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恒：当前宏观经济面临四大风险，财政政策应尽快发力

罗志恒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罗志恒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2年5月）（总第55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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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存在四大风险

当前宏观上有四大风险。二季度和4月份是谷底，预计二季度GDP增速在3%左右，三四季度应该能够回到5%左右，由于疫情和国际局势超预期，全年经济实现年初预定的目标有难度。

第一，疫情冲击加剧了三重压力。这次疫情冲击和反弹跟之前的不同，在于它威胁到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循环。这次上海疫情反弹不仅仅影响到上海，而且因其产业链的核心位置影响到了长三角。更重要的是上海疫情的防控对策和防控方式的示范效应，让全国其他地区甚至出现了“一例封城”的现象，这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是比较大的，这是疫情冲击风险。

第二，当前仍未走出房地产投资和销售下行的恶性循环，房地产不稳的话经济难以稳住。过往大家认为发展房地产和基建就是发展旧经济，我们要发展高科技、发展新基建，要通过消费拉动经济，但是短期从稳住预期、稳住经济增长的角度而言，仍然要靠基建和地产。消费是一个慢变量，它要考虑到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就是收入，现在我国的调查失业率6.1%，青年失业率18.2%，这样的情况下又经历了几个月消耗过往的存款，同时面临未来预期高度不确定性。所以，消费很难从短期内改变，长期要靠改革。短期要稳住经济还是要靠房地产和基建。但问题在于房地产至今没有走出恶性循环，部分房地产企业出现了风险，居民基于这种风险的考虑处于暂缓买房，或者暂时不愿意买房的状态，这就导致房地产销售不好，紧接着房地产现金流不好，房地产的投资又不好，进而影响到银行对它的放贷等等，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房地产销售和房企现金流不好以后，又间接影响到土地财政的问题，影响到基建。在严控隐性债务背景之下，专项债发力很难抵销过去其他资金对基建的支撑，现在房地产的风险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影响到实际可支配的财力，进而引发基建可能会不及大家预期的水平。

第三，俄罗斯和乌克兰局势引发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目前随着保供稳价举措，PPI有所回落，但到下半年到底会怎么样恐怕还是需要打一个问号。中国或者全球已经进入到一个高通胀的时代。我们进入到逆全球化的状态，经济循环从效率模式转到安全模式，各国都更注重安全发展，注重在产业链上摆脱对其他政治经济实体的依赖。这就打破了比较优势的分工，经济运行的成本是要上升的。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引发成本的抬升，再加上全球老龄化的加剧，从下半年和中长期来看，高通胀可能是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第四，美联储加息引发的资本外流以及对资本市场的承压，也是需要高度关注的一个情况。

当前，宏观上面临这四大风险，当然随着整个疫情形势的缓解，随着财政货币政策发力的状况，下半年经济可能逐步会有一个较好的回升。

二、关注宏观数据之外，还要关注微观主体

当前出现了微观主体避险化的趋势，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疫情影响了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看法，居民不愿意、不敢消费，边际消费倾向特别低。第二，企业部门，制造业PMI中的经营预期指数都在往下走，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各方面处在比较低的水平。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与过往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方政府对于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逐步消退。在过往是单一GDP考核，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强调多元目标考核，不仅要经济增长，还要环境保护，还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现在又加了疫情防控。在多元目标的考核之下，以及中国纵向地看对上级政府负责的情况下，意味着地方政府面临着一票否决的风险要素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住正常的晋升和位置，理性选择就是实行一刀切的政策，就是一切行动找依据，行动更加僵化，因地制宜不够。地方政府看似免责了，看似风险消失了，实际上导致了宏观上更大的风险，风险从地方政府上移到了中央政府，倒逼中央政府出台新的举措。中央三令五申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但统筹过程中收益是社会的，但是当地如果出现一例病例，风险就是官员个人承担，权责不对等、收益风险不匹配。所以，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重塑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怎样建设尽职免责的制度，对于接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好、疫情防控也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程中，是尤为重要的事情。

三、财政政策应尽快发力，支出政策优于收入政策，尽快发行2万亿特别国债

一是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每个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只要恢复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供给就能恢复，需求就能得到释放。

二是此时财政政策要优于货币政策尽快发力，支出政策要优于收入政策。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更多地要依赖财政政策，一方面发挥它总量的作用，另一方面发挥结构性调节的作用。在收入和支出政策这块，支出政策比收入政策更为有效，也更为急迫一些。减税降费要生效的前提条件是有经济活动，是有流量、有盈利，这样减流转税、减所得税才能起到真正的效果。但是现在可以看到部分地区的疫情防控采取了一些过激的政策，导致整个经济活动、经济流量、企业盈利的效果都比较差，这时候采取减税降费的实际感受没有那么强烈。反而采取一些支出政策，比如给予一些补贴，免除房租、给予利息贴息，或者给予工人最低工资补贴和支持，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具体而言，我认为应该尽快发行特别国债。因为现在疫情对整个经济的冲击，进而对财政的冲击，收入锐减，支出增加，这都是超预期的。这是在三月份全国人大审议预算报告时没有考虑到的情况，非常时期、超预期时期，自然要有非常之举。我们大概测算了一下，起码要有2万亿的规模专项用于三大任务。一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对冲总需求不足的状况；二是发给特定的中低收入人群现金。这里我们讲的是特定中低收入人群，而不是全民，事实上我国财政承受不了给全民发钱的压力。另外给全民发钱也起不到把有限的财力花在刀刃上。给特定群体发的是现金，而不是消费券，我们发钱的主要目标不是定位刺激和拉动消费，而在于提高特困人群的抗风险能力，降低焦虑感，以稳定社会和人心的预期。三是现在地方政府压力也非常大，尤其是一些基层地方政府，以前土地出让收入中有一半用于土地平整和拆迁补偿等，基本上剩余一半可自由支配。现在房地产不景气，导致房地产相关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这块都在往下走，再加上现在常态化核酸检测支出对地方政府来说也是巨大的压力。如果地方政府连自己的日子都过不下去，谈何给老百姓和市场主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以及落实减税降费的举措。所以第三个用途是中央对它进行相应的转移支付，以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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