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毕业四十年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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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 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UAlbany）教授
我们的时代是最后一个有共同文本的时代，最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育精神的时代。 —— 陈嘉映
缘起
上面这段引文来自陈嘉映的文章《我们这一代》。陈嘉映是我很敬重的哲学教授，曾任教华东师大，现任教于首都师大。他所指的“我们”包括了老三届（66, 67, 68届初中高中生）和恢复高考后的新三级（77,78,79级）。
陈嘉映52年生人，两头都占了，我们班里也有几个是52年的，也是插过队的知青，所以这个范围可能包括了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出生的群体。如何界定“文本”，陈嘉映注重文字即书籍的主导影响。从精神史角度，我以为可以更宽泛，包括从宗教仪式、音乐，绘画，电影及其他符号系统中获得的精神资源。
“共同文本”这个概念很吸引我，是因为我们当年接触的东西非常有限，有了一两部电影或小说就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谁不知道《追捕》，《桥》，《简爱》！谁没听过忧伤的《红河谷》和迷茫的《拉兹之歌》！谁没读过《伤痕》，北岛的诗，还有第一批新华书店“解禁”发售的外国作品如《高老头》，《基督山恩仇记》！一部平常人家的《渴望》（1990）可以让北京上海万人空巷，一个春晚可以有几亿观众的闻所未闻的收视率，可见这个社会的文化同质性。
《追捕》电影广告
“共同文本”一方面代表了在文化沙漠中最早冲击了我们视野的文字、影像、和音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无奈的现实：我们成长于一个匮乏的时代，于是通过各类文本来想象和代入，如空中楼阁，并无充分的生活经验作为基础，但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替代。我猜想这是为什么陈嘉映说我们是“最后一个”有共同文本，主要用“阅读培育精神”的一代。这就如同莫言的经历，饥肠辘辘有时也会酝酿出“透明的红罗卜”的奇迹。
“红旗下的蛋”
老三届很多是戴着红领巾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以后一定的。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 尤其是十年浩劫中他们中很多人成了“主力”。而对于我这个“后生”来说，虽然期间敲锣打鼓请老人家“最高指示”，“四类分子”早汇报晚请示，这些还记忆犹新，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为控制局面军队对厂矿企业、政府机关的介入，我没有亲历，印象不深。唯一记忆深刻的是，我十五六岁时曾受命于里弄居委会主任曹大姐去“主持完成”四类分子月度汇报。
“四类分子”是一种“黑身份”，怎么得的，我那时不明白，只是庆幸我父母不是。向我汇报的四五个男人中,有一个是我的邻居，当时五六十岁。经常看到他在弄堂里扫街。他的儿子跟我还很熟。他每次汇报都自暴自弃地说我们这些人已经没有指望了，我总是想说服他只要好好改造就有希望。
我是一个心智晚熟的小孩，而且不明白他们凭什么成了人人可以踩一脚的“四类分子”，就好像六十年代中期我刚念小学看到弄堂里有个资本家被抄家，看不明白，他家的孩子还是我们姐弟的朋友，经常串门，但也许是旁观者的原因，我也没有恐惧，唯一能感受到的是，和我同辈或稍年长的这些“四类分子”的子女，从小就生活得憋屈，他们在父母的身份带来的羞辱和阴影中长大，一直无法抬头。今天想来，依然觉得这个社会曾经给过他们太多的不公和伤害。
北京街头
学校批“智育第一”折腾有加，父母“抓革命，促生产”自顾不暇，那时我们倒更像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屁孩们，在石库门弄堂里随心所欲，野蛮生长。
记得小学时逃课去虹口游泳池游泳被学校发现，我硬是堵在弄堂口严防死守，绝不能让班主任老师上门告状！到了中学，除了“拉练”、学工、学农、学军、学商（去菜场吆喝卖菜！），还当过环卫工人，天没亮就集合去大街小巷收集大粪！当然，课后就是打康乐球，打桥牌，下课后天天在弄堂里摆开阵势，上演四国大战（军棋）！
我们这一代最大的“文本”背景是中国从1976年开始的大变局。唐山大地震，老人家们陆续离去。随后是“四人帮”被抓，再后来是恢复高考。
有些事略有所闻，但并不太明白其究竟。记得最清晰的还是民生方面的变化，我读大学的1979那年春天，上海市最大的市百一店有电视机出售，惊动全城市民，我排队坐着小板凳在南京东路西藏路口熬了一宿，终于用三百元（当时是不小的数字！）把这个九英寸的电视机搬回了家！
当年还是计划经济， 1978年底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分田到户“生死契约”；八十年代，发明“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年老板因“投机倒把罪”等三次入狱。而华东师大的物理系高材生王申酉1978年因为“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枪决，则让人匪夷所思。
1978年，我从技校毕业，分配到家附近的胶鞋厂工作。当时知青回城的浪潮方兴未艾，考大学也成了改变命运的一条生路。
我当年还真是一枚文艺青年，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编剧班，无奈最后一关落选，但有幸与和同为难兄难弟的李其刚和孔小夏认识，我们后来成了华东师大的同学。
1979年我在厂里一边工作，一边参加高考补习班。并没有什么改变命运的渴望。一天我正在上班，工会派人通知我，我被师大录取了 。
1979，命运，真的就这样改变了。
诗性的年代
要说我们华东师大同窗的“共同文本”，首先想到的是朦胧诗。北岛反叛的气质，冷峻的思想，隽永的语言，震撼了当年的大学生，如这首《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 雷没有回声
我不相信 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 死无报应
我不想安慰你
在颤抖的枫叶上
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 …
这样的诗句振聋发聩，让八十年代的青年热血沸腾。记得学长夏中义与我们座谈时对北岛推崇有加。舒婷的诗歌文字清丽，她名字也不一般，气质美女跃然纸上，勾起多少少年的遐想，如《致橡树》：
我如果爱你 ——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一首爱情小诗，写得像“独立宣言”，尊贵而有情有义，如同简爱对罗切斯特的告白。今天读来有些小资，有些矫情；可是在八十年代，非常勇敢，让许多文艺青年为之倾倒。顾城的诗有许多古灵精怪的意象，顾城本来就有些邪乎，没想到他的结局更邪乎。八十年代人的某种疯狂、叛逆气质（包括崔健），后来已经很难找到了。
当年的诗人，杨炼（左一），顾城（左二），北岛（右一）（另两位不认识）
我向来不善长诗歌，天生偏向学理，小说看得多一些，尤其是西方小说，后来也就把外国文学作为研究方向。当代的中国小说，印象深的有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春之声》，我是从自己订的《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的。《春之声》可能是中国第一篇没有故事的短篇小说，可以看作是作者自己在闷罐子车里一路上的浮想联翩，写得富有张力，激情四溢，汪洋恣肆，但和普鲁斯特、伍尔芙的意识流还不是一回事。
当年激动人心的还有张承志。他的小说《黑骏马》（1982）发表不久也圈粉无数。记得我同学徐競看了他的《北方的河》（1984）后，誓言要换一种活法。
“他一直望着那条在下面闪闪发光的河。那河近在眼底。河谷和两侧的千沟万壑像个一览无余的庞大沙盘，汽车在呜呜吼着爬坡，紧靠着倾斜的车厢板，就像面临着深渊。他翻着地图，望着河谷和高原，觉得自己同时在看两份比例悬殊的地图。这峡谷好深哪，他想，真不能想象这样的峡谷是被雨水切割出来的。峡谷两侧都是一样均匀地起伏的黄土帽”。（张承志《北方的河》）。
是否还感觉到一阵颤栗？不能不说，八十年代本质是诗性的。所以不难想象“夏雨诗社”在华东师大的诞生——静静躺在校园里的丽娃河，养育了一届又一届的诗人，或称年轻的追梦人。
我印象最深的是张小波的诗，具有一股野性和爆发力，我最喜欢的那首，写的是有点落魄的主人公隔着街，看着街对面吧台后面那个神情落寞的女孩，内心呼喊着“把门打开！”，一番内心挣扎后定睛审视，那是马奈的一幅名画“酒吧女”。徐芳的诗我也喜欢，很纯，如沐春风，清新可喜。
当年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女作家，我记得有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人到中年》），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张抗抗等。王安忆也已进入大学生的视野，我最早读到的是《雨，沙沙沙》。铁凝的《啊，香雪》，写很纯的少女情怀，朱大可读了大加赞赏，向我大力推荐。
八十年代并非全是诗性大爆发，也有社会批判。白桦1979年发表的电影剧本《苦恋》遭政治批判，根据《苦恋》改编的电影《太阳和人》也遭禁演。现在想想，白桦的姿态还是很温柔的。华东师大校友沙叶新写了讽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剧中的骗子通过冒充高干子弟频频得手，暴露出官场奉承拍马的嘴脸，比较尖锐，也遭到禁演。
电影《苦恋》，编剧白桦，导演彭宁，主演刘文治、黄梅莹
另一位校友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则被指责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属于“精神污染”。所以八十年代的校园文化，尤其是“诗的正义”（poetic justice)，和体制的冲突具有必然性。但是，当时对师生的言论是相对宽松的，也没有学生告密、老师下课的事。
音乐的生命印记
我们的音乐启蒙是从河东大礼堂开始的。李德伦到华东师大指挥过，郑小瑛也来过一次。第一次听贝多芬的“命运”，是精神的洗礼，听多了，听出了冲突的主题、还有环环相扣、不可抵挡的逻辑力量。非常确定的是，在河东大礼堂，第一次听到莫索尔斯基的《图片展览会》，记得指挥还做了很多音乐普及，教我们怎样“理解”音乐。比如，那展览图片里，有不可一世的大腕，也有轻佻卖乖的小丑，都可以听出来。印象深的另一个曲子是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Bolero），由长笛和单簧管引出的旋律不断重复，乐器不断加入，最后达到高潮；一个旋律，一个节奏，历时十多分钟，不断重复又不显单调。在美国的这么多年，开车时有几回电台还放这首旧曲。
当年我最喜欢的却是贝六《田园》，是从发小梁兄那里借录的卡带，用姐夫买的卡式立体声录音机一遍遍听得如痴如醉。在我贝多芬音乐体验中，贝六是最独特的，贝多芬永远是那么亢奋和悲情，永远是不安的追寻和叩问，寻求冲突的解决，相间以抚慰和冥思。只有这部“贝六”散发着徜徉于田野的惬意和愉悦，尤其是雨过天晴后的纯净和欣喜。演奏者是东欧的一个交响乐团，把整个曲子演绎得浑然天成。后来再听卡拉扬的，味道差了很多；德国人的风格太严谨刻板，少了鲜活的色彩。
毕业后的那几年，我会从沪北用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去上海最南端的“音乐新村”我的同学程怡家听音乐，那时，经常去程怡家的还有季孝良，鲁震明等。在那里，第一次听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俗称“皇帝”），抚今追昔，壮怀激烈。重温这一金曲，仍然让我热泪盈眶。除了贝多芬，我们的最爱，该数老柴了。柴可夫斯基的旋律之优美，尤甚于贝多芬。激情澎湃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如泣如诉的《D Major小提琴协奏曲 》，我尤其喜欢。可以说，当年贝多芬的悲情个人英雄主义，柴可夫斯基的草原般宽广和美丽的忧伤，塑造了我们的理想主义情怀。接触莫扎特、肖邦、德彪西、拉赫马尼诺夫，对布鲁斯和爵士乐情有独钟，那是我后来的经历了。
读大学期间，上海高校组织合唱比赛，我和很多中文系同学加入了校合唱团。上海滩的著名合唱指挥马革顺来帮我们排练四个声部，记得他说高音要唱得漂亮像花季少男少女，而中音要温婉厚重如呵护孩子的妈妈和爸爸。唱的当然主要是红歌，如《遵义会议放光辉》（“苗岭秀”），《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祖国颂》（“太阳跳出了东海”），当然也有轻快的，《邮递马车》，《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在比赛中得了第一名，中文系的女生是主力，功不可没。
八十年代大学生
我曾经形容八十年代早期大学生经历的是“一种尚未摆脱理性桎梏下的感性觉醒”。如果仅从文字看，我们当年的“文学理论”用的是叶以群的教材《文学基本原理》，基本是前苏联那套:文艺如何“反映”现实，而现实的本质是阶级斗争，所以文学分析的本质就是阶级分析，作者的思想就是阶级立场和世界观问题。这套思维方法让人绝无滋养精神的功能。那时的中年老师，基本也是苏联模式中长大的，思想多少是僵化的。
坦率说，我们那一代“叛逆”并不真实。我们本科一个月拿19块钱师范津贴没觉得怎么穷，计划经济嘛，吃的还是社会主义大锅饭。校友张闳在《丽娃河上的文化幽灵》描述大学生的穷困潦倒与精神丰富的反差，一定是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的情形。我们当年，华东师大后门的枣阳路还没有张闳描述的各色人等，金沙江路的那一边还是一片金灿灿的农田！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如果说八十年代有一个人的文字对我们的“共同文本”贡献最大，那就非李泽厚莫属，他很可能是大学生中粉丝最多的一个学者。他论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是我后来才读的，一开始还是读他的《美的历程》。《美的历程》的受欢迎程度和后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有得一比。
据说《美的历程》里许多观点不是李泽厚自己的研究成果，他的德国古典哲学功底可能也不如邓晓芒或刘小枫。但李泽厚先生善于综合，文字漂亮，长于作“宏大叙事”，而且具有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优点，所以他在八十年代的启蒙意义远远大于他本身的学术影响。
八十年代是诗性的，抽象的，思辨的，启蒙的，理想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肤浅的。但是，八十年代人对思想的热情，是新中国成立后任何其他时期都不能比拟的。当年的校园辩论，蔚然成风。记得学校有一个介绍弗洛伊德的报告，挤爆了整个河东大礼堂。还有一次，我听班里几个同学说他们去听了“自然辨证法”研究所一个硕士的关于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讲座，兴奋不已，说要自己组织兴趣小组。主讲人是我从小就结识的学长吴以义，当时他在华东师大念“自然辨证法”硕士。我读大学时翻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他帮我校读的。
当年中文系的跨界阅读、海阔天空、不着边际，是出了名的。金观涛等主编的一套《未来丛书》对我们影响尤深。好几本被我带到了美国，包括《一条永恒的金带》，《激动人心的年代》。前者谈论哥德尔的数学，埃舍尔的绘画，巴赫的音乐所展现的隐秘怪圈，后者记述了二十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经典物理学的冲击。
八十年代还有些对中国有影响的外国作家，如DH 劳伦斯，福克纳，毛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译介了很多作品，功不可没。玛格丽特杜拉的《琴声如诉》，亨利詹姆斯的《丛林猛兽》，还有川端康成的诺贝尔奖得奖发言，我记得都是在这本刊物上读到的。
未来丛书之一，介绍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
大学后期，我们班不知谁突发奇想，要搞一个文学人物的大荟萃，于是我们一起策划了一个活报剧，我记得是以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为主角的，里面还穿插了阿Q等中国文学人物。这个原型事件后来被吸纳到黄蜀芹的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
后来，我读研期间还写过一篇《行动的痛苦与信念的执著》，对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两个文学人物作了性格分析和对比（刊登于王智量老师主编的《比较文学三百题》），屠格涅夫写过一篇文章，对唐吉诃德赞赏有加而对哈姆雷特严厉批判，这其实是他对自我复杂人格的自省。
当年我试图揭示的是人在决策中的两难：多思多虑看透现实必殆于行动，而盲目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又不免与平凡的世界脱节。这种进取而又彷徨，憧憬而又迷茫的状态，当时较为普遍，也使得像《约翰克利斯朵夫》、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索尔贝娄的《赫佐格》这样迥然不同的作品能同时得到大学生的接纳和拥抱。
如果说大学四年我们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自我的觉醒。那年雷祯孝先生在大礼堂讲“人才学”，他特别提到人才学的根本不是人才，而是个性解放，是自我设计。这话现在听如陈词滥调，在当年不啻是醍醐灌顶，脑洞大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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