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梦册】《中国论》之三： 惟「中国之国」体现世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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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梦册】《中国论》之三：惟「中国之国」体现世界主义

From 罗梦册两岸远望 2019-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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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从去年11月号起，我们重新整理并开始连载罗梦册先生的《中国论》，本期接着刊载其第一讲〈中国之国之自我再认识〉第三节。

第二节中，作者指出「中国之国」是一个超「族国」、反「帝国」，并远较二者进步的「天下国」，兼容并包并争取和平。国人对此若缺乏正确认识，在中国适应处境丕变而进行改造或补充时，就可能误入歧途。

这一节里，作者进一步以史为证，就政治作风具体说明「中国之国」的特出。中国很早即已建成和合共存、浑然一体的「天下国」，而且即使王朝更迭、甚或政治结构因应时代要求而调整，几千年来始终坚定这个「天下主义」；反之，此种和平宽大的天下体系或世界主义，却从未真正出现于世界其他型态的国家。传统中国以「平天下」、「致大同」的「王道精神」，引领四邻共享和平安定；这个「天下国」完全迥异于近中东和古代欧洲征服镇压式的「帝国」，或者西方近代以来狭隘排他的「族国」、「殖民帝国」，她们不断促成征战动荡与分裂。

本刊除对原书进行文字、标点符号的校正，并将缺漏字以［］补正外，仅在必要处加注说明，其他不予更动。

*作者罗梦册，为1943年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今天政治大学前身）教授。本文刊载于《远望》（2018年1月号；总352期）。

第三节　「中国之国」与中国之世界主义

人类的历史、或可说人类世界史，曾经告诉我们说：就全人类之总的动向及其所处之总的时空来讲，人群所营之社会生活的史的阶段，自有它的一般性或统一性，但因经济条件的不同、或自然环境之有异，于大的一般中或统一中，却每每显现其个别的特殊。惟其如此，才有东方世界、近中东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区分。东方世界、近中东世界和西方世界之内容和风格的不同，固易看到，但其最大的或最要的不同的所在，而且一向为世人所忽略的地方，却是这三大世界之「历史人格」和「政治作风」之不同。关于她们的「历史人格」的不同，我们留在另一讲中再详细讨论；在此处，我们先讨论这三大世界的「政治作风」之不同。

就近中东世界、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之「政治作风」的不同来讲，我们可以简明而扼要的指出：一个走的是「帝国之路」、或帝国代帝国之路；一个走的是「族国之路」、或国家主义之路；而另一个走的乃是「天下之路」、或世界主义之路、或「天下主义」之路、或「王道主义」之路。

走上「帝国之路」的、或可说走上以帝国代替帝国之路的，是近中东世界。走上「族国之路」、或国家主义之路的，是西方世界。而迈上「天下之路」、或世界主义之路、或「天下主义」之路、或「王道主义」之路的，乃是东方世界──东方世界的代表人，中国。

近中东世界不是从未作过世界主义之梦，只是佛教、回教以及犹太教之先知者和教主们的「世界梦」，早已被沙漠草原上之新旧的游牧者之凶悍的马蹄所踏得粉碎。西方世界也不是从未作过世界主义之梦，但当西洋中世纪天主教之宗教的世界主义和近世社会主义者之经济的世界主义还未在西方世界出现前的千余年和两千年左右，东方世界的古文化之世界主义、或「天下主义」、或可说「王道思想」，已开花结果。也就是说，中国儒家之政治的世界主义、或「天下主义」或「王道精神」，即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平天下」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致大同」之崇高的姿态出现于东方世界之内的中国。不，当儒家之政治的世界主义或「天下主义」或「王道思想」出现于东方世界之内的中国的时候，或远在它出现于中国之前，中国人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实践方面造成了一个政治「天下」、经济「天下」和文化「天下」的既成事实。

传疑中的黄帝、尧、舜、禹时代，固属中华古帝国的初创时期，而且这个古帝国的政治范围，也只限于黄河中下流的古中原或古华夏的一部，但是经过了夏商两代的政教经营和化育，到了周代，整个的黄河流域和江、汉、淮、泗一带已形成为一个部族繁殖、五谷昌茂和人文蔚起的「天下」。同时，当周部族继承于夏商两代之后，跨登了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国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所积累和所承受的财产已较前雄厚得多多。因之，中国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所能作的活动，也来得更聪明、更勇敢和更开阔。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人不但在实际政治的领域内发现了一个超「部族」超「邦国」之「天下」的存在，而且更前跨一巨步地把握着了这一个超「部族」超「邦国」的「天下」的存在。他们开始以天子作元首，以王畿或诸夏作中心地，大规模而且有计画地利用「国家封建制度」的联治政策作连络，集合各式各样之大大小小的部族和邦国，建立起一个宽大的和容忍的「天下政治」或「封建天下」。也可以说，因了经济条件或自然环境的伟大，中国之太古帝国经过了夏商两代的蜕变，到了周代，已由一个「为一个强力民族（或部族）以干戈作利器统治其他民族（或部族）之征服镇压式的大帝国」，过渡为一个「由一个领袖民族（或部族）以封建制度作连络和其他众多民族（或部族）裂土而共治的天下」。

周天下所包括的部族、或可说周天下所封建的邦国，究竟有多少？我们在今日固已无从确计，不能亦不必确认一定有「万邦咸休」1 、「协和万邦」2 和「万邦作乂」3 之「万邦」，但以春秋前夕仍然存在的部族或邦国的数目之多作推断，周天下在盛时所包有之部族或邦国，可少至数百，多至千余、或数千。

１语出《尚书．洛诰》：「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乂：治。休：喜。绩：业、功。意即，辅佐成王的周公转达说：从此以后中原太平，所有邦国都欢欣，这样王就算是成就功业了。

2 语出《尚书．虞书．尧典》：「（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克：能够。明：分辨。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即氏族内。既：已。平：和平。章：彰明。百姓：各氏族领袖、百官。昭：明。黎：众。时：善。雍：和。意即，尧的治平功夫，从选任才德开始，从亲族入手，自内而外，从而齐家、治国、平天下。

３语出《尚书．益稷》：「烝民乃粒，万邦作乂。」烝：众多。粒：通立，安定。《史记．夏本纪》：「众民乃定，万国为治。」

周人之封建制度和宽松的「天下体系」或「天下机构」，在当时，自是一种极进步的政治制度、政治组织和政治生活。但是，随着周天下之内之经济的发展、民族的交融和文化的进步，到了春秋时代的初期，这一种宽松的封建政治，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要求，而逐渐地趋向于没落之途。结果，经过了春秋战国之过渡和蜕变的大时代，一种更新的秩序，一种更进步和更紧严的政治组织、政治生活乃应运而生。于是，一个「化四海为一家」之紧严的「天下体系」或「天下机构」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生活，或可说一个变封建（邦国）体制为郡县（地方）体制之郡县式的秦天下，即取得宽松的、封建的周天下的地位而代之。因而，我们可以郑重地说，中国历史从西周经过了春秋战国，过渡到秦代的时候，所完成的，不是一个由征服而统一的「世界大帝国」，而是把一个宽松的、封建的「既成天下」锤炼成为一个紧严的、郡县的「浑然一体」的「国家」。

自然，这一个「国家」，既不是一族征服他族统而治之或「分而治之」的「帝国」，又不是全由一个单纯的民族所组成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以「天下」为范围、以「四海」作疆界，既无地域等差的隶属，又无种族高下的区分，更无征服者与被征服者阶级的对立之「浑然一体」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无以名之，只好于这个「国家」的「国」字之上，再上她以「天下」二字的称号，称她为一个「天下国家」或「天下国」，以区别她和其他古〔往〕今来之征服镇压式的「帝国」与狭隘排他式的「民族国家」的国性和国格的不同。我们藉用「天下」二字以名国，好像是有点夸大了，其实则不然。「天下」一辞（自然是中国历史上所指之传统的天下），不但是久为中国人所习用、所喜用，而且中国人也确是最能理解这个名词所涵之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特有意义。只有使用这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政治述状词以名中国，才能道地的道破「中国之国」所独具之政治精神、政治生活、政治组织和国家形态。若是不相信，我们自不妨细心地比较一番，看一看「中国之国」所具之国家内容和国家形式，是否是和近中东之古今「帝国」一样？也是否是和欧洲之古代「帝国」与近世之「民族国家」或「殖民帝国」一样？

这一个「浑然一体」之和平而伟大的「天下国」，或可说这一个「天下体系」或「世界体系」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生活，在世人所忽视之近中东一代，未曾实现，亦无从追求。古代之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中世之阿拉伯帝国，和近世之鄂图曼帝国，都是十足的征服杀戮式的「帝国」。她们一个个地在一片杀声中兴起，在一片杀声中存在，也一个个地在一片杀声中倒地毁灭。这自然是根本谈不到什么「王道」不「王道」、「天下」不「天下」、「世界」不「世界」、「大同」不「大同」。即在近为世人所讴歌的西洋，亦未曾实现，也无法追求。希腊哲人之斯多噶派4，虽曾偶有世界倾向，然从不为时人所正视。当时的实际政治却刚刚是走着相反的方向。雅典、斯巴达时代之城邦主义，也自然是谈不到「王道」、谈不到「天下」、谈不到「世界」、谈不到「大同」。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时代之劫掠政策，从未走出征服和镇压的范围之外，更是谈不到什么「王道」、什么「天下」、什么「世界」、什么「大同」。降而到达中世纪之天主教的机构出现，也空自费去了前后几十位天才教皇的精力和愿望，他们所追求之从宗教到政治之「世界体系」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生活终属梦幻。截至最近之最近，社会主义者的经济的世界主义在西方抬头之前，在西方的世界内，不但是一个「世界性」或「天下性」政治组织和政治生活没得出现，而且因政治的世界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缺乏，西方世界的政治动向，不像「中国天下」和东方世界的政治动向之在「中国之国」的世界主义或「天下主义」或「王道精神」的指导下始终地趋向「合」、趋向「平」，而是始终地趋向「分」、趋向「不平」。

４由于学派创始人芝诺（Zeno）常在雅典集会广场的画廊（Stoa Poikile）聚众讲学，故称为「画廊学派」，音译为「斯多噶学派」。斯多噶派认为，宇宙万物的运作有其理性，这个贯穿万物、永存不朽的宇宙公理、最高理性，称为「逻各斯」，即所谓「神明的律法」。人同自然万物一样，也产生于逻各斯这个最高的理性，人类社会亦受其主宰。所以，在这个系统里，人类全体只应有一个国家，由一个智慧之君统治，引领人们自我协调，顺应这个宇宙自然的大方向，恬淡寡欲，人人平等，才能幸福。

因为近中东的政治动向是一直地循着征服帝国兴灭无常之旧道走，结果是从古初一直到最近，那里一直地排演着一个帝国毁灭一个帝国的悲喜剧。同时，又因为西洋的政治动向是继续地向着「分」处走，向着「不平」处走，结果于马其顿式之掠夺帝国的残骸上对峙着三个不同的王国5，各走各的道路。稍后，再从罗马式之掠夺帝国的废墟上起来了一群褊狭的、斗争的英、法、西、葡、俄、瑞、比、荷、德、义等民族王国，更成了分崩离析之局。但反之，固为「中国天下」和东方世界的政治动向，是在「中国之国」的世界主义或「天下主义」或「王道精神」的指导〔下〕6向着「合」处走，向着「平」处走，结果于「浑然一体」的秦天下的旧基上再建立起一个「浑然一体」的汉天下；于「浑然一体」的汉天下的旧基上，再建立起一个「浑然一体」的晋天下、隋天下、唐天下；再依次于「浑然一体」的唐天下的旧基上，建立起一个「浑然一体」的宋天下、明天下和清天下。

５即希腊化时代东北非的托勒密王朝、巴尔干半岛的安提柯王朝及西亚的塞琉古帝国。

６原文为「是」，应是误植。

周秦以来，不但「中国天下」始终是保持着一个「浑然一体」的「天下国」，而且这个「浑然一体」的「天下国」始终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文化的嫡派继承者，也始终是「中国之国」之世界主义或「天下主义」或「王道精神」的忠实的执行人。因而，她也就成了东方世界之文明和进步的推动机，和东方世界之和平与秩序的安定力，她不但对于她四邻兄弟之国自居于领导和扶助的地位，以「吊民伐罪」7「兴灭继绝」8为职志，乐与四邻兄弟之国和平共处，而且更怀有「悲天悯人」和「有教无类」的婆心，愿和「普天之下」的众庶共登「大同」之域。结果，古代的「中国之国」、中古的「中国之国」和近古的「中国之国」不但是东方世界里的一位严父，而且是东方世界里的一位慈母；同时，她又作了东方世界里的一位「诲人不倦」之贤明的教师先生。换句话说，这一个「浑然一体」之和平、庄严、伟大的「中国之国」或「中国天下」或「中国天下国」，正像一颗巨大的政治文化之恒星，她终始是辐射着高度的光热，吸引着她周遭的行星和卫星「各得其所」地在此东方世界体系的轨道内自由运行，过着和平安闲的日子；朝鲜、安南、暹逻和缅甸，一向都是这个伟大体系之内的一员；日本更是感受中国光热最强的一颗。她如印度、阿富汗、波斯和土耳其等较远的国家，也一向是和「中国之国」的光热与东方世界之世界体系结缔着不解的善缘。

７语出《孟子．滕文公下》：「诛其罪，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吊：慰问、怜悯。伐：讨伐。

８语出《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

直至二十世纪40年代的今日，在近中东，甚至在西方，一个和平宽大之「浑然一体」的「天下体系」或「世界体系」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生活始终是未能建立起来。历史上偶能征服近中东世界或欧洲世界的大帝国亦早〔已〕兴灭无常，起伏更迭地失去其存在。而在「中国天下」或东方世界呢，一个「浑然一体」之和平宽大的「天下体系」或「世界体系」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生活，不但是早已建立，而且两千年来始终是伴随着「中国之国」或「中国天下」或「中国天下国」之世界主义或「天下主义」或「王道精神」之坚定的存在而坚定的存在着、充实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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