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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富學《絲路五道全史》出版(附:後記)

杨富学《丝路五道全史》出版附:后记)


作者简介杨富学 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兼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陇东学院特聘教授

主要从事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文献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出版有《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回鹘之佛教》《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回鹘与敦煌》《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回鹘摩尼教研究》《敦煌民族史探幽》《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等20余种学术专著,发表论文400余篇,译文百余篇曾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中国西北宗教文献》《中国北方古代民族历史文化丛书》《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等丛书。

 

内容简介丝路五道全史》为一部通史性丝绸之路史著作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本书研究的丝路五道为陆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包括唐蕃古道、茶马古道)、草原丝绸之路(包括回纥道”)和东北亚丝绸之路。

本书旨在反映历史上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强调丝路五道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特点和总体历史脉络,其中以陆路丝绸之路的历史进程为主线。本书注重考古资料、西北少数民族古文字资料和考察资料的整理搜集,同时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大月氏、粟特、吐蕃、回鹘、大食、波斯、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是的活动及其对丝绸之路的贡献做了研究

 

 

 


 


 


后记

 

《丝路五道史》从策划到议定,再到2017年9月完稿,历时已逾4个年头。2013年下半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张沛泓、杨文二位编审驾临兰州寒舍,提出一个设想,即希望由我出面组织相关学者撰写一部既有学术性,又力避繁琐苦涩的丝绸之路通史。丝绸之路,长期来就一直是我所关心的课题,能有此机会,自是欣然应允。幸赖二位编审的玉成,该课题于201311月得以正式立项。兹后,研究工作随之正式展开了。

“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概念,最早是由普鲁士地理学家、近代地貌学的创始人和东方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来的。他曾于1860年随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他于1868年至1872年在中国工作,调查煤矿和港口,并绘制了一套五卷本的地图集,在他逝世后才陆续问世的5卷本遗著《中国亲程旅行记》中,当他谈到中国经中亚而与希腊—罗马社会沟通的交通道路时,首次为之命名为“丝绸之路”。1942年,法国东方学家格鲁塞(Rene Grousset)在《中国通史》(1942年第4版)中,增补了整整一章14页的“丝绸之路”。随之,“丝绸之路”一词随即传播开来。这是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说法。另有专著言,丝绸之路这个名词逐渐被人们接受,是因为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1936年出版了一本讲述中亚探险的书,此书1938年被译为英文发表,题目为《丝绸之路》。1948年,《泰晤士报》的“炉边家庭问答:常识测验”栏目曾经刊载这样的问题:“丝绸之路从哪到哪?”答案是“从中国边境到欧洲的诸多条道路。”这个名词作为对横跨欧亚大陆的陆路商贸和文化交流的指称已经基本固定下来了。

“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称谓,则出现得晚些。最早提及者应当要算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沙畹(É. Chavannes),他在1903年刊布的《西突厥史料》中,首次含糊提到:“丝路有陆海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最早从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要算法国著名印度学家和梵文学家让·菲利奥札(Jean Fillozat),1956年他在本地治理的法国印度学研究所推出的《印度的对外关系学》一书中,用大量篇幅研究了“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纽带,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关系密切。一般而言,起点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都长安与洛阳,终点系位处意大利中部的罗马。这是传统的说法。后来,人们广而延之,把古代经由海路的中西交通路线也称作丝绸之路了,再后来,又有了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的概念,如是一来,传统的丝绸之路便被称作陆路丝绸之路了。

在西方,人们所谓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路,如瑞典人斯文·赫定著《丝绸之路》和法人阿里·玛扎海里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即是如此,后来虽有所扩大,对草原路和海路有所关注,但人们所言丝绸之路仍主要指陆路丝绸之路,至于海路、草原路、西南道,只是附属而已,例如广为中国学者所知的法人布尔努瓦著《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处理的。21世纪初于美国创刊的刊物Silk Road丝绸之路)》仍然沿袭了这一理念。东北亚丝绸之路更是少有人提及。

在国内,截止1990年代中叶以前,丝绸之路概念一般是指由长安西行而至西方的陆路,如杨建新、芦苇著《丝绸之路》、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以及新疆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等都是如此。这样做,存在的问题是把东西方的交流限定在陆路丝绸之路,不能全面反映东西方关系的历史。

曾几何时,国内掀起丝绸之路热,研究成果蜂拥而出,令人目不暇接,丝绸之路的外延虽逐步扩大,如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丝路文化·沙漠卷》、《丝路文化·草原卷》、《丝路文化·海上卷》、《丝路文化·西南卷》、《丝路文化·吐蕃卷》即为其代表。五卷之中,除西南卷篇幅偏少外,其余都在26万字左右,这样做的好处是把过去不为人熟知的西南、吐蕃、草原丝绸之路提到较高位置,引人注目,缺点是:(一)为了照顾篇幅,内容详略势必会有巨大偏差,西南、吐蕃、草原诸卷尽量要详,而沙漠(即陆路)卷势必要简,否则会失衡严重;(二)为照顾平衡,丝绸之路主体——陆路丝绸之路却被淡化了;(三)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在某种情况下会显得模糊不清。

有鉴于此,张沛泓、杨文二位编审和本人当时的想法就是要编写一部内容较为全面的具有通史性质的丝绸之路史著作,该著作应以陆路丝绸之路的历史进程为主线,兼及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包括蕃古道、茶马古道、草原丝绸之路和东北亚丝绸之路。本书取名丝路五道全史》,其意就在于强调这五条道路之全,而内容之全,面面俱到的丝绸之路全史需要全世界各国学者的通合作需要很久的时间,并非本课题组短期内所能完成的。就每一章而言,我们根据史料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第一章张骞“凿空”前丝绸之路的开通》、第二章《两汉时代的丝路与东西方关系》及第五章《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东西方交流》,文献史料记载较少,故而特别要求重视考古资料,以考古资料为基本依据。再如第八章《丝绸之路上的商业霸主——粟特、回鹘、大食》、第九章《吐蕃、西夏对丝绸之路的经营与争夺》、第十三章《元代东西贯通与陆路丝绸之路的复兴》由于当时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活跃的各民族各政权,如粟特、吐蕃、回鹘、大食、波斯、西夏、蒙古等都拥有本民族的文字,故而特别强调尽量多利用民族古文字史料只有这样处理,才能更全面地反映中西关系的原本面貌,才能更有效把握丝绸之路沿线诸民族藉由这条贯通东西方的坦途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在行文方面,要求努力做到要言不烦,去芜取精,对有新意有新资料的内容要多着墨,而不要求面面俱到,同时力争做到图文并茂,以求雅俗共赏

为了贯彻这一思路,我们邀请有关专家与课题组成员一起进行了座谈,并做了初步的分工,确定每一章人选。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承担者未能按原计划完成目标任务,故而撰写人及章节分配不时有所调整。今奉献于诸位面前的书稿,具体撰稿人如下:

总论(杨富学、彭晓静);

第一章:张骞“凿空”前丝绸之路的开通(彭晓静、杨富学);

第二章:两汉时代的丝路与东西方关系(史淑琴、杨富学);

第三章: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王东);

第四章: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东西方交流(张乃翥);

第五章:隋唐陆路丝绸之路的繁荣(王东);

第六章:海路的开通(李晓燕包朗);

第七章:唐蕃古道(彭晓静);

第八章:丝绸之路上的商业霸主——粟特、回鹘、大食(彭晓静、杨富学、金琰);

第九章:吐蕃、西夏对丝绸之路的经营与争夺(彭晓静、杨富学);

第十章:辽金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崛起(张海娟、杨富学);

第十一章:宋代陆路海路丝绸之路的兴衰交替(谭婧霞、包朗);

第十二章:东北亚丝绸之路(王禹浪、王天姿、王俊铮、程嘉静);

第十三章:元代东西贯通与陆路丝绸之路的复兴(张海娟、杨富学);

第十四章:元代海上贸易与沿海城市的突起(张海娟);

第十五章:明代陆路丝路的式微与海路的发达(张海娟);

第十六章:清代的丝绸之路及其兴废(赵旭国)。

统稿:杨富学、包朗、彭晓静。

具体承担字数言,超过6万的有彭晓静(25万字、张海娟20万字王东(13万字赵旭国(6万字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力求将传世文献资料与敦煌吐鲁番黑水城文书、墓志碑铭和墓葬壁画等考古资料结合,同时要做好实地考察工作,特别要注意挖掘丝绸之路沿线的各民族史料和当地学者的研究成果,关注国际学术前沿,为此,课题组成员除了对国内丝绸之路沿线进行了多次考察外,还分头先后赴土耳其、以色列、俄罗斯、蒙古国、韩国、法国、意大利、希腊、梵蒂冈、荷兰、伊朗、中亚五国、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新加坡、柬埔寨、马来西亚进行学术调查,开阔了眼界,收集到大量各种资料,既有文字文献,也有考古资料,更有对古代遗址的实地踏查。本书首次刊发的遗址、遗物图片资料不少,大多获益于这些考察活动,均出自杨富学、王禹浪、张乃翥、彭晓静、王东之手。

当然,由于本课题涉及的领域极为宽广,而课题组人力有限,加上研究经费捉襟见肘,调研工作无法做到具体、细致,只能是走马观花式的;囿于学识、能力,许多应当收集到的资料却遗漏了,即使收集到的资料也有待时日彻底消化并妥加利用,尤其是民族古文字材料的利用挂一漏万;本书是集体研究的结果,文风不一,思路各异,学术素养参差不齐,前后数易其稿,统稿工作量极大,尽管我们一再强调要做到书稿内容上下连贯,体例一致,引用文献版本前后一致,但实际上很难随心尽意,问题肯定还是不少的。所有这些缺陷,都有待于我们今后努力弥补。

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山西教育出版社杨文编审的不懈努力,从最初的策划、谋篇布局到稿件的审定、编辑、印刷,杨编审始终不厌其烦,费心劳力,谦逊踏实、认真负责的态度保障了本出版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

本书的校对工作主要是由我的两个弟子盖佳择和刘源完成的,他们以极大的耐心和细心,协力完成了对全书的认真校对,每人校对过二遍,工作细致入微,而且增补了一些必要的内容,特别是注释方面增补尤为难得;我的年轻同事刘拉毛卓玛协助我们编订了参考文献闫珠君、安美龙二位弟子协助处理了部分插图。这里年轻学人辛劳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而基金的获得有赖于武汉大学陈国灿先生和中国遗产研究院葛承雍先生鼎力推荐。这里深表感谢。

该书印行之际,陈国先生尽管罹患癌症,仍然答应本人的请求,抱病为本书撰写序言,给我们很多的鼓励与支持。遗憾的是,陈先生未能看到该书出版,便于2018年6月7日下午4点25分于武汉中南医院仙逝,享年85岁。呜呼哀哉

陈国灿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恭谨敬业,矢志不渝,视学术为生命同时,对年轻人的提携不遗余力,本人受其恩惠极多陈先生序落笔于2018年4月6日,距离去世仅有两个月零一天,很有能为先生平生最后一序。每思及此,潸然泪下。愿先生一路走好!


杨富学

201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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