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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Albany）教授
今晨惊闻王智量老师在上海的医院中辞世，享年94岁。智量老师在我年轻时对我有极大的影响，对我的成长有各种提携引领，可以说是我生命中的贵人。2007和2017年我回沪参与庆祝他的80和90寿辰一起欢聚的情境还历历在目。2019年夏我们中文系79级庆祝入学华东师大40年的年纪庆典，智量老师也来参加了（虽然师母担心他行动不便）。疫情原因几年没有回去了，没想到竟成永诀。拿出这篇2007年写的旧文，聊表我对这位恩师的纪念。
戴耘记于2023年1月2日
作者与王智量教授
对我个人，甚至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八十年代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高考刚刚恢复，国家百废待兴。而我们也刚刚从一种文化废墟中爬出来，在政治洗脑之外，突然发现世界，人生可以是那样精彩。这份精彩，我们首先是从文学中发现的。而智量老师正是这份精彩的传递者。平心而论，当年华师大中文系学生对智量老师及其“俄苏文学”课的“追捧”，并非对俄罗斯文学有多少深见，而主要是因为他的讲课中传递的文学中的人性魅力。那时的我们不仅知识贫乏，而且从外到里，土得掉渣。记得当年（1979年）王光祖老师和楼昔勇老师与我们同去长风公园游玩，在我们坚持下，给我们示范了交谊舞。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与交际舞的“零距离”接触。那时，虽然许多话题在开禁，但即使像“爱情”这样的字眼依然被“阶级化”的，许许多多文学作品还是没有例外地被扣上“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智量老师可能是当时大学课堂上最早“大话”爱情的教授之一。他对《奥涅金》里达吉雅娜面对奥涅金的疯狂追求的内心世界的丝丝入扣，入情入理的心理分析，至今记忆犹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流意识形态依然渗透在每个角落（包括文学艺术），政治说教还充斥大学教授的讲稿的当时，智量老师无疑是一股清流，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尚未摆脱理性桎梏下的感性觉醒。加之他与学生的一贯的亲和态度，也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学与智量老师结下了一段不可多得的师生缘。八十年代青年是久旱逢甘雨，对知识抱有巨大的热情，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所以那个时代津津乐道的是诗歌和哲学。那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时代，一个夸夸其谈，一知半解的时代。生活在那个年月的我，耳濡目染，也沾染了那个时代的毛病。屠格涅夫的小说有各种鲜活的，动人的女性形象，有对爱情的向往，有革命时代的“主旋律”，甚至有夸夸其谈的主人公，加上洗炼，清新的语言和独特的俄罗斯风情，对八十年代青年的亲和力，自不待言。智量老师那一代发出“青春万岁”宣言的青年，也一定受到过俄罗斯文学的感召。大学本科的几年中，我陆续选了智量老师开的“屠格涅夫”，“小说翻译”等选修课，在他的鼓励下，尝试了一些文学评论的翻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就这样，外国文学成了我的主攻方向，后来又有幸成为智量老师带的第一届研究生，研究选题是“屠格涅夫与中国”。我与智量老师的交往，我对智量老师的沟通，竟然和屠格涅夫这位俄国贵族作家有复杂的纠葛。智量老师对俄国文学最偏爱、最有研究的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而屠格涅夫对当时贵族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描绘，总会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有某种冥冥中的契合。智量老师把我带进屠氏的世界，我又常常试图从智量老师对屠氏的阐释去揣摩智量老师的内心世界。文字中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和生命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能量和信息交换，是可以跨时间跨世纪跨国界的。八十年代的青年人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具有一种广义或狭义的“审父情结”。就我个人来说，也许是因为在家里最小，从来就不知天高地厚，长大稍明事理后就经常和父亲为一些自己都没弄明白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当了智量老师的研究生后，在一些问题上不能认同智量老师的观点。比如，屠格涅夫为什么让巴扎洛夫死，智量老师认为源于屠格涅夫自由主义对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偏见，而我则觉得屠格涅夫认为巴扎洛夫走极端的性格有悲剧性。又比如，屠格涅夫在小说《烟》的最后借人物发出人生如烟的暗淡心境；这是一种人生失意，身心疲惫的喟叹，切合了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理想幻灭的心情。但是对于革命者来说，它又是“不健康”的情绪，缺乏坚定理想，意志的表现。记得我当时对智量老师对屠氏的灰暗情绪和宿命思想的批判态度不以为然，却一直无法找到理论的支持，所以常常处于一种无法清晰表达自己的困境之中。现在回顾起来，我大概是想说，无法割裂艺术中的内容（情感）和形式。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不健康”的，但这就是他的艺术的独特性所在。道德的评判与艺术的评判应该是两个范畴。我当时对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心存逆反。今天看来，智量老师的观点未必不代表一种有价值的意识形态批判。研究生毕业前后，常常听智量老师回忆被打成右派后被放逐的经历，至今还记得他给我们叙述刚进村时听到远处闷闷的“咚—咚—”捶击声，像过电影似的，我们几个学生听得很入神。正是那时智量老师有了把这段经历学成小说的念头，也就是后来的《饥饿的山村》。后来智量老师给我的赠书上还题了“记得它开头时，你我志耕三人一起听录音时是什么样子吗？” 那渐渐靠近的“咚—咚—”的捶击声成了小说的开头。我对智量老师过去的经历，其实了解得不多，虽然知道他年轻时在北大有过一段辉煌，后来被划为右派，在社会上干过各种活，直到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后，才正式回到他的行。智量老师和我毕竟属于两代人，反右那年我还没有出生，所以很难想象当时的历史氛围。《饥饿的山村》给了我更深入地了解智量老师的一个机会。我在竭力想象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千千万万个王良们，他们一夜之间从左翼青年变成右派分子，这种失重，大约类似于自由落体的感觉。小说中的王良显然有极强的自传性：从春风得意的学术新星一下变成需要接受“思想改造”的对象，家庭破碎，事业中止，身不由己地被放逐到边远农村。他们如何接受这样的现实，甚至还要强迫自己承认这是罪有应得？我至今还难以想象比这更糟的情形。记得王蒙回忆自己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受到组织批判时，连老舍这样正直厚道的人也说了违心话。我就在想，在威权时代重压下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内心先跨掉了。
如何在生活的困顿和绝望中脱身，更重要的是，如何找到生存勇气和道德力量，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小说的主题，如张贤亮的小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忏悔和拯救，似乎都是从农家妇女身上找到希望的。《饥饿的山村》里的秋眉嫂，是中国语境下的达吉雅娜，丽莎，纯朴，善良，勇敢，与男主人公王良的矛盾，怯懦，无能形成对照。这种对比，与屠格涅夫小说的《罗亭》等“多余人”小说的叙事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这里多少是经历的相似（比如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多少是俄罗斯文学叙事观点的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有些问题还是值得玩味的。比如，欧美小说大多数以个人性格与命运为主轴，如《约翰，克里斯朵夫》，《嘉里妹妹》，或《大卫，科波菲尔》，人物的时代表征意义并不强，而俄罗斯文学，虽然也是个人，但更注重诸如“当代英雄”（或准确地含义，“当代主人公”）的问题，个人命运与民族历史，未来的关系问题（如《战争与和平》）。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观点或思维角度，受俄罗斯文学更多的影响，今天看来，是有得有失，个体性常常消融到群体性之中。俄罗斯文学中还有一种自我批判，“拷问灵魂”的精神，曾经深得鲁迅赞赏。我记得智量老师讲到果戈理小说时说：人的一生中谁没有一些虚荣，功利，怯懦，委琐的时刻？在《饥饿的山村》里也有自我批判的东西，虽然这种批判还停留在道德层面，尚未进入本体。《饥饿的山村》还让我想起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脱去其中男主人公“意淫”的意味，更深层的还是从女主人公身上寻找到某种自我救赎的途径。哪怕有多么虚幻，这种救赎满足了一种道德拯救的心理需要。俄国文学提供了恰时的文化符号和经验形式，但是这种叙事又具有中国的深层文化背景。在哪个关键点上，俄罗斯文化中止了，中国文化开始了，值得文学研究者去思考。八十年代末中国的启蒙运动迅速退潮，九十年代开始了至今方兴未艾的经济大潮。对整个九十年代我是隔膜的，虽93年，96年回国探亲，但都是来去匆匆。直到2000年我在美国工作稳定后，才每年回国。我就像一个美国小说里的人物，稀里糊涂睡了十年，从八十年代直接跨进了二十一世纪，醒来后发现中国已经变得不认识了。访问智量老师，询问他退休后的生活，还在翻译，甚至重新翻译俄国文学经典，同时，又有了新的乐趣，画中国画。20年过去了，我的大部分师友，同学，居住条件都是鸟枪换炮了。智量老师依然居住在我们在八十年代常常造访，聚会的的师大一村居所，房间显得拥挤和狭小了。但是，我相信智量老师的精神是富有和自足的。这不由让我想到智量老师与屠格涅夫在经历和性格上的相似和差异来。屠格涅夫的贵族的纤细和敏感，天生的抒情气质，我相信与智量老师是心有灵犀的。屠氏一生漂泊，但再艰难，与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智量老师）的妻离子散的不幸，生活无着的窘境，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屠氏晚年凄凉，心境暗淡，而智量老师粗茶淡饭，依然老有所乐。比较起来，智量老师是个强者，他的毅力，他的乐观主义，他的工作热情，是我作为学生自叹不如的。我常常想，如果没有那场政治运动改变了智量老师的生命轨迹，他会有更高的成就。但是，我又想，像智量老师那样生命受到如此摧残而依然能够活出光彩来，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八十年代变得遥远。我不知道梦想和激情是否也离我们渐行渐远。我自己早已经离开了文学专业，我常常想现在还有人读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吗？记得在美国读书的有一年，看了意大利著名导演贝尔特鲁奇的电影《偷香》（“Stealing Beauty”）。塔斯卡尼山谷的独特地貌和建筑，地中海的风情，列芙，泰勒饰演的千里寻父的纯情少女，杰勒米，埃恩（Jeremy Iron) 饰演的情场失意，寄人篱下的落魄中年男子（一个“多余人”），加上电影的抒情与写实结合的风格，太屠格涅夫了。我当时暗忖智量老师看到这部电影一定会喜欢。后来回国，又看到81届的同学，现在的著名作家格非在华东师大作的关于《安娜，卡列尼娜》的演讲。或许，智量老师在华东师大留下的影响依然在绵延？和八十年代最大的不同是，当年我们能够为思想和理念而奔走相告，兴奋不已，而如今，我们能够津津乐道于谁买了别墅豪宅，而似乎一谈“严肃”的话题，就有假正经的嫌疑。文学经典，包括其中的人文底蕴，对我们还有价值吗？我愿意相信，当欲望的“喧哗与骚动” 渐渐平息后，人们最终会寻找精神的栖息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包括智量老师给我们的精神熏陶，依然是值得纪念的。
写于2007年3月，Albany, New York （2023年1月2日作了个别文字修正和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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