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访谈 | 陈戎女教授：《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的前世今生

陈戎女，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导，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1999年获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学位，2003－2004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曾获北京市教学名师（2019）、北京语言大学教学名师称号（2015）。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文学研究、经典文学与阐释、跨文化戏剧研究、德国文化社会思想研究等。著有专著《女性与爱欲：古希腊与世界》《荷马的世界——现代阐释与比较》《西美尔与现代性》，译著《货币哲学》《色诺芬<斯巴达政制>译笺》，主编辑刊《当代比较文学》，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古希腊悲剧在近现代中国的跨文化戏剧实践研究”等。



1998年，我还在北大读比较文学专业的博士，蒙一位朋友赠我一本当时新出版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那时候，北大校园里张灯结彩，百年校庆的各种活动正如火如荼，这本簇新的教材正好应景。教材的主笔者是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精锐，既有我的老师，比较文学学界的泰斗乐黛云老师，也有当时所里年轻的精兵强将，陈跃红、王宇根和张辉老师。时光倏忽，今年暑假欣闻《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第二版出版，拿到新书后细细翻阅，这才发现，不经意间这本教材居然已经陪伴了我16年。

1999年毕业后我在高校任教，给本科生和硕士生主讲比较文学的课程，从那时候起，《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就成为我常常查阅和向学生推荐的常列书目之一。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国内比较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涌现出各式各样的比较文学教材多达20多种。我自己也曾经参与过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种比较文学教材的构思、论证、讨论、撰写和统稿修改，深知其中的不易和甘苦。比如，教材的定位是普及性教材还是研究性教材？是偏重以学生学习为本位的实用性，还是偏重学科自身的学理性？如何分配学科史、研究范式、新近理论和研究案例？
在众多的教材中，《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始终独树一帜，难以被他者替代。这本教材之所以名为新编，有接续乐黛云先生广为流传的80年代的旧著《比较文学原理》之意，在此基础上，《新编》一书不必从比较文学的ABC说起，其他教材颇费事费力要对付的这一部分，直接跳过。因而，《新编》总体上不是平铺式面面俱到的格局，而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纵深式格局。具体来看，《新编》的着力点很集中，不论是第一章从文化转型探讨比较文学的发展，还是第五章辨析比较诗学的跨文化阐释方法，《新编》主要关注的是比较文学学科意识、方法论、学科前景的深度发掘和拓展，知识涵容量大，说理性和论辩性较强。当年我使用它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为了拓深思路之用。

另外，《新编》里面一些有趣的例子也是我在十多年的教学中多次借鉴反复使用的。比如，乐黛云老师以西方文学、中国诗学和印度佛教里都出现过的“镜子”的比喻，说明从多种文化的文本研究某种共同的文学现象，有时会得到各不相同的、意想不到的结论。镜子仍是那个镜子，但对镜子的理解中、西、印三种文化千差万别。这个例证生动而具有说服力，而且，兼容东方和西方的观照角度和比较视野一向是乐黛云老师的论证特点。又如在第三章，张辉以范存忠先生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举例说，兼具汉学家和梵文学家身份的西方学者威廉·琼斯把中国的伏羲和印度古史里的菩提氏当作同一个人，而且把《论语》里孔子的话解读得像受到上帝启示的西方人的宗教领悟，凡此种种，无不鲜活地说明了文化的影响和接受中的“创造性转变”，甚至“创造性叛逆”。
《新编》第二版延续了第一版的教材撰写思路，又发新说，新增添的第六章纳入了近年来讨论的热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关系，特别是世界文学研究引人注目的异军突起。撰写第六章的陈跃红老师在陈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本身的国际性特征后，着重明确了中国学术界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自省和学术担当：一边要超越学科固有的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藩篱，自觉地反省和突破比较文学从西方整体挪移的学科观念、价值和结构，不能照搬；一边也要呼应跨文化时代的文学对话。当然，重点显然在前者。本章不乏很多尖锐之辞，比如西方时兴环保和生态批评之后我们就试图给托马斯·哈代和陶渊明这样的中外经典作家和诗人“披上一件绿色环保的新衣”，陈跃红对这类不加批判跟风欧美理论时尚的做法毫不留情地予以讥刺，希望警醒非西方学者不再以借鉴为托辞，行盲从之实。而对钱钟书著述的一再引用（包括陈跃红老师近年对钱钟书方法论的论证和研究），印证了他念兹在兹的立足中国自身的古老传统资源，基于自身真实的学术境遇，在完成适度的现代转型之后，“在实践中去构建自己的学术主体身份、范式结构和方法论体系”。这样的学科自省和重建意识如果再推广到中国以外非西方的印度、阿拉伯地区，更宏观的目的就是要“为学科的现代发展建构一个面向不同地域和不同发展程度族群的核心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思路的平台”。近十几年来西方的世界文学研究声名鹊起，以解构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之名重绘世界文学的地图，拓展文学经典的疆界，大有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的摧枯拉朽之势。而像哈罗德·布鲁姆这一类居然还标举所谓“西方正典”（western canon）和“审美自主性”的前代遗老，只能吟唱着经典的悲歌彳亍独行了。当西方人大肆解构他们自己的经典传统，推出广被五大洲的“世界文学”概念和选集时，我们是该为了DWEM（“已死的欧洲白人男性”）表面上的大势已去而雀跃欢呼，还是该老老实实正面本土的传统资源和学科问题反躬自省？《新编》第六章在这点上亮明了冷静的态度，即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此事上面临着双重难题：外来的西方经典如何进入本土语境？本土经典如何跻身世界文学经典之林？这两个难题的解决都需要切切实实的经典诠释和重新置入中西方语境进行文学比较，而绝非是一句“经典已死”可以一笔勾销的。却也正是通过这个途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两个曾经被“硬“拉在一起的学科恰好可以实现无缝对接。
如今已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新千年的到来，带给我们的不仅有新语境，还有那些无法一劳永逸解决的老问题。展读《新编》的初版和第二版，我想，无论对业内学者学子还是对业外人士，这部教材的前世今生承前启后，既见证了16年间比较文学的高校教学和学术研究在国内勃兴与壮大的一段历史，又映照出新世纪以来国内比较文学界对国际热点问题的积极回应和反馈。本文原载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八期）乐黛云、杨慧林 总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定价：35元，优惠价：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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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第二版）

乐黛云，陈跃红，王宇根，张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978-7-301-2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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