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对话刘元春：两块高质量发展的“试验田”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本文刊发于8月21日解放军报。

本文字数：270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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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治”的生动实践

记者：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在这样的重要节点，两份《意见》的发布有何现实针对性及意义？

刘元春：“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5年。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是在“十四五”开局阶段，针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我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所迈出的坚实步伐。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行动纲领。两份《意见》的发布，既是纲要落地的具体行动，也是通过重点区域率先发展、提供改革经验，以点带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记者：习主席指出，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这两份《意见》释放出哪些“中国之治”信号？

刘元春：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和平与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些理念都体现了中国特色。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可以看出，首先，共同富裕应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第二，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的同等富裕，也不是同时富裕，而是有差别、有先后的富裕；第三，共同富裕不是单一维度的富裕，而是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新社会治理的条件下，实现全面的富裕。

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路径设计也非常科学。例如，在浦东新区高质量发展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解剖麻雀”，通过塑造标杆、示范引领来积累经验、辐射全国。这是我国长期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常用方式，是对此前发展实践与经验的传承，符合我国发展实际。

乘风破浪的“先手棋”

记者：进入新发展阶段，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从改革开放到更高水平改革开放，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发展目标的变化？

刘元春：发展目标的变化是立足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矛盾问题的变化而提出的，是我国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所作出的积极应对，体现了对新发展理念的全面贯彻与落实。

我国完成由大向强的转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在科技自立自强、新旧动能转换、高水平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等方面取得突破。因此，新发展理念将创新放在首位，高质量发展将创新驱动摆在核心地位，“十四五”规划纲要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点，都体现了这一客观要求。

此外，还需统筹发展与安全。我国以上海浦东新区为引领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更高水平改革开放对国内市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进行规划梳理，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上补短板、固优势，进一步强化我国产业体系自我运行的能力。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科技进步，还对绿色低碳、对外开放、共享发展等提出更高要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也促使我国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覆盖等方面下更大力气。这些都是浙江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

记者：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的战略选择。谋求高质量发展，浙江、上海两地如何发挥各自优势特色，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

刘元春：浙江应进一步贯彻“八八战略”，发挥基础优势，瞄准实现共同富裕所面临的共性问题深化改革、先行先试，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方向，全面统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不断形成推动共同富裕的阶段性标志性成果。

上海浦东新区的突出优势在于科技创新，因此应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高地。同时，依托现有科技创新能力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强国际竞争力。浦东新区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下一步应瞄准高水平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开启更大力度、更深层次、更加全面的探索，提高核心竞争力。

区域协调发展的“排头兵”

记者：如何理解浙江与上海浦东新区的“示范”“引领”地位作用？

刘元春：共同富裕不是某一区域的富裕，而是全国各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需要遵循“先行先试-总结经验-推广复制”的步骤。共同富裕所选择的样本，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缩影，既能实现共同富裕，又保证其路径具有推广价值。浙江兼顾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陆、平原与山地丘陵，整体富裕程度较高，发展均衡性较好，具备先行先试的基础和打造样板的可能。

《意见》中对于浙江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文明和谐美丽家园展示区的战略定位，就是对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较好概括。浙江应发挥“探路”作用，探索各个战略定位落实的先后顺序，明确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通过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化解存量矛盾，逐步形成一系列可在全国推广复制的基本经验和方案，以此体现“示范”功能。

上海在我国高质量发展中处于龙头地位，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顶层设计，侧重点不是经验的推广和复制，而是让浦东新区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使其作为展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窗口，更好发挥先锋作用，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当然，示范区、引领区不是不变的，未来有望根据浙江、上海浦东新区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逐步拓展到其他区域。例如，我国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就经历了数量不断增加、从沿海逐步深入内陆的过程。因此，选择地处东部地区的浙江、上海浦东新区作为示范、引领，是区域发展的必然，但也应看到未来在其他区域进行试点、推广的可能。

记者：“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东部地区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刘元春：“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已经对东、中、西部各区域功能进行界定，东部各省市也在地区“十四五”规划中进行了具体布局。未来，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程中，从全国层面来看将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但不排除东部地区在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率先突破，实现加速式、跨越式的发展。

东部地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引擎，承担着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使命，需要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产业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作出示范。因此，东部地区应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引领下，找准自身区域功能定位，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搭建高质量发展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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