力释放。

房地产完全市场化的这种思想在新时期面临着很大的战略错配

房地产完全市场化的这种思想在新时期面临着很大的战略错配，对于中高收入人群，特别是对于高收入人群而言，他们一定要通过商品市场来配置；但是对于中低收入阶层，可能需要政府轨来进行完善和建立，独立分房或者是保障性住房，政府轨还是必需的。

很多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实际上是难以支撑目前购买商品房的成本的，因此在这方面要对于中低收入者、特殊人群有很好的保障，那就必须要在政府轨加大力度，使中低收入人群能比较廉价地获得住房和相应服务，这样就可以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房地产上的挤占现象得到舒缓。

在很多的发达国家、新兴国家，都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他们向穷人提供廉租房、公租房、共有产权房，各种福利性的住房，而中高端的这些人，有市场进行调节，所以这方面在战略上需要有一个再定位的过程。

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因循传统的土地财政，因循房地产来作为主导产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需要对房地产、对住房有一个再定位、再调整的过程。

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劳动力不足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现在中国经济总量不到15万亿美元，有差不多9亿劳动力人口；而美国经济总量有大约21万亿美元，劳动力人口在2亿左右，因此在目前这样的基数下，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是不存在劳动力的绝对短缺现象的。

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挑战是结构性的问题，一方面农村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还有大量的农民工，还有一定的城市失业人口；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招工难、招工贵这样的冲突，这就说明中国的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结构问题非常严重，要化解这个矛盾，一定要使农民工能够低成本地成为市民，成为产业工人，而不是依然游走在农业文明和现代城市文明之间。

农业现代化一定要稳步推进，使农村里大量人口能够进一步向现代产业输送劳动力。还要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特别是人力资本的结构进行全面改善，使之能够适应信息化、服务化、中高端制造业化等需要，所以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不存在快速提升生育率的“点金术”

生育率的提升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首先需要社会文化的改变；第二是生育和养育成本的降低，要想真正鼓励生育，就应该在鼓励生育和优质生育上给予很多补贴；同时减少年轻夫妇在生育过程中过度的经济责任，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

不是简单的政策放开就能够使生育率提升，也不是简单地加大奖励，生育就能提高。实际上提高生育率是移风易俗、生育观念改变、生育成本降低等综合性的产物，所以不能把它简单化，认为提升中国的生育率有专门的“点金术”，这是不存在的。

另外在延迟退休、弹性退休这些方面要加大政策调整，通过弹性就业释放出相应的潜在劳动力，需要更深入地在政策配套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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