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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十娘|哈佛输了,华裔赢了吗?

渡十娘出品 渡十娘 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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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Albany)教授



图源:politico


2023年6月29日,历时数年的对哈佛和北卡大学的最高法上诉案终于尘埃落定,在美国大学执行了多年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被裁决为违宪。这是近年来左派的一次重大挫败。各大学纷纷回应,除了表达失望和表态遵守最高法裁决外,依然坚持录取政策的“多样化”(diversity)考量。
 
在美国,最高法是宪法诠释的权威,是法律体系的最后守护者和防线。大法官罗伯茨用了含义“难以捉摸”、“模糊”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平权法案”的种族考量。他人为最高法的裁决维护了所有人受“法律的同等保护”的宪法原则。
 
坚持或放弃平权法案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所有法案都是某种约束,而约束意味着对一个自然或社会过程的介入。介入就会有伤害。

“平权化”有三大问题:

a)“种族”成了大学录取的某种“特权”;
b)大学录取失去了“优秀”评判标准的完整性(integrity)和客观性;
c)对亚裔和白人不公平。

有了平权法案,种族就是一根令箭。谁碰到就得低头。更有甚者,平权法案的“无脑执行”会让整个大学失去底线、败坏声誉。反之,“非平权化”也有伤害,少数族裔(主要指非裔和西裔)和主流人群因为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处处吃亏。种族的隐性歧视和不平等始终存在,多元化社会中主流文化的标准未必适用少数族裔,也是大学录取标准化被诟病的因素。
 
最高法裁决6-3判“平权法案”违宪,虽然是右派的胜利,但不必作太多左右党派解读,其用意是减少政策杠杆的作用,减少政策对质量的干预,减少法律意义上的不公平,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这有点像“高考”:虽然高考无法保证绝对意义上的公平(如穷人家孩子缺乏教育资源),但至少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最高法裁决并不是全部,但影响深远。1996年便弃用“平权法案”的加州大学系统,效果明显。比如,2020年,加大-伯克莱的录取新生中亚裔42%,白人近20%,西裔22%,非裔只有4.4%。相比较,采纳“平权法案”的哈佛录取率比伯克莱低得多(3.2% vs.14.4%),但非裔学生录取占比达14.4%。至于具体到哪些人会受益,哪些人会口惠而实不至,可读“德州老刘”的文章(美国高法今日判决:华裔爬藤,难或易?
 
在考虑“平权法案”的利弊得失时,至少有四个考量因素:
 
第一,历史因素。在2003年的最高法裁决(Grutter v. Bollinger)中,奥康纳大法官已经表达了对平权法案的忧虑,认为平权法案最终要取消,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予社会处境不利的少数族裔,尤其是“第一代”大学申请者更多机会。另一方面,它不可避免会踩到别人的脚趾头,产生对其他族裔申请者的“挤兑效应”。
 
第二,司法考虑:法律法规往往是刚性要求,“种族”因素属于柔性考虑应该是例外法则,而不宜像“平权法案”那样成为“通则”。政策杠杆用惯了,就必然被滥用,这和金融杠杆滥用异曲同工,只不过政策杠杆破坏的是录取的内在价值考虑,如实际的优秀和潜能考虑被忽略。
 
第三,政治伦理考虑:政治学者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差异原则”(the difference principle),即公共政策向最弱势群体倾斜。这个原则支持“平权法案”背后的基本立场。与之相对立的是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乌托邦》表达的相反观点:如果没有个人的认可,任何类似平权法案的政府行为都是对个人的剥夺。在政策法规的考量中,必须平衡个人权利和国家意志。
 
第四,人性因素:在平权法案讨论的背后,都有精英教育的资源稀缺和社会利益冲突的影子。这样的问题超出了公共政策和法律范畴,进入所谓的人性幽暗(罗翔)。比如,藤校们录取新生的人脉因素(legacy admissions)和捐赠者子女的待遇都意味着特权阶级的存在,但最高法无权对这类私校传统说三道四;至于自媒体人李一诺的猜测,即技术革命、宽进严出的趋势最终将超越录取门槛的人为障碍,我持怀疑态度,因为平权争议虽然涉及平等的教育机会,却必然夹杂非教育因素,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打破头也要往里挤。我称这种“人性幽暗”为“特权身份认同”:进入哈佛之类的精英学校,是一种社会地位的确认(或重新确认),虽然这和教育机会本身没有多少关系。而法律无法介入这样的人性私域。
 
平权到非平权化,是一个博弈过程;最高法出手,也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大学申请的教练们已经开始筹划如何打“擦边球”,比如在入学作文中突出与种族相关的成长体验。向最高法“状告”哈佛和北卡大的非政府组织SFFA坚持用传统测试为录取依据,但许多大学已经纷纷弃用大学入学考试SAT或ACT,使得大学录取决定更加灵活,更符合个性化考虑。但同时,大学录取也变成主观色彩更加浓厚的游戏。放在中国,没有可操作性。
 
所以,平权法案的争论,一定程度也反映了美国中产的“内卷”。亚裔父母这回豁出去冲在第一线,也是情理之中,只是亚裔的父母们还需在争取权利的过程中反思自己的教育观,否则挤进了藤校,也未必意味着最后成功。走向人本的教育观,最终会解决所有“特权身份认同”问题(这一点应该学学北欧)。华裔或亚裔的孩子,还需要多练内功,活出自己活色鲜香的个性来(而不是熬成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因为美国精英文化就吃这一套;没有这个,SAT满分等于零。
 
戴耘写于2023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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