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 李宇明：推进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序《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1）》

语言服务 202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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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皮书2021

推进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序《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1）》

李宇明

百多年前，切音字运动兴起，开启了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的宏伟事业。经过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特别是新中国70年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实现了国家语言的统一和文字的规范，实现了语言文字工作的法制化，推进了语言文字的信息化进程，构建了和谐的语言生活，提升了国民和国家的语言能力。2020年10月，全国语言文字会议召开，《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即将发布，语言文字事业进入了新的时代。新时代面临新形势，要而言之有四：

其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二，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

其三，信息空间的构筑；

其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必须适应新形势，创建新理念，明确新任务。

一普通话的普及提高及国际传播

普通话既是汉民族共同语，也是国家通用语言，对外还代表国家行使语言职责。语言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事关信息畅通、民心连通，事关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全国可使用普通话者已超过80%。这是教育的成果，是大众传媒发挥的作用，也是语言生活造就了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需求与条件。

推广普通话一直是重要国策，但推普方略会根据推普状况而不断调整。1955年制定的推普方针是“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57年增补为“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大力提倡”表明了国家的积极态度。1992年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非常及时地提出了“提高”的问题。2011年，提出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明确了“提高”就是“规范使用”。新时代推普方针是“聚焦重点，全面普及，巩固提高”，提出了“全面普及”的更高要求，而且强调要“聚焦重点”、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东部地区、城市和重点领域，在普及的基础上抓提高。西部地区、农村、民族地区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抓普及，依靠基础教育抓推普，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同时，还要帮助港澳地区的民众学习普通话，帮助台湾同胞了解普通话和规范字，以拓展深化内地与港澳、大陆与台湾的语言文化交流。

海外华人社会在开展华语教育。身居海外的中国公民，期盼子女能够在国外享受到母语教育。许多国际组织、许多国际领域都表现出中文需求。许多国家开展了中文教育甚而把中文纳入基础教育，许多年轻人来华接受中文教育或通过中文接受教育。中国不仅要重视普通话的国内推广，也需要支持华人社会的母语传承，支持海外国际学校的建设，支持国际中文教育，支持国际社会使用中文。

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是语言文字工作的核心任务，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普通话、汉字、汉语拼音及民族语言文字的基本规范，有力支撑了国家的语言地位规划，基本解决了社会通用领域的语言文字问题，保证了普通话和一些民族语言可以拥有全媒体、顺利发展融媒体，并对语文教学（包括华语文教学和中文国际教育）、新闻出版、辞书编纂、术语整理、信息检索、人名地名管理、计算机语言处理、卫星定位导航等语言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数字中国”奠定了语言文字信息化的基础。从经济学角度看，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是语言产业、语言产品的工业标准。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些规范标准还是社会重要的文化资本。

语言生活发展很快，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建设也须与时俱进。规范标准的制定，过去主要考虑通用领域，今后需要进一步向生产、技术等应用领域延伸，向盲文、手语等特殊领域延伸。规范标准制定的理念，过去总体上是“工具观”的，重视语言交际职能的发挥，今后应兼顾语言的文化职能。这样在处理异体字、异读字等问题时，在规范标准执行时，就会更为稳妥。语言规范的作用不仅仅是“匡谬正俗”，更重要的是根据语言发展规律推动语言发展，是提升语言生活质量，是集聚、提升社会“ 文化资本”。

信息化和国际化是两个最需重视的时代发展“变量”。信息化起码对规范标准建设发生四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规范标准的效用变化。比如，在“键盘时代”，打字的时间多于写字，笔顺规范的地位可能下降，汉语拼音规范的地位可能提升；在卫星导航、线上办事的时代，人名、地名的命名规范及其用字规范，就显得特别重要。

第二，信息化手段的充分利用。如以数据库等“语言工程”为基础获取语言的各种数据，利用现代信息媒体广泛征求意见、开展规范标准宣传等。

第三，规范标准制定的新领域、新要求。现在规范标准较弱的领域是信息化领域。对人，有语言文字规范就可以了，而对信息化则需做到“标准化”。

第四，面向机器的语言文字标准。要开展机器测试，测试机器执行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情况，促进机器语言智能的发展，为中文在信息空间的应用奠定基础，为中文在多语翻译中成为“轴心语言”、为制造“中文机器人”提供助力。规范标准制定仍要“以信息化为主线”。

国际化对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也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比如，如何通过规范标准支持国际中文教育；更多地将中文标准发展为ISO等国际标准，以方便中文在国际语言生活中的应用；加强中文规范标准与外语规范标准的对接，以方便中外的信息交换，支持中国信息加工产业的发展，为使中国发展为世界的“信息加工重地”创造条件。对于国际标准，我国有“等效采用”的做法，以便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但是，如果对国际标准不熟悉，等效采用就可能出问题。我国应加强对语言文字的国际标准研究，积极参与国际语言文字标准的制定。

百余年来，制定、修订、废止了大量的语言文字规范，应对这些规范及其“过程文本”进行研究，对规范制定前后的各种争论进行研究，特别是要对那些持续百余年的“语言官司”进行研究，如汉字拼音化问题、简繁汉字的论争、字母词问题、语言规范的从俗从理问题等。整理相关资料，建立“百年语言规范数据库”，动员学术力量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为这一事业的发展奠定更为深固的学术基础。

三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

文化是民族的根脉与魂魄，传承使文化得以延续不绝，创新使文化得以兴旺发达。文化的传承创新与语言的关系十分密切。语言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文化最重要的负载者、建构者和阐释者，并常常发挥着文化社团的“图腾”作用。

要有语言资源意识，汉语方言（包括流布海外的“域外方言”）、民族语言都包含着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过往历史，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对其进行科学保护，及时开发利用。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记载着民族的古老信息，反映着祖先的超常智慧，要对其进行研究整理与思想文化内涵的挖掘阐释，加强古文字研究专业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创新转化成果，服务时代需求。

要通过语言文字建立文化传承的古今桥梁，重视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和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建设。博物馆是保存故物、教育今人的重要场所，我国的语言文字博物馆建设还未能引起应有重视，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没有发挥应有的“博物”作用。

语言在文化的滋养中运行。语言不仅需要规范，更需要发展活力，需要有表达现今世界的能力。要通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辞海》《辞源》等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建立起代表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化工程；通过名词术语的整理，使中文可以支撑科技发展。重视世界优秀文化的中译，让中文可以包容人类的优秀成果。重视用中文命名中国科学家的新发现，建立科技领域的“中文首发或中外文同发” 制度，采取各种措施树立中文刊物的国内威望和国际声望，使中文可以较好负载人类的新思想、新认识。

四语言服务能力的提升

语言服务是利用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及语言的所有衍生品来满足语言生活的各种需要。语言服务是一个宏观体系，由语言服务提供者、语言服务内容、语言服务方式和语言服务接受者构成。推动这一宏观体系运行的主要动因是语言需求。语言需求是语言服务的起点，也是语言服务的目标，满足语言需求的状况是衡量语言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做好语言服务，最大限度满足语言需求，首先要全面了解语言需求，包括个人的语言需求、社会的语言需求和国家的语言需求，包括国内的语言需求和国外的语言需求，包括平时的语言需求和紧急状态下的应急语言需求，包括生产生活、学习工作、休闲娱乐等方方面面的语言需求。满足语言生活需求，实质上是提升语言生活质量、推进社会进步，因此，语言服务不仅要了解语言需求，还要根据社会发展引导语言需求，提升语言需求品味。引导语言需求、提升语言需求品味，从另一个方面看，也就是提升社会的语言意识和语言觉悟，提升社会的“语言消费”水平，提升社会运用语言的能力。

政府在语言服务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政府为保证自己的运行需要向社会购买语言服务，同时也需要向社会提供语言服务。管理就是服务，语言服务意味着政府作风的转变和观念的转变，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需要有语言服务规划，建立健全语言服务机制，不断增强语言服务能力。语言产业是语言服务的主要提供者，需要大力发展语言产业，生产出满足各方需要的语言产品。需要有语言服务市场、语言资源储备、语言服务设施，特别要重视智慧语言服务，重视特殊人群、危机事件的语言服务。我国地域辽阔，灾难多发，应建立国家语言服务团，切实做好应急语言服务。

五语言文字事业的学术支撑

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学术支撑。百余年来，中国语言规划一直得到学术界的积极参与和强力支持。语言规划既是政策性很强的行政工作，也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工作。语言学的发展应纳入国家的语言规划，而语言学界也需要把支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作为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的有机内容，形成政学两界信息畅通的“旋转门”。

为支撑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当前中国语言学界需要有三大改进：

其一，打破“碎片化”“蜂巢状”的学科设置状态。语言研究目前还在以二级学科甚至更低的学科层次分布在中国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领域，学科沟通不畅，人才培养跛脚，严重制约了语言科学和国家语言能力的发展。应当通过提升学科设置层次、建立“跨学科”合作机制等措施，黏合“碎片”，穿透“蜂巢”，形成横跨文理工的“大语言学”学科格局。

其二，推进语言学的研究转向。语言学长于研究结构，相对忽视对真实话语、语言功能的研究。语言问题都是“复杂问题”，需要多学科联袂研究，甚至可以说语言学一直是在学科交叉中发展起来的。当前，人类正在建设“信息空间”，信息空间是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被数字化、智能化了的语言空间，语言学肩负着信息空间建设的重要使命。面对新时代，语言学必须进行“话语转向”，重视功能研究，必须更自觉地进行学科交叉，必须积极参与信息空间建设。

其三，重视语言生活研究。语言学不仅要关心自己的学科建设，更要关注社会语言生活。语言生活是语言学研究问题的本源，解决语言生活问题是语言学的学术使命，也是语言学存在的主要价值。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制高点上，应对语言规划的百余年历程细致回顾，认真反思；同时也应制定较为远大的目标，由一个语言大国发展为语言强国。语言强国的几个标志是：

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率达到85%左右；

中文成为国际语言生活中的重要语言，成为多语翻译中的“轴心语言”；

制造出功能强大的“中文机器人”；

中国由世界“工业产品加工厂”嬗变为世界“信息加工重地”。

2021年3月20日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

图书信息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21）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