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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十娘|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毕业四十年了(上)

渡十娘出品 渡十娘 202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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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 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UAlbany)教授 


们的时代是最后一个有共同文本的时代,最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育精神的时代。 —— 嘉映


缘起

    

上面段引文来自嘉映的文章《我们这一代》。嘉映是我很敬重的哲学教授,曾任教华东师大,任教于首都大。他所指的“我”包括了老三届(66, 67, 68届初中高中生)和恢复高考后的新三级(77,78,79级)。


陈嘉映52年生人,两头都占了,我们班里也有几个是52年的,也是插过队的知青,所以这个范围可能包括了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出生的群体。如何界定“文本”,嘉映注重文字即籍的主影响。从精神史角度,我以为可以泛,包括从宗教式、音乐,绘画,电影及其他符号系统中获得的精神资源

    

“共同文本”个概念很吸引我,是因当年接触的西非常有限,有了一两部电影或小说就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谁不知道《追捕》,《桥》,《简爱》!谁没听过忧伤的《红河谷》和迷茫的《拉兹之歌》!谁没读过《伤痕》,北岛的诗,还有第一批新华书店“解禁”发售的外国作品如《高老头》,《基督山恩仇记》!一部平常人家的《渴望》(1990)可以让北京上海万人空巷,一个春晚可以有几亿观众的闻所未闻的收视率,可见这个社会的文化同质性。

    

 《追捕》电影广告


“共同文本”一方面代表了在文化沙漠中最早冲击了我们视野的文字、影像、和音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无奈的现实:我们成长于一个匮乏的时代,于是通过各类文本来想象和代入,如空中楼阁,并无充分的生活经验作为基础,但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替代。我猜想这是为什么陈嘉映说我们是“最后一个”有共同文本,主要用“阅读培育精神”的一代。这就如同莫言的经历,饥肠辘辘有时也会酝酿出“透明的红罗卜”的奇迹。


“红旗下的蛋”


老三届很多是戴着红领巾唱着“我是共接班人”大以后一定的。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 尤其是十年浩劫中他们中很多人成了“主力”。而对于这个“后生”来说,虽然期间敲锣打鼓请老人家“最高指示”,“四类分子”早汇报晚请示,这些还记忆犹新,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为控制局面军队对厂矿企业、政府机关的介入,我没有亲历,印象不深。唯一记忆深刻的是,我十五六岁时曾受命于里弄居委会主任曹大姐去“主持完成”四类分子月度汇报。


“四类分子”是一种“黑身份”,怎么得的,我那时不明白,只是庆幸我父母不是。向我汇报的四五个男人中,有一个是我的邻居,当时五六十岁。经常看到他在弄堂里扫街。他的儿子跟我还很熟。他每次汇报都自暴自弃地说我们这些人已经没有指望了,我总是想说服他只要好好改造就有希望。


我是一个心智晚熟的小孩,而且不明白他们凭什么成了人人可以踩一脚的“四类分子”,就好像六十年代中期我刚念小学看到弄堂里有个资本家被抄家,看不明白,他家的孩子还是我们姐弟的朋友,经常串门,但也许是旁观者的原因,我也没有恐惧,唯一能感受到的是,和我同辈或稍年长的这些“四类分子”的子女,从小就生活得憋屈,他们在父母的身份带来的羞辱和阴影中长大,一直无法抬头。今天想来,依然觉得这个社会曾经给过他们太多的不公和伤害。


北京街头


学校批“智育第一”折腾有加,父母“抓革命,促生产”自顾不暇,那时我们倒更像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屁孩们,在石库门弄堂里随心所欲,野蛮生长。


记得小学时逃课去虹口游泳池游泳被学校发现,我硬是堵在弄堂口严防死守,绝不能让班主任老师上门告状!到了中学,除了“拉练”、学工、学农、学军、学商(去菜场吆喝卖菜!),还当过环卫工人,天没亮就集合去大街小巷收集大粪!当然,课后就是打康乐球,打桥牌,下课后天天在弄堂里摆开阵势,上演四国大战(军棋)!

    

们这一代最大的“文本”背景是中国从1976年开始的大局。唐山大地震,老人家们陆续离去。随后是“四人帮”被抓,再后来是恢复高考。


有些事略有所闻,但并不太明白其究竟得最清晰的是民生方面的化,我大学的1979那年春天,上海市最大的市百一店有电视机出售,惊全城市民,我排坐着小板凳在南京东路西藏路口熬了一宿,于用三百元(当是不小的数字!)把个九英寸的电视机搬回了家!

    

当年经济1978年底安徽小18户农下分田到“生死契”;八十年代,明“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年老板因“投机倒把罪”等三次入。而华东师大的物理系高材生王申酉1978年因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决,则让人匪夷所思

    

1978年,我从技校毕业,分配到家附近的胶鞋厂工作。当知青回城的浪潮方未艾,考大学也成了改命运的一条生路。


我当年还真是一枚青年,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编剧班,无奈最后一关落,但有幸与和同为难兄难弟的李其刚和孔小夏认识,我们后来成了华东师大的同学。


1979年我在厂里一工作,一参加高考补习班。并没有什么改命运的渴望。一天我正在上班,工会派人通知我,我被取了 。


1979,命运,真的就这样了。

    

性的年代

    

们华东师大同窗的“共同文本”,首先想到的是朦胧诗。北反叛的气,冷峻的思想,隽永的言,震撼了当年的大学生,如《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 没有回声 
我不相信
是假的 
我不相信 死无报应
 

我不想安慰你 

在颤抖的枫叶上 

满关于春天的谎言 


这样的诗句振聋发聩,让八十年代的青年热血沸腾。记得学长夏中义与我们座谈时对推崇有加。舒婷的诗歌文字清丽,她名字也不一般,气质美女跃然纸上,勾起多少少年的遐想,如《致橡树》:


我如果爱你 ——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一首爱情小诗,写得像“独立宣言”,尊贵而有情有义,如同简爱对罗切斯特的告白。今天读来有些小资,有些矫情;可是在八十年代,非常勇敢,让许多文艺青年为之倾倒。顾城的诗有许多古灵精怪的意象,顾城本来就有些邪乎,没想到他的结局更邪乎。八十年代人的某种疯狂、叛逆气质(包括崔健),后来已经很难找到了。

 

当年的诗人,杨炼(左一),顾城(左二),北岛(右一)(另两位不认识)

我向来不善长诗歌,天生偏向学理,小说看得多一些,尤其是西方小说,后来也就把外国文学作为研究方向。当代的中国小说,印象深的有王蒙的意流小《春之声》,我是从自己的《人民文学》志上到的。《春之声》可能是中国第一篇没有故事的短篇小说,可以看作是作者自己在闷罐子车里一路上的浮想联翩,写得富有力,激情四溢,汪洋恣肆,但和普鲁斯特、伍尔芙的意识流还不是一回事


当年激人心的承志。他的小《黑骏马》(1982)表不久也圈粉无数。得我同学徐競看了他的《北方的河》(1984)后,誓言一种活法。


“他一直望着那条在下面闪闪发光的河那河近在眼底河谷和两侧的千沟万壑像个一览无余的庞大沙盘汽车在呜呜吼着爬坡紧靠着倾斜的车厢板就像面临着深渊他翻着地图望着河谷和高原觉得自己同时在看两份比例悬殊的地图这峡谷好深哪他想真不能想象这样的峡谷是被雨水切割出来的峡谷两侧都是一样均匀地起伏的黄土帽”。(承志《北方的河》)。

    

是否还感觉到一阵颤栗?不能不说,八十年代本质是诗性的。所以不难想象“夏雨社”在华东师大的生——静静躺在校园里的娃河,养育了一届又一届的诗人,或称年轻的追梦人。


印象最深的是小波的,具有一股野性和爆力,我最喜的那首,写的是有点落魄的主人公隔着街,看着街面吧台后面那个神情落寞的女孩,内心呼喊着“把打开!”,一番内心扎后定睛审视,那是奈的一幅名画“酒吧女”。徐芳的诗我也喜欢,,如沐春,清新可喜。


当年中国文上出了不少女作家,我得有张洁(《,是不能忘的》),容(《人到中年》),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抗抗等。王安忆也入大学生的野,我最早到的是《雨,沙沙沙》。凝的《啊,香雪》,写很纯的少女情怀,朱大可读了大加赞赏,向我大力推荐


八十年代并非全是性大爆,也有社会批判。白桦1979年发表的电影剧本《苦恋》遭政治批判,根据《苦恋》改编的电影《太阳和人》也遭禁演。现在想想,白桦的姿态还是很温柔的。华东师大校友沙叶新写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中的子通过冒充高干子弟频频得手,暴露出官场奉承拍马的嘴脸,锐,也遭到禁演

  

  电影《苦恋》,编剧白桦,导演彭宁,主演刘文治、黄梅莹

另一位校友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则被指责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属于“精神污染”。所以八十年代的校园文化,尤其是“诗的正义”(poetic justice),和体制的冲突具有必然性。但是,当时对师生的言论是相对宽松的,也没有学生告密、老师下课的事。

    

的生命印

    

我们的音乐启蒙是从河东大礼堂开始的。李德华东师大指挥过小瑛也来一次。第一次听多芬的“命运”,是精神的洗礼,听多了,听出了冲突的主环环相扣、不可抵逻辑力量。非常确定的是,在河大礼堂,第一次听到莫索斯基的《片展会》,得指挥还做了很多音普及,教我“理解”音。比如,那展览图片里,有不可一世的大腕,也有佻卖乖的小丑,都可以听出来。印象深的另一个曲子是拉威的《波莱舞曲》(Bolero),由笛和簧管引出的旋律不断重复,器不断加入,最后达到高潮;一个旋律,一个奏,历时十多分,不断重复又不显单调。在美国的么多年,开车时有几回首旧曲。

    

当年我最喜的却是六《田园》,是从小梁兄那里借的卡,用姐夫买的卡式立体声音机一遍遍听得如痴如醉。在我多芬音中,六是最独特的,多芬永是那么亢奋和悲情,永是不安的追和叩求冲突的解决,相慰和冥思。只有部“六”散发着徜徉于田野的意和愉悦,尤其是雨天晴后的纯净和欣喜。演奏者是欧的一个交响乐团,把整个曲子演绎得浑然天成。后来再听卡拉的,味道差了很多;德国人的格太严谨刻板,少了活的色彩。

    

毕业后的那几年,我会从沪北用一个多小程去上海最南端的“音新村”我的同学程怡家听音,那常去程怡家的有季孝良,鲁震明等。在那里,第一次听多芬的《第五奏曲》(俗称“皇帝”),今追昔,壮怀激烈。重温一金曲,仍然让我热泪盈眶。除了贝多芬,我们的最爱,该数老柴了。柴可夫斯基的旋律之优美,尤甚于贝多芬。激情澎湃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如泣如诉的《D Major小提琴协奏曲 》,我尤其喜欢。可以说,当年贝多芬的悲情个人英雄主,柴可夫斯基的草原般广和美丽的忧伤,塑造了我的理想主义情怀。接触莫扎特、肖邦、德彪西、拉赫夫,斯和爵士情有独钟,那是我后来的经历了


大学期,上海高校组织合唱比,我和很多中文系同学加入了校合唱。上海的著名合唱指挥马来帮我们排练四个声部,记得他说高音要唱得漂亮像花季少男少女,而中音要温婉厚重如呵护孩子的妈妈和爸爸。唱的当然主要是红歌,如《遵义会议放光辉》(“苗岭秀”),《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祖国颂》(“太阳跳出了东海”),当然也有轻快的,《邮递马车》,《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在比赛中得了第一名,中文系的女生是主力,功不可没。


  八十年代大学生

    

我曾形容八十年代早期大学生经历的是“一种尚未脱理性桎梏下的感性醒”。如果仅从文字看,我们当年的“文学理论”用的是叶以群的教材《文学基本原理》,基本是前苏联那套:文艺如何“反映”现实,而现实的本质是阶级斗争,所以文学分析的本质就是阶级分析,作者的思想就是阶级立场和世界观问题。这套思维方法让人绝无滋养精神的功能。那时的中年老师,基本也是苏联模式中长大的,思想多少是僵化的。

    

坦率说,我们那一代“叛逆”并不真实。我们本科一个月拿19块钱师范津贴没觉得怎么穷,计划经济嘛,吃的还是社会主义大锅饭。校友张闳在《丽娃河上的文化幽灵》描述大学生的穷困潦倒与精神丰富的反差,一定是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的情形。我们当年,华东师大后门的枣阳路还没有张闳描述的各色人等,金沙江路的那一边还是一片金灿灿的农田!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如果说八十年代有一个人的文字对我们的“共同文本”贡献最大,那就非李泽厚莫属,他很可能是大学生中粉丝最多的一个学者。他论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是我后来才读的,一开始还是读他的《美的历程》。《美的历程》的受欢迎程度和后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有得一比。


据说《美的历程》里许多观点不是李泽厚自己的研究成果,他的德国古典哲学功底可能也不如邓晓芒或刘小枫。但李泽厚先生善于综合,文字漂亮,长于作“宏大叙事”,而且具有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优点,所以他在八十年代的启蒙意义远远大于他本身的学术影响。

    
八十年代是诗性的,抽象的,思辨的,启蒙的,理想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肤浅的。但是,八十年代人对思想的热情,是新中国成立后任何其他时期都不能比拟的。当年的校园辩论,蔚然成风。记得学校有一个介绍弗洛伊德的报告,挤爆了整个河东大礼堂。还有一次,我听班里几个同学说他们去听了“自然辨证法”研究所一个硕士的关于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讲座,兴奋不已,说要自己组织兴趣小组。主讲人是我从小就结识的学长吴以义,当时他在华东师大念“自然辨证法”硕士。我读大学时翻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他帮我校读的。

    

当年中文系的跨界阅读、海阔天空、不着边际,是出了名的。金观涛等主编的一套《未来丛书》对我们影响尤深。好几本被我带到了美国,包括《一条永恒的金带》,《激动人心的年代》。前者谈论哥德尔的数学,埃舍尔的绘画,巴赫的音乐所展现的隐秘怪圈,后者记述了二十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经典物理学的冲击。


八十年代有些中国有影响的外国作家,如DH 劳伦斯,福克,毛姆。上海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译介了很多作品,功不可没。玛格丽特杜拉的《琴声如》,亨利詹姆斯的《林猛》,有川端康成的诺贝尔奖奖发言,我得都是在本刊物上读到的。

    

    未来丛书之一,介绍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

    

大学后期,我们班不知谁突发奇想,要搞一个文学人物的大荟萃,于是我们一起策划了一个活报剧,我记得是以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为主角的,里面还穿插了阿Q等中国文学人物。这个原型事件后来被吸纳到黄蜀芹的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


后来,我读研期间还写过一篇《行动的痛苦与信念的执著》,对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两个文学人物作了性格分析和对比(刊登于王智量老师主编的《比较文学三百题》),屠格涅夫写过一篇文章,对唐吉诃德赞赏有加而对哈姆雷特严厉批判,这其实是他对自我复杂人格的自省。


当年我试图揭示的是人在决策中的两难:多思多虑看透现实必殆于行动,而盲目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又不免与平凡的世界脱节。这种进取而又彷徨,憧憬而又迷茫的状态,当时较为普遍,也使得像翰克利斯夫》、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索尔贝娄的《赫佐格》这样迥然不同的作品能同时得到大学生的接纳和拥抱。

    

如果说大学四年我们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自我的觉醒。那年雷祯孝先生在大礼堂讲“人才学”,他特别提到人才学的根本不是人才,而是个性解放,是自我设计。这话现在听如陈词滥调,在当年不啻是醍醐灌顶,脑洞大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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