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强：能源转型短中期需从供需两端系统布局

作者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林伯强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6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371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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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统筹兼顾、多目标协调双碳目标和制造业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

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这是毫无疑问的。未来如果将一些环境成本和人类生存成本全部考虑进去的话，工业的竞争力不应该有问题。这里讲两点个人看法。

我比较关注短中期的问题，因为至少从目前来看，如何考虑环境成本是长期的事情。碳交易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会增加一些环境成本，但这个量不会很大，这是我的估计，有待进一步观察。把这些成本全部算进去，高瞻远瞩地考虑这些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

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还是生产型的，我们曾经做过投入产出分析，最终发现三分之一的煤炭消耗是直接用于消费，三分之二是用于资本形成、基础设施建设等等。什么是消费型的能源消费结构？美国基本就是消费型的。美国三月份居民用电占比达75%，而中国三月份居民和商业用电仅占比30%左右。生产型的能源消费结构要脱碳，可以说比较容易，但反过来也可以说比较难。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产业链竞争，由于得益于全产业链成本降低，和其他国家相比它占有很大的优势，按照目前中国工业的结构，这可能是不可持续的，也使得中国能源转型很困难，工业内部的耗能结构肯定需要改变。比如水泥、钢铁、有色金属三个行业生产用电大概占电力消费的21%，相当于目前光伏和风力发电量总和的两倍多，这些是否都是必要的？中国的制造业的确是依靠这些取得了比较高的竞争力。当然，中国这些行业的产量占到全球的60%左右，当中有些是中国必要的，有些是中国需要去掉的，至于怎么去掉，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目前，至少短中期来看，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产业链的竞争力。如果我们在产业链上动作太大，肯定会影响制造业竞争力，这没有什么疑问，因为电力和粮食一样，是一个基本投入，会影响方方面面。如果说我们增加的电力成本和能源成本还不影响竞争力，不影响增长，这应该是没有正确面对现实的说法。目前中国的产业链还是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接下来可以等待碳交易增加了高碳行业的成本后，再来观察竞争力是否受到影响，但至少短期内整体的产业架构改变不会很大，因为它没有明显的外部压力，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碳交易以后会产生压力，但目前还仅影响电力行业，电力行业怎样继续传导还取决于电力价格的改革。假设把电力视作一个系统，它的终端产品就是一度电，目前电价上涨受限，近年来呈下降趋势，所以，今后越来越不稳定的电力系统、越来越不稳定的气候产生的成本怎样通过制造业消化出去，是值得讨论的。我赞同最终消费者都要买单，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最终买单从什么时候开始，目前还是不清晰的，至少在短期内还是看不到比较明确的信号。如果电价不涨，只能通过工业品价格上涨来应对和消化，消费者间接买单。

如果把电力作为一个系统来看的话，其实碳中和建设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对电力行业是一个极大的利好。假定没有碳中和，目前电力行业本身就是相对饱和的，虽然电力需求还在增长，但增长有限，电价又不让上涨，整个板块没有发展空间，所以股市的电力板块处于低估值环境是有道理的，没有什么现象空间。碳中和会给电力系统再一次高速增长的机会，比如原来我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已经非常好了，有人拿钱让我再建一个，这等于给了一个新的机会，这对电力系统来讲绝对是机遇大于挑战，只要政府下决心做，总归有人买单。所以，不能将机会拱手让出，能源行业和能源系统要把握住机会，放弃目前死死抱住的传统产能，因为转型是必须的，碳中和也是必须的，关键是不能把这个机会让给外面的人。

对整体经济来讲，至少是从短中期而言，双碳目标的挑战大于机遇，因为存在成本的上涨，但以何种方式上涨目前并不清楚，我认为应该是比较缓慢、温和的上涨，因为安全稳定和低成本转型仍然是主基调。

短中期能源顺利转型可能还需要从两方面下手进行控制，一方面是供给侧要从清洁能源下手，因为水电是比较稳定的，核电有竞争力，但增长的“天花板”很低，涉及安全和地点布局问题、能够爆发式增长的还是风电和光伏。目前风力和光伏虽然装机占比约24%多，但发电量只占约9%左右。因此短中期还需要在需求侧发力，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生产侧和消费侧必须双管齐下，短期来看更是如此。我们做一个模拟，如果到2030年平均电力需求增长5%，十年后整个电力系统结构就跟现在差不多，火电规模占比仍然接近68%，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风电和光伏等清洁能源发电不能满足增量，如果不增加火电发电，增量如何满足？除非允许停电，但这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是不会发生的，一旦出现缺电现象，政府会要求火电和煤电释放产能。所以，短中期需要系统性地来做这件事情，从生产侧改变结构，从消费侧必须把能源电力消费控制在比较低的范围。碳中和现实中还要一步步做。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从法律法规开始进行布局，在碳交易、电价改革方面开始进行布局，把相对市场化的部分固定下来，才不会受到政策的摇摆的影响，这是难以避免的。能源电力是基础投入，容易受到宏观因素的影响。碳中和的目标不会改变，但进程的速度和力度会有波动，我们的政策会摇摆，美国会摇摆，欧盟也会摇摆，这是难以回避的政治现实。

为统筹兼顾、多目标协调地实现双碳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工具？

第一，目前来说政策工具是个比较大的话题。能源领域是碳中和的一个主要的抓手，但碳中和不仅仅涉及能源领域，实际上它需要系统性地解决问题。今后随着系统性问题的慢慢出现，慢慢被大众认知、认可以后，会出现更多的政策工具。

第二，时间点。有关节能减排和碳达峰的问题，减排政策和达峰方面已经研究了很久，现在不一样，就是因为有了碳中和这个时间点，基于碳中和时间点再考虑碳达峰，含义就会完全不同。以前碳达峰可以到一个比较高的点，再下行就实现达峰了，但现在可能不行了，如果峰值太高，之后碳中和的成本就会很大，而且三十年时间是否足够？所以，目前考虑碳达峰布局，就一定要结合碳中和时间点考虑。碳中和时间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之处，2060年全国要实现碳中和，城市是否在2050年左右就要大体实现？部分比较容易的城市是不是在2040年就要实现？时间点制定完成了，各行、各业、各省才会有一个优先级排序，容易的先推进，不容易的靠后推进，大家必须有一个承诺，这样到2060年才有希望实现目标。所以，随着碳中和时间点的出现，相关推进顺序也会出现很多政策工具。

第三，近期碳中和已成为一个热门课题，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推进，大量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都参与进来了。以前这个领域的工作者不算太多，现在比如说金融、财政等方方面面领域的工作者都开始涉猎这个行业了。人多力量大，更多相关的政策工具会在争议、讨论、创新中不断涌现。

我从能源领域来谈一下短中期比较重要的政策工具。如果把电力系统考虑成一个系统，而不是某个板块，很容易发现，它的产出就是一度电，它的成本就是生产这一度电的成本。越来越不稳定的气候和越来越不稳定的能源系统、电力系统，如何做到像今天这样安全稳定，的确需要从技术上创新，此外还有成本问题，目前的电力系统内部没有办法消化转型成本，因为如果电价不上涨，反而如近几年还有下降，而且电力需求增长不能太快，平均每年3%-5%的需求增长，转型就已经不容易了。如果电力增长不大，电价不上涨，电力系统内部没有办法消化转型成本，需要外部的参与，最终还是消费者最为重要。

转型成本的买单者来源于几个方面。政府补贴是一个方面，政府始终在补贴，目前明显的补贴在逐渐退出了。其实，新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还是要靠政府来做，政府补贴的过程还是会持续，规模多大需要研究，但肯定无法完全满足转型成本。第二方面就是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也是一股力量。我们知道特斯拉不赚钱，但它也不缺钱，这就是因为资本市场在买单。政府通过不断推出利好政策，让资本市场买单，这也是一种做法。目前国内风力、光伏发电前期依赖政府补贴，最近总体主要还是资本市场在推动。第三方面是消费者，消费者（可以是企业或个人）从某种程度来讲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承担转型成本的。但消费者买单这件事应该怎么推进？目前有两个市场，一是马上要开始运行的碳交易市场，还是以电力为例，碳交易开始了，电力的成本就要增加，假定说如果没有另外一个改革——电价改革的配合，成本压力的出口在哪里？没有出口，电力板块增加的成本就无法消化。我认为碳市场交易需要尽快启动，运行过程中再进行不断完善，但一直不启动肯定是不行的。随着碳市场开始交易，电价改革必须马上随之启动，因为若没有电价改革，碳市场交易的成本就没有地方释放。

我们假设两个市场都很顺利地启动，而且能够把成本真正转移到外部去，最终会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也许是企业，也许是直接的消费者。听起来容易，但最终实施还是比较难。消费者肯定要“动”的，如果消费者不动，所有的技术进步很容易被消费行为抵消。比如因为技术进步，生产某个东西单位能耗是下降的，但如果买两个、买三个，单位能耗又上去了。所以，消费者这边肯定要动。但又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中国一直在强调要拉动消费，假设在消费端增加消费者的成本，对拉动消费是否有影响？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到第一点所言，碳中和是一个系统问题，今后的政策工具肯定是为了解决系统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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