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等：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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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方明月  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转发自3月21日北京日报。

问题1：为什么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为什么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放眼世界，当今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只有在这个大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

第一，尽管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但是中国仍面临难得的战略窗口期。经过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了新发展阶段，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任何教科书可学，也没有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

第三，数字经济时代已经来临。所谓数字经济，是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催生的新经济形态，它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报告，2020年全球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了32.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高达43.7%。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38.6%。

正是因为中国经济进入了新阶段，面临着新问题，处于新的经济形态，才需要客观、准确和全面认识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相反，如果以静态的眼光看待资本，或者只是狭隘地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生产要素，又或者只看到资本逐利的一面，就无法在一个资本仍然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问题2：数字经济时代资本有哪些新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资本、土地和劳动是最主要的三种生产要素。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具有双重属性。第一重属性是生产属性。资本首先是一种生产要素，通过与其它生产要素的结合，资本可以转化为商品。然后“经过惊险的一跃”，实现了商品到货币的过程。货币可以变成新的资本，再次进入生产领域，从而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过程。作为生产属性的资本，其行为表现为从投入到产出的循环往复，目的是实现自身的保值增值。

第二重属性是社会属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实现保值增值的过程，体现了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资本的所有行为，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可能无所顾忌、无孔不入、无所不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通过自由企业制度为资本实现利润最大化提供了制度保证。与此不同，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资本和其它生产要素的结合，体现了一种劳动协作关系。资本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通过法律法规规范资本的行为，最终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目的。

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一方面给资本的原有属性赋予了新的行为特征。在生产属性方面，工业经济时代的资本在扩大再生产时，面临的主要技术约束是规模报酬递减规律。伴随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每单位资本的回报不断减少，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率均等化”。因此，资本的扩张行为往往表现为通过上下游企业的并购来保持其边际回报。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可以凭借网络效应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从而表现为“赢者通吃”的竞争结果。例如，一本电子书在亚马逊网站上，读者的好评越多，付费下载的次数就越多，亚马逊的销售收入就越高，但是生产成本并没有变化。并且，资本一旦和新的生产要素——数据结合起来，就拥有了更多的信息优势，打通了不同的行业，并且对潜在进入企业构成了更高的进入壁垒。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的行为会体现为新的规律，这包括：对相关行业有更多的跨界并购；对潜在进入企业有更牢固的垄断地位；对消费者有更隐蔽的价格歧视；对供应商有更强势的谈判地位。以亚马逊、谷歌为代表的平台型企业，之所以能够在新冠疫情期间逆势增长，就是因为它们充分利用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红利。

在社会属性方面，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本也表现出新的行为规律。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代表的生产关系通常是科层制下老板与员工之间的雇佣—被雇佣关系，而数字经济时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扁平化组织以及相应的市场契约和关系契约。例如，“众筹”办企业、“零工经济”、互联网社群协作，都颠覆了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新型组织关系对现行法律和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例如，网约车平台优步与网约车司机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市场契约关系？网约车司机是否有权利享受最低工资、休假和社会保障？中国庞大的网约车、快递和外卖市场，也将面临类似的难题，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监管必须与时俱进，把握资本的新规律。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给资本赋予了新的属性。第一种新属性是科技属性。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所有社会的转型都是经济、社会和政治这两大因素的互动所决定的。有学者指出，在数字经济时代，科技逐步从经济因素中独立出来，成为经济—科技—社会和政治这三元驱动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管是人工智能、区块链还是云计算，都是科技进步的结果。没有科技进步，就没有数字经济。因此，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本，本身具有很强的科技属性，不再是单纯的货币或厂房。资本的科技属性决定了其行为规律。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本会与教育科研相伴生，会更多依赖高科技人才，会产生比工业经济时代更高的产品附加值。事实上，数字经济企业通常都是高科技企业，而高科技企业本身就具有和普通企业不一样的行为规律。过去是得资本者得天下，现在可能是得科技者得资本。

资本的第二种新属性是国际属性。工业经济时代的产品或劳务主要依靠现场生产，而数字经济时代很多产品或劳务可以在线生产。这就意味着，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本可以非常便捷地通过产品穿越国界，将“赢者通吃”发挥到极致。资本的国际化这一行为特征，将给主权国家带来新的挑战。例如，跨国公司可以更加方便地规避东道国的税收征管，平台企业利用全球控制力可能影响东道国的政策和国家安全。值得关注的是，在元宇宙里，各大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规则制定权，向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玩家进行意识形态、法律法规和道德文化的渗透。主权国家不仅要在现实世界维护权力版图，还要在虚拟世界争夺权力版图。

问题3：如何正确驾驭资本实现共同富裕？

一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掌握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的新属性和新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一文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数字经济思维能力和专业素质，增强发展数字经济本领，强化安全意识，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对领导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的系列重要讲话，掌握习近平经济思想，以此作为我们理解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根本指南。

二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让数字经济领域的资本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资本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逐利的本质。如果任由资本无序扩张，可能导致垄断、信息不对称和负外部性等种种问题，从而出现市场失灵，这就要求政府通过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进行干预。数字经济中的资本，还具有科技属性和国际属性，如何规范其发展是一个全新课题。对数字经济中的资本，不应“一棍子打死，一刀切砍死”，而应坚持发展和规范并举。

三是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国民共进”。资本的社会属性由其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因此，要引导资本以人民为中心，就要不断增强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确保资本为我所用，而不是被资本驾驭。与此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表现出了显著的活力和竞争力，它们的存在有利于巩固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制度优势，促进共同富裕。

四是勇于探索和创新，努力吸取外国经验和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清醒地指出，同世界数字经济大国、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要驾驭好资本，就要给资本设置有效的“红绿灯”，还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善于学习。近年来，欧洲过于强调保护消费者隐私和加强监管，一定程度上导致欧洲的平台型企业落后于美国。中国必须汲取其教训，在保护隐私和促进发展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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