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华 |《明式榉木家具》，首部榉木家具鉴赏专著

明式家具是中国传统工艺的杰出代表，榉木家具则是明式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收藏家、研究学者的关注。从王世襄1991年发表《明式家具研究》到今天一直没有专著出版系统介绍榉木家具。本书《明式榉木家具》分上下册，上册讲述了明式榉木家具的时代背景，风格特征和断代思考；下册谈到了明式榉木家具的审美情趣和美学高度，当然还有“萤窗素影”特展图录，希望读者可以借用大量图像感受到明式榉木家具之美。

近几十年来，明式古典家具在收藏圈里已入室登堂，与其他的中国艺术收藏门类不相上下。然而，大部分的藏品图录或展览以标榜明式黄花梨、紫檀等硬木家具为主。事实上，硬木家具相对于中国传统古典家具，犹如一条细支流之于大海。

最近，人们对传统家具中的漆木、大漆、各地区本土木材制作的家具等品类的喜好和追求，也在悄悄地进行中。近年出版的马可乐的《可乐居选藏山西传统家具》、刘传生的《大漆家具》、凿枘工巧的《卧具》和《坐具》、张金华的《维扬明式家具》等家具图录，以及不少的家具展览，比如凿枘工巧多次的公开特展、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江南文人家具博物馆的常规陈展，这一切都有助于突破古典家具收藏的局限性。如今家具爱好者也开始探究北作、晋作、鲁作、苏北作、苏作、徽作、闽作、广作等传统家具的不同派别。时下年轻一代的藏家中，视审美先于材质者，也不乏其人。在这样的脉动下，周峻巍的《明式榉木家具》可谓一览江南早期榉木家具体系的第一本著作。

自古江南地区，包括苏南、皖南(古徽州)和浙江，富庶繁荣，向来是精致艺术和文化的所在地。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器所展示的精湛工艺，无与伦比。几千年后的晚明时期，江南地区也开始生产精致典雅的硬木家具。而在此之前，本土良材榉木早已被人们用来制作家具直到近代。榉木即细木，又称“文木”，加工性和纹理兼得，因此在早期家具作品所体现的制作工艺和款式，与硬木家具相比也不遑多让，而且比硬木家具制作历史更长。现在，以榉木家具为主题的《明式榉木家具》正好为人们打开了古代江南家具工艺与审美的一扇窗。

本书作者周峻巍是一位严谨务实却不失满腔热忱的收藏家。他收藏并研究江南早期榉木家具十年有余。除了重视家具原始状态的保护,他对明式榉木家具的审美也抱持相当格调和独立见解。在最近一次的会面中，周先生用了几乎一整天的时间和我分享他的家具审美观、对原始状态的家具和残件收藏的侧重、家具断代和地区风格特征等领域的理念和心得。值得一提的是，周先生所收藏的原始状态明式榉木家具实例中，尤以造型特殊或意趣高雅的残件部分，能为研究学者和爱好者提供一方重要的实物数据库，对正确了解或系统性研究江南早期榉木家具，俨然有胜于家具研究文献的实证价值。

《明式榉木家具》图文并茂,书中有不少独立而简明扼要的观点,所有的家具照片都是在自然光下拍摄,这也体现了作者周峻巍对于家具原始皮壳和状态的坚持。更重要的是,透过书中那些年份颇高、风化老辣的榉木家具,读者能够见证早期江南家具或者苏作家具在造型、线条以及精妙细节上的典型审美。

中国古典家具是一个大体系。笔者对周峻巍只身深入家具沧海以来，所做的努力和付出感到欣慰与敬佩。《明式榉木家具》的出版无疑在当代明式家具研究领域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柯惕思2018年早春于上海

“明式榉木家具”一词，有广、狭两义。其广义不仅包括明代生产的榉木家具，也包括从清代开始一直到现在还在生产制作的具有明式风格的榉木家具。其狭义指的是明代嘉靖中后期至康熙晚期，以苏州、松江、常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生产的榉木家具。无论从现存实物的数量来看，还是从艺术价值来看，说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生产的明式榉木家具是明式家具的杰出代表是当之无愧的。本书的范围只限于后者，即狭义的明式榉木家具。当然，优秀的明式榉木家具实例也同样分布于长江以北的南通、扬州和山东等地区，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古代在江南生产，利用水路之便运送过去的;也有一部分就是当时在当地制作的。

明人范濂(1540—?)在《云间据目抄》中提及“细木家伙”、“榉木不足贵”，其中的“细木家伙”即细木家具，包括以榉木、黄杨木为代表的本土细木和以黄花梨、紫檀、铁力木、鸂鶒木为代表的外来硬木制作的纹理优美、质地紧密、打磨细腻的家具。

江南自古繁华，细木家具(包含明式榉木家具)的产生，首先得益于这一地区长期富足的经济。至少从明中期开始，这一地区已成为全国最为富庶的财赋重地，大学士顾鼎臣(1473—1540)由于出生在苏州府的昆山县，对此有切身体验。

他一再强调“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供输甲天下，乃“东南财赋重地”，万历《大明一统志》记录了全国二百六十多个府(州)的税粮数字，其中“苏、松、常、杭、嘉、湖”六府是名列前茅的，这六府的税粮数字如下:

苏州府2502900石，松江府959000石，常州府764000石，嘉兴府618000石湖州府470000石，杭州府234200石。

与全国税粮总额26560220石相比较，苏州府税粮占全国税粮的近十分之一，苏、松、常、杭、嘉、湖六府税粮占全国税粮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之间，而苏、松二府的税粮分别名列全国第一、第二位。

粮食的增产，以及玉米、番薯的引进与推广，使粮食商品化部分有所增长，使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有了初步分工的可能。就这一地区而言，那就是农家种桑、养蚕、缫丝、织绢，以植棉、纺织、织布这种原先的农家副业，逐渐取代了种植粮食作物的农家正业，出现了桑蚕压倒稻作、棉作压倒稻作的新趋势。

这种变化为这一地区市镇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而市镇作为商品集散地的功能，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变革在晚明进入了高潮，构成了江南市镇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数以百计的江南城镇星罗棋布般地分布在邻近县内，向四周辐射，在方圆几百里的范围，结成了一个联系密切的市场网络，形成了有着内在经济联系的具有共同特色的区域经济系统。以松江府为例，从正德《松江府志》记载可知，当时松江已有四十四个市镇，但就总数而言少于苏州府，松江府仅华亭、上海二县，苏州府却有吴、长洲、昆山、常熟、吴江、嘉定、太仓七县，松江府以二县之地而有四十四个市镇，在县均密度上超越了苏州。“阛阂鳞次，烟火万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百货贸易，如小邑然”是对当时市镇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

同时，嘉靖四十一年“以银代役”改革使工匠获得了更多的人身和工作的自由，他们一方面可以把自己生产的家具在市场上出售，另一方面也可承揽雇主的加工定货。“隆庆开关”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使得大量外来木材可以十分便利地运输到苏州，这也为细木家具的进一步流行和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镇规模、数量的扩大，人口数量的激增，人们对于家具的需求大幅增加，大约在嘉靖中后期，一种有别于传统的髹漆家具，更加彰显木材质地纹理、造型简约明快、制作效率更高的家具形式——细木家具应运而生，并且在黄花梨等外来硬木大量输入之前，榉木作为本土良材，很有可能就是吴地早期细木家具的重要用材之一。细木家具的很多式样宋代已基本确立，明中期以来在造型上亦有进一步发展。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细木家具用材多为质地紧密、坚硬的细木、硬木，明代的工匠发挥了极大的创造力，使这类家具在制作工艺上包括木工工具研发，家具材料加工、处理，髹漆工艺改良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细木家具的内在结构，即榫卯结构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关于当时细木家具在南方的制作、使用等情况，明人文献中有少量记载。

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云:“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延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

明末严嵩(1480—1567)、严世蕃父子的抄家账《天水冰山录》记载:“螺钿雕漆彩漆大八步等床五十二张，每张估价银一十五两;雕嵌大理石床八张，每张估价银八两;彩漆雕漆八步中床一百四十五张，每张估价银四两三钱;椐木刻诗画中床一张，估价银五两......素漆花黎木等凉床四十张，每张估价银一两......以上各样床计六百四十张，通共估价银二千一百二十七两八钱五分。”

从以上两段明人文献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结论:

1  范濂生于嘉靖十九年(1540)，他的少年时期应是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九年左右，即1550—1560年。那时书桌、禅椅等细木家具松江还很少见，民间用到银杏金漆方桌就算很讲究了。

2  松江从莫延韩(约1537—1587，即明代书画家莫是龙)、顾宋二人开始从苏州购买了几件细木家具，说明当时细木家具苏州地区比松江地区更早出现，并且是由文人群体率先倡导使用的。

3  榉木属于细木，是制作家具上乘材料，在吴地可谓血统纯正。到了隆庆万历的时候，社会风气趋向奢靡，达官显贵攀比之风日盛，对于更加奇巧的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黄杨木之类稀有木材趋之若鹜。榉木作为本地树种，供应充裕，价格实惠，富贵豪奢的人们不把它当回事儿。从以上三段明人文献可以看出，在晚明，苏州的服饰器用引领了全国的风尚，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苏州的服饰器。

4  嘉靖末年严嵩被抄家，抄出六百四十件床具，床具是古时候最重要的家具种类之一，其数量和质量能够部分反映一个家族的家产规模和富裕程度。其中便有细木家具，包括椐木刻诗画中床一张，素漆花梨木等凉床四十张等。更多的床具为髹漆家具，这说明在嘉靖晚期，细木家具已经出现，并与髹漆家具共存，受到贵族阶层的追捧。

王士性(1547—1598)《广志绎》记载:“姑苏人聪慧好古......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为。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

章潢(1527—1608)《图书编》卷三六《三吴风俗》云:“且夫吴者，四方之所观赴也。吴有服而华，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则以为弗文也;吴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则以为弗珍也。服之用弥博而吴益工于服，器之用弥广而吴益精于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吴侈，而天下之财皆以吴富也。”

于慎行(1545—1607)《谷山笔塵》云:“宣和艮岳苑囿，皆仿江南白屋，不施文采，又为多村居野店，宛若山林，识者以为不详。吾观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漆，多仿吴下之风，以雅素相高。”

用做得更加精美。细木家具也同样率先在苏州流行，用料考究，式样古朴，不事雕琢的苏式家具很快影响到周边，并风行全国。

彭年(1505—1566)致钱穀(1508—1572)札中提及:“承指引，汪匠本身不屑小就，付以二徒，颇粗糙。敝几三只，虽仅成规模，而刀头手段舆香山略高，匠人一样也。”

明《萝窗小牍》记云:“嘉兴巧匠严望云，善攻木，有般尔之能，项墨林赏重之，其为‘天籁阁’所制诸器，如香几，小盆等，至今流传，什袭，作为古玩观。”

明冯梦祯(1548—1605)，秀水(今嘉兴)人，藏书家，其《快雪堂日记》记载:“是日解唐卿所市花楠，无团花纹，非良材而良市之，姑以作几。” 从以上三段明人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嘉、万之际，贵族、文人延请工匠来家中制作家具是较为普遍的事，他们对于家具工艺细节已颇讲究，并能辨认木材的纹理优劣;同时当时的能工巧匠很吃香，东山工匠在嘉靖年间已成为行业标杆，为世人所重。明高濂《遵生八笺》，刊于1591年(万历十九年)，中提及:

 禅椅

“禅椅较之长椅，高大过半，惟水摩者为佳，斑竹亦可。其制惟背上枕首横木阔厚，始有受用。”

 香几

“书室中香几之制有二:高者二尺八寸，几面或大理石面，岐阳玛瑙等石，或以豆柏楠镶心，或四八角，或方，或梅花，或葵花，或慈菰、或圆为式、或漆或水磨。”

明黄成《髹饰录•单素第十六》中记载:“黄明单漆，即黄底单漆也。透明鲜黄，光滑为良。”天启五年嘉兴西塘漆工杨明加注称:“有一髹而成者，数泽而成者......又有揩光者，其面润滑，木理灿然，宜花堂之屏、桌也。”

万历、天启年间细木家具的制作工艺细节不断进步，出现了“水磨工”和“揩漆工艺”。“或漆或水磨”中的“水磨”香几指的应该就是那类揩漆前不着色，仍保持家具用材自然色泽、纹理俗称“清水货”的家具。杨明提到的“揩光”即揩漆工艺，具体操作步骤为首先对家具进行打磨，以体现木材的天然纹理，然后用天然漆(生漆)髹涂于家具表面，待漆似干未干时，用布纱揩掉表面漆膜。如此反复多次，直至表面呈现光亮。

初刊于1637年(崇祯十年)的《天工开物•锤锻•刨》记载:“凡刨，磨砺嵌钢寸铁，露刃秒忽，斜出木口之面，所以平木。古名曰‘准’。巨者卧准露刃，持木抽削，名曰推刨，圆桶家使之。寻常用者横木为两翅，手执前推。梓人为细功者，有起线刨，刃阔二分许。又刮木使极光者名蜈蚣刨，一木之上，衔十余小刀，如蜈蚣之足。”

明代中后期镶钢冶炼技术的出现，带动了木工工具，特别是小木作木工工具的发展，为细木、硬木家具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当时细木家具的流行和发展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木工工具的研制和改进。

概括地说，细木家具大概于明代嘉靖中后期在苏州首先流行起来，由文人群体率先倡导使用，逐步影响到周边，乃至全国。榉木家具与黄花梨、紫檀、鸂鶒木、铁力木等外来硬木制作的家具同属细木家具，而出现的时间又早于外来硬木制作的家具。细木家具的制作工艺在外来硬木大量进口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也就是说榉木、黄杨木等本土细木材的制作工艺在明代中晚期被运用到了外来硬木的家具制作中，并得到发展，它们的制作工艺是一脉相承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明式榉木家具从品种到形式，线脚到雕饰，乃至漆里、藤屉、铜饰件等附属材料与目前存世的大量黄花梨家具别无二致。细木家具式样创立于两宋，成熟于明中晚期，而家具的内在结构及榫卯结构，在晚明发展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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