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经济稳中存忧，稳增长政策要加大力度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CMF宏观月度数据分析会（2022年4月）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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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后，今年一季度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经济面临来自于短期因素冲击和中长期周期性调整相互叠加的局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我对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运行的几点思考。

一、全年完成5.5%的预期目标仍有压力

短期冲击叠加中长期结构调整，实现5.5%增速目标压力加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2经济增长目标为5.5%左右，高于经济学界预估的5%左右的增长目标，这与往年政府提出经济目标相较更为保守的情况有所不同。5.5%增速目标的提出表明了政府对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决心，有助于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但是，疫情暴发范围的扩大以及俄乌冲突等短期因素冲击增加了经济运行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实现全年5.5%左右的预期目标压力有所加大。

微观实体感受与宏观经济数据分化的情况值得高度关注。这种分化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一，上下游行业企业感受分化。2021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受此影响，上游行业利润大幅增长，但由于终端需求较为疲弱，中下游企业难以转嫁来自于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利润空间受到侵蚀。其二，国企和民企感受分化。在上游原材料价格上行的背景下国企盈利有所改善，民营企业在成本压力加大下盈利有所下滑。从债券市场融资情况看，国有企业发债规模占总体发债规模9成左右，要正视当前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企的盈利收缩以及融资困难的问题。考虑到上游行业和国有企业以头部企业、大型企业为主，企业数量有限，中小企业数量相对更多，因此更容易出现宏观数据和大部分实体感受有所分化现象。其三，制造业和服务业感受分化。相较于制造业行业企业，疫情对服务业行业企业冲击更为显著。

预期走弱情况下，稳增长政策效果的显现仍面临一些掣肘。今年以来，发布了多项稳增长的政策，但政策效果的显现仍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例如，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仍不够顺畅，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流动性并不短缺，但存在流动性难以有效从金融机构流转至实体部门的问题。导致出现该现象的原因是在经济预期转弱的背景下，市场缺乏好的投资机会和投资项目，企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意愿较为薄弱。监管政策的协同配合不足也是导致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的原因之一。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在对房地产风险缓释过程中，严监管可以有效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但在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边际放缓的背景下，“因城施策“下地产调控政策与宽货币、宽信用措施的配合度仍然不足。

二、长短期压力叠加下，中国经济面临多重风险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来自于中长期积累的通胀压力、债务压力等“灰犀牛”风险以及疫情和地缘冲突引起的短期因素冲击。

一是通胀压力。一方面，输入型通胀压力有所上升。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胀水平高企，美国通胀率更是达到40余年来新高。俄乌地缘政治冲突影响下，原油、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行，受此影响，我国的相关原材料价格和消费品价格存在上行压力。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类似，都经历了长期大量的货币投放过程，传统货币理论认为更多的货币追逐同样多的商品会引发通货膨胀。当前我国以CPI衡量的通胀水平虽然尚处于可控区间，但仍需警惕潜在的通胀压力在未来某一时点集中暴发。

二是债务压力。从全球范围来看，当前我国债务水平处于高位，非金融部门总债务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债务高企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风险。其中，房地产债务“灰犀牛”已经浮出水面且渐行渐近。房地产行业具有准金融属性，涉及上下游产业链大量的行业企业，需要警惕房地产风险向其它领域传导。

三是地缘政治风险。俄乌冲突虽然短期内对我国产生的直接影响有限，但却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间接影响。此前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俄乌冲突或将在一定程度上转移美国注意力，短期内缓解中美博弈压力，但目前来看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俄乌冲突从年初持续至今，速战速决预期破灭。尽管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也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经济产生冲击，但西方国家依然对俄罗斯采取了包含将其剔出SWIFT在内的一系列严厉的制裁措施。经济问题、贸易问题服从于军事和政治博弈，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警惕的。

四是新冠疫情的冲击。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策略有效应对了多轮疫情的零星散发，对于带动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新冠病毒的变异，“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政策带来新挑战：一方面，奥密克戎等病毒变种出现，病毒传染性增强，疫情在我国多点暴发的情况加剧，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也受到干扰，对经济的扰动加大；另一方面，随着病毒毒性的弱化，不少国家开始实行与病毒共存的防控策略，中外防疫“政策差”给我国“动态清零”的防控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监管政策的调整、社会思潮的变异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企业家精神受到了一定非预期性的干扰，企业投资意愿有所降低。未来仍需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继续鼓励企业家精神，以提高微观主体活力，扭转预期转弱态势。

三、加大政策稳增长力度，注重结构性调整

在当前经济面临多重挑战以及实现5.5%的增速目标仍存压力的情况下，稳增长政策要有所加码，注重结构性调节，做到对症下药。

一是提高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重视程度。当前部分企业存在“躺平”的心态，一些经营状况尚可的企业的生产和投资积极性同样有所欠缺。产生该现象的原因之一或是政府对于经济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政府掌控大量的社会资源，如果主要的资源掌控部门缺乏处理问题的积极态度，企业难免产生“躺平”心态。因此，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对于当地经济出现的特殊问题或者企业面临特殊困难时，要积极且及时适当地进行援助疏导，推动企业提高生产积极性。政府要强化经济增长目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逐步化解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遇到的难题。

二是以长期视角看待房地产的风险处置问题，推动其风险的缓释要循序渐进。当前房地产已经进入到了漫长去库存的周期过程，在此过程中，要避免出现房价“断崖式”下跌的风险。长期累积的房地产风险同样也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处置过程，需以长期视角来看待房地产风险缓释，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对于风险的处置要循序渐进。当前房地产行业的供需矛盾和预期下行交织叠加，基于实现房地产长期稳健发展和防止风险传导和扩散的考量，当前房地产的调控政策要有所调整，短期内要由限制变为适当加大鼓励和支持。

三是做好疫情防控预案和压力测试。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鉴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医疗资源尚不够充足，且风险较大的老年人打疫苗比例偏低，当前我国继续坚持“动态清零”防疫策略不动摇有其必要性。但是，我们也应抓住“动态清零”为我国未来疫情防控政策赢得的时间窗口，提高疫苗覆盖率，尤其是加快老年人等重点群体的疫苗接种率，并进一步完善预案，为未来做好疫情防控措施预留空间。

四是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同。从我国过去的发展经验上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更多体现于一张一弛。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存在压力。在此背景下，稳增长应被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同时加大施政力度，而如何达到二者有效协同发力并助力经济实现平稳增长是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的。

五是在国际关系应对方面进行充足准备。美国外交政策采取“盟国策略”，北约内部的西欧诸国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国。俄乌冲突背景下，北约内部更加团结，要警惕美国借此机会挑拨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同时，要发挥好我国既有优势，如香港地区具备特殊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可以统筹规划考量并加以运用。

虽然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但危中有机，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多重机遇。新能源领域和大健康领域均存在广阔的发展前景，且中国是一个超大经济体，国内市场广阔，技术创新补短板、经济绿色转型也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综合来看，当前经济运行危机并存，中国经济仍存韧性，我对克服当前困难仍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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