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旧时光 | 一对深圳兄弟在抗战中牺牲,林徽因泣不成声
引子
在观澜樟坑径古村采风,我对坐落在村小河边的一幢华侨老屋发生兴趣。
这幢连接四间三层的夯墙大屋,其中两间明显矮了一截。
一打听,这门牌为76号的两层大屋,在抗日战争期间因为屋的主人有两个儿子在中国空军服役,被日本鬼子烧屋。
大火只烧了一边的顶层,屋主陈词达把这半边大屋稍修一下,变成比旁边相连的屋子矮了一层。
华侨屋主人陈词达的孙子、陈智常(1942年出生)在祖宅大屋前,向笔者讲述了70多年前他父亲兄弟俩为抗日血洒长空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航空副中队长陈桂民。(陈智常 供图)
01
达叔家“飞”出两名飞行员
樟坑径村掩藏在深圳市西北部的山岭丘陵里,姓氏众多,主要有陈、廖、房等七姓。
老一辈村民,都知道陈姓“达叔”家“飞”出两名飞行员。达叔,是对陈词达的尊称。
陈词达清光绪二年(1876年)出生于观澜新田乡樟坑径村。
为了讨生活,他和村中许多到外国打工的老华侨一样,16岁时带着最小的弟弟去马来西亚打工。
积蓄了一点钱后,又跟随村中兄弟远赴南美洲的苏里南做生意,小弟弟却因病死在外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陈词达痛失小弟后,回到家乡樟坑径村置田娶妻生子,育有二子四女。
除了耕田外,还买下山林种了一大片沙梨、柿子和菠萝。
水果丰收时,他请十几人挑着当地名果到平湖火车站,包一个车皮运去香港卖。
由于来往香港、广州、东莞、深圳墟做生意,赚了钱后在香港中环置有物业。陈词达喜欢帮人,是个令人尊敬的乡贤。
樟坑径有句口头语:“点点笃笃词达叔,人喊担沙其喊砍竹”。
意思是陈词达很有声望,逢事大家都听他的意见。
1913年4月,长子陈桂林出生后,几个弟妹也相继问世。
1920年代末,达叔把香港的一栋楼卖了,回到村中建了四间相连的三层楼房。
他把孩子们全留在樟坑径小学念至高小毕业,陈桂林与弟弟两人被父亲送去香港读中学。
陈桂林中学毕业,父亲叫他做生意。
陈桂林不肯,向父亲要了2000元大洋去广州上学。
陈桂林自小志向是学习工程技术,振兴祖国。
时值1931年,日寇霸占东北三省。国民政府于1928年成立南京中央航空队,1931年扩建为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
陈桂林青年时对村里的陈安仁会开飞机很是羡慕,于是自费报考广东航空学校,入第七期甲班学习,毕业后到杭州笕桥空军军士学校任初级班飞行教官、空军军官学校飞行教官。
弟弟陈桂民出生于1917年5月,他在香港念完高中,说去投奔哥哥报考航空学校。
父亲不允许,陈桂民离家偷偷跑去杭州,1935年考进中国空军军官学校,毕业于第七期。
1937年冬,陈桂民随杭州笕桥中央航校撤退往昆明巫家坝的途中,与研究中国建筑史的著名学者梁思成一家在云南相遇,并结下深厚情谊。
当同校第十期学员林徽因的三弟林恒举行毕业典礼时,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便是陈桂民这批年轻飞行员的“名誉家长”。
每一位从航校出来的毕业生,都牢记校门口那块石刻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陈桂林、陈桂民兄弟俩在抗战期间先后牺牲。因报考航校时填报的是华侨地址,找不到亲属,部队只好将阵亡通知书寄给林徽因这位“名誉家长”。
林徽因在一篇文章里说道,听到林恒弟弟的噩耗,接着又传来那批同学中第一个牺牲的陈桂民,自己捧着阵亡通知书,泣不成声。
樟坑径飞行教官陈桂林。(陈智常 供图)
几十年后,陈桂林的儿子陈智常,为了寻找父亲和叔叔陈桂民的坟墓与资料,2013年以来,先后到昆明的中国空军抗日战争殉国将士墓、重庆抗战博物馆、台北忠烈祠、云南腾冲国殇馆、成都凤凰山机场等地查访。
虽然没找到墓地,但从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了解到“在艰苦的抗战中,中国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阵亡或殉职,有7897名空军官兵负伤或致残。”陈智常说,在全国为抗战牺牲的飞行员中共有8对兄弟,其中一对是他父亲和叔叔,也是广东唯一的一对亲兄弟。
02
血洒长空的“小老广”
陈桂民,典型的广东人身材,个子不高,却身手干练,剑眉方脸,血气方刚,喜欢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讲故事,被称为“小老广”。
在一次空战中,他和一架日机同时把机枪子弹打光,两机并排飞行,他就掏出手枪与日军飞行员互相射击。
手枪子弹也打完了,义愤填膺的陈桂民横下心向敌机撞去。但狡猾的日机倚仗性能优越躲开了,气得他捶胸顿足。
1939年初,陈桂民随空军第5大队第17中队进驻兰州。
2月20日(大年初二),日军30架轰炸机轰炸兰州,第一梯队9架轰炸机从黄河铁桥上空进入兰州空域。陈桂民和战友驾驶12架伊—15和伊—16驱逐机拦截攻击,击落日军领队长机、僚机等5架飞机。
返航后,飞行员们深知日军不会善罢甘休,摩拳擦掌,严阵以待。
果然,日军第二梯队12架、第三梯队9架轰炸机又来进犯,陈桂民和战友再度升空拦截,双方展开空中激战。
这天,空军共击落敌机8架,高射炮击落1架。此役陈桂民重伤敌机1架。
2月23日(正月初五),日军再出动两批共20架轰炸机侵入兰州上空。
陈桂民随空军第15中队、第17中队和前苏联志愿队,共出动31架战机,在空中编好队形,从后上方向日军机群展开攻击,敌机也组成火网向我方射来。我空军健儿越打越狠,越战越勇,一架架被击中的敌机变成火球在空中燃烧。
20日和23日这一仗,共击落敌机15架(敌承认18架),其中陈桂民和副队长马国廉联合击落敌机1架。其余所有日机被击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竟无一人伤亡,飞机也都安全着陆。
兰州空战创下八年抗战中歼灭敌机最多的纪录。此次空战的胜利,是自武汉和广州失守以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最大的一次胜利。
陈桂民等飞行员立下功勋,被嘉奖一星星序奖章。为祝贺兰州空战大捷,邓颖超还代表西北各界妇女向抗战英雄敬赠锦旗。兰州各界民众也纷纷慰问,赠送刻着“功盖戚俞”字样的银杯和丝织飞行巾以作鼓励。
此后,陈桂民转战各地,任第26中队分队长,升至上尉三级,因战功获颁二星星序奖章。
1941年9月11日,在成都一次激烈的空战中,他血染长空,为国捐躯,时年25岁。
台北忠烈祠烈士碑上列明陈桂民空军分队长职务和在四川作战阵亡时间。
南京烈士陵园里,竖有孙文题“航空救国”的刻碑。
题碑不远处,立有“航空学校各期抗日阵亡人员纪念碑”,碑上第八行第3名为陈桂民。
广州十九路军抗日烈士陵园中由徐向前元帅题刻的“广东省航空纪念碑”上亦铭刻陈桂民的名字。
03
他给周恩来拍下珍贵照片
周恩来和飞行员在1943年的合照。(陈桂民 摄)
陈桂林在广东航空学校第七期毕业后,调到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当飞行教官,授上尉二级(有说校级)军衔。
陈桂林家庭环境优越,爱听音乐,平时喜欢用香港带来的相机拍生活照。
他假期常常从杭州跑到上海玩,在一个上流社会交际活动中,认识了一位广东小姐。
其实这位“小姐”是上海一位阔太太家佣人的女儿。因为阔太太没有女儿,而佣人的女儿长得又俊俏、得体,太太很是喜欢,便认作干女儿。
陈桂林与这位干女儿是广东老乡,一来二去产生感情,便结为连理,生下陈智常和两个哥哥一个妹妹。
在访谈中,陈桂林之子陈智常拿出他父亲拍摄的两帧珍贵的照片,一是周恩来与飞行中队队员在1943年的合照。
陈智常母亲生前告诉他,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代表、南方局书记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推动国共合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当时周恩来回延安述职,由重庆经西安返回延安。在重庆九龙坡军事机场,周恩来即将登上一架英国制造的双翼螺旋桨飞机。机上只有两个座位,除了周恩来外,就是驾驶员。
在九龙坡机场当飞行教官的陈桂林知道,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乘这种飞机从秦晋高原越过巴山蜀水,要冒非常大的风险。何况是战争年代,日本空军在装备上占尽优势。周恩来身居要职,为国家为民族,不避艰险,实在让抗日将士钦佩。
陈桂林赶紧拿出相机,留下周恩来与驾驶员永恒的瞬间。
另一帧照片是陈桂林驾驶“缅甸号”座机即将起飞参战时的留影。
60多年后,陈智常拿着这张照片去腾冲寻找父亲的史料时,腾冲抗战老兵一见照片上“缅甸号”机,兴奋地说,这飞机是缅甸华侨捐赠的。
在“航空救国”的号召下,1940年,海外华侨踊跃捐款购买飞机,其中牙买加的宝安籍华侨首倡成立“牙买加华侨航空救国会”,观澜乡华侨陈华福夫妇以“陈义行”名义首捐400英镑,带动了当地侨胞筹到3万英镑汇回祖国购买飞机抗日救国。
全国人民抗日汹涌的救国热潮,大大激励了空军军人。1940年7月24日。发生了著名的中国空军反击日军在成都的“7·24大轰炸”战役。
成都航空委员会的7月24日《空军战斗要报》将当时战斗情况及所有参加成都空战的飞行员名字和座机都记录下来。
陈桂林征战起飞前驾驶的缅甸号飞机。(王兆宇 翻拍)
报告称,他们是第三大队的伊-16战斗机飞行员邹赓续、翁心翰等,航校暂编驱逐队伊-15战斗机飞行员赖逊岩、陈玉燊、陈桂林等;霍克III战斗机飞行员余腾甲。
在高度约为4700米上空发生激烈空战,其中陈桂林驾机在新津附近上空行前上方攻击一次,及左侧方攻击一次,继又往后下方攻击一次……在随后的战果统计中,日机被中国空军击落1架,我方有6架飞机被日本轰炸机的机枪击中受伤,但都安全返航。
1945年3月8日,陈桂林在四川凤凰山试飞刚修好的E-16机7609号时,因故障坠机。非常遗憾,还有5个月抗战胜利,陈桂林却结束了生命。
1995年9月3日,国家在南京紫金山北部的中山陵园区航空烈士公墓内,建设了一座宏伟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碑群。首批刻在碑上的中国抗日航空烈士共870名,其中列有陈桂林烈士。
访谈即将结束时,无意间发现陈桂林之子陈智常继承父志,1961年从广州八中高中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部汽车运输大队。他虽然没驾机翱翔蓝天,却在空军部队当上中士班长,了却了一个“空军梦”。1967年陈智常复员地方,1985年回到家乡深圳,在外贸企业工作至退休。
(原题:在樟坑径,寻找为国捐躯的飞行员,原载《深圳商报》2017年12月19日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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