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发生在2014年春的「太阳花」以及2015年的「反课纲」运动,是几近政变、具有高度张力的政治事件。它们不但连续重挫了中国国民党的选战,助民进党赢得地方、国会和总统选举,并使二十多年台独势力长期深耕的「文化台独」成熟收割,发挥了比枪砲更甚的杀伤力,竟把中国国民党打成几乎崩解的小党。蔡英文用「天然成分」形容台湾年轻人所浸透习染的「文化台独」,并志得意满地以此宣示台独意识型态的胜利战果。
2015年7月14日,反课纲微调学生与声援团体在地面所写。
「法理台独」是指透过制宪、更名等法制变革建立一脱离中国的「新而独立国家」;「文化台独」则企图从历史记忆、国族认同、文化内涵等精神层面进行去中国化的意识改造。「法理台独」固因两岸及国际现实而困难重重,但在台独份子看来,台湾社会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中国人」我族认同,才是台独的重大障碍──台湾人民就算被日本统治50年,常民生活仍以敬天尊祖、相信因果、重视纲常、讲求忠孝节义的儒释道文化为底蕴。于是,对此文化底蕴的斩根刨柢,乃为台湾独立建国的必要工程。李登辉即是擘划的首席。
始作俑者李登辉
为了扫除台湾人民的中国意识,为「法理台独」铺上意识动力之路,李登辉利用执掌党国机器的便利,展开了缜密规划的「文化台独」意识革命工程。其启动时常冠以堂皇美名为掩护──如以教育改革和学术自主之名,改造各级学校的历史教育;以言论自由之名,建构「去中国化」的舆论话术与媒体势力;以民主之名,用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一面与财团挂勾、解构中国国民党的理想动力,一面喂食民进党资源,坐大台独声势。陈水扁的绿色执政,一方面更加深教科书的去中国化,一方面藉由学界、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官员的新陈代谢进行绿色布局,年深日久、意识浸透,再加上权势灌顶,于是从学术论述、教育体制、媒体舆论,无不沦为台独意识传播的场域。
大学教育最先沦陷
就台独企图藉由改造国族认同最切、着力最深的历史教育来看,其最早入手的是大学历史教育。大约自1993年起,李登辉执政的教育部先将中国通史、中国现代史等共同必修课合并为「本国史」,至于所「本」哪一国?中国?「台湾国」?悉听尊便!于是某些独派老师只教台独史观的台湾史。后来又透过独派政治势力发动宪法解释,判定大学共同必修课程为违宪,于是「国父思想」、「本国史」都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通识课程。就这样在通识教育改革的美名中,大学的历史教育一步步去中国化。犹记那段岁月,台独声势渐起,尚未获李登辉「重用」的知名中国上古史学者杜正胜教授,还曾在中国时报投书意味:就算台湾独立,我们还是中国人。我在课堂上将此文推介给同学,一位来自宜兰的大二学生在课堂上指着我骂:「你这个大中国主义者!」回想起此事,原来「太阳花」学生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暖身,而且不久之后,原本大声疾呼台湾人是中国人的杜教授,他的际遇、思路已经转了个大弯。
2016年3月出版的此书,纪录「杜正胜从1990年代提出同心圆史观…鼓吹台湾主体意识的教育,…2004年接掌教育部…将『建立台湾主体性』列入四大施政主轴,经过四年的推动,台湾主体意识已经生根确立」之过程。
中小学教育相继失守
在中小学方面,李登辉先在国民中学增设「认识台湾」课程,将台湾史从中国史独立出来,并压缩中国史的授课时数。主导执行这项政策的即是1992年起担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杜正胜,他从一个浸淫中国上古史学者,转为历史教育去中国化的执行者。1995年至1998年间,他以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身份兼任国立编译馆「国民中学认识台湾(社会篇)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委;1997年,又担任「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正式提出「同心圆史观」作为编写中学台湾史教科书的准则。「同心圆史观」从此成为台湾历史教育去中国化的关键武器。当时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蒋永敬教授即指出:《认识台湾》社会篇及历史篇的编写显然为李登辉修宪的配套作业,其目的是「教我们的下一代脱离中国人的意识,也不要中华民国,要『营造新台湾』、塑造『台湾人』,充满媚日、仇华、排华意识。」
1997年李登辉也开始藉由「九年一贯」学制的改革,进行「一纲多本」的教科书编审体制变革,也就是开放各书商自行编写教科书,教育部只负责设定课程大纲,以及审查教科,并将选择教科书的权力交给各国中与国小自行决定。1999年通过修法,在法律上确立一纲多本的体制。2000年陈水扁执政,杜正胜是陈水扁政府的教育部长;2001年「九年一贯」正式上路,从李登辉到陈水扁无缝接轨,其所主导的「历史课纲」从此也成为进一步全面在国民教育落实台独史观的主轴。一中一台的两国论精神,广泛在国语文、历史、地理、公民等课程中发挥影响力,不但消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意识,甚至于淡化了国民对「中华民国」的认同。
例如小学社会课本只讲台湾史,不再有类似「华夏子民、炎黄子孙」等具有中华民族认同的内容;规定不可以称「我国的诗人李白」,只能称「中国的诗人李白」;不能称「国画」,只能称「中国的水墨画」;不准称「明郑」,只能称「郑氏政权」;不准称「日据」或「日本殖民统治」,只能称「日治」;不准称「台湾光复」,只能称「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甚至连「汉人迁台」的字眼也不能在课纲出现。在涉及当代两岸时,不称对岸为「大陆」而直称为「中国」,这些都是意指「中国」乃外国,视「中国」为他者的语境。
微调课纲 马英九后知后觉
就在大部份国民其实不太明其究理时,后知后觉的马英九政府终于在连任后期才在自然、社会、国文「课纲微调」的机制下,将原课纲中有违宪之虞的内容和用词归正(譬如:将「中国」视为他者来描述大陆地区),并按历史事实进行补正和删并,例如:在夏商周的单元补上「夏代」(原课纲的「重点」和「说明」居然只列商周不列「夏」),重新开放使用「明郑」、「日据」、「台湾光复」等用词,并补上「汉人迁台」…等等。教育部于2014年2月公告了此一合乎宪法的微调课纲后,民进党及台独主义者随即歇斯底理的反弹,并对相关学者进行媒体霸凌、学术围剿、扭曲污篾、颠倒是非等清算斗争。随后爆发318太阳花学生占据立法院,院外天天有人开讲反「微调课纲」;2015年7月,独派势力更动员高中生包围教育部进行全方位攻防战,爆发「反课纲」事件。民进党及其台独外围组织的激烈反应,莫不是因为合宪的「微调课纲」掀开了他们想掩盖而实难掩盖之文化台独、政治洗脑的真面目。
透过媒体、教科书以及其他政治操作,李扁两朝刻意将「台湾」和「中国」对立起来,并污名化「中国」称号,把台湾社会的「反共意识」导引到「反中反华意识」;甚至不惜以歪曲历史、掩盖真相为手段,并饰以多元史观为托词。此其中,不只历史学知识的本质遭到扭曲,也代表核心价值的崩塌──君不见他们坚决反对「微调课纲」使用「日本殖民统治」一词,而枉顾日本都自认殖民统治台湾的事实;四百多年来先民渡海迁台、创建汉人政教社会延续至今,事实俱在,却不准「汉人迁台」写入课纲;「微调课纲」只是照实补上「我国领土依宪法仍为固有之疆域」,就成为批斗箭靶。(绿色媒体最早的批斗就是从这几个增补的字开始的,这几字正是中华民国宪法规范两岸同属一中的重要关键。)
杜正胜从一中国上古史学者和中国国民党党员,转而成为「文化台独」的打手和民进党政府高官,是否为「价值崩塌」的典型案例?当可受进一步公评。其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曾在「中国历史学会通讯」发表一文谈其心历路程,文末慨叹:作为一个台湾人研究中国上古史有何意义?他自己不禁也迷惘起来。杜正胜成为文化台独打手之前的迷惘,虽与「文化台独」型塑过程中历史理性曲蔽不彰难以混为一谈,但都涉及价值信念与身份认同的困境,而且还和台湾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变化有关。
台湾原有价值已经崩解
廖咸浩是最早以后现代视角来观察台湾认同改造的学者,他指出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国际身份不确定,再加上解严、冻省的政治、社会、文化效应,使台湾既「不是地方」(non-place)──非国亦非省、非中国亦非非中国、非岛屿亦非大陆,但同时又是「所有地方」(all-place)的辐凑之地──台湾原为移民社会,除了多语系的华人文化外,还有多部落的原民文化,又深受日本殖民统治和战后美国政经文化的影响,故以「后现代杂异性狂欢大会」来形容台湾有些团体利用后现代主义打破本质,解构原有身份,建立新的认同。他将这个源出于后现代主义的策略称为「合成人」(cyborgian)。
他认为此「合成人」具有「非法子嗣」(illegitimate offspring)的身份,不畏矛盾,只在乎有意识的结盟和政治亲族关系而非「自然认同」(natural identification),并以杂异化(hybridizing)突显事物的空无本质。台湾民族主义先以此「空无」移除源于血缘文化的「中国人」认同,再以有意识的政治结盟和异化认同填补。故廖咸浩认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系以弒父的姿态以台湾取代中国成为所谓「本土」,并展开了全新的文化方向;台湾民族主义以后现代主义为论述工具,因而使后现代主义得在台湾社会发展。他并指出:1987至1995年的解除戒严、解除党禁报禁、开放大陆探亲、社会运动勃兴、资讯流通等等松绑,使台湾进入一个自由多元的新时代,台湾社会原先所共有的价值(按:含国家民族认同与历史文化意识)也开始崩解而面临不确定的新局面。
以政治斗争建构身分认同
台湾「后现代合成人」的形成,与后殖民主义的盛行亦不无关联。邱贵芬的讨论有两个要点与裂解台湾国族认同相关,值得注意:(一)血缘无用论:认为同文同种并不构成国家组成的要件,这已是现代国家理论极为浅显的概念。(二)身份建构论:身份不是找到的,而是建构得来的,是透过政治对立、文化斗争建构出来的。
台独主义者一方面贬抑血缘连结的意义,一方面又制造台湾人在血缘上已异于中国人的假说(例如认为闽南人不是汉人、客家人是畬族的后代、台湾人是汉、原、荷、西、日混血的后代等等。),甚至贬抑「中华民族」是虚构不实,进一步走向文化主体消解的异化之路。例如邱贵芬就认为:在现实的政治运作里,「我是中国人」的说法只会造成等于认同中共的效果。 言下之意,就是中共的同路人、或指受中共统治的人。这种关系霸凌、或极端对立的语文含意,不但出自大学教授之笔,并广泛出现在大众传媒之上,其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进一步深化台湾社会的国族认同分裂,也使自称「中国人」在台湾越来越成为沈默禁忌。
台湾民族主义以弒父姿态用「台湾」取代「中国」来转换身份认同,其过程也充份反映出后现代主义之批判主体和本质、解构实体再现表象、否定理性和意义的特征──对台湾民族主义者而言,民族集体是没有主体和本质的,可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重新建构;民族文化也无实体可言,可加以解构再以虚拟的表象再现替代,以达到转换身份认同的目的。此外,他们服膺并利用后现代主义对理性和大论述的否定,故无历史理性可言,也不再承认所谓客观历史知识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历史的连续性是可被消解的,历史只是可被用来拼凑重组的片断文本和塑造政治意识型态的工具。
故「文化台独」所建构的台湾民族主义常以扭曲历史、仇恨中国、依附美日为要素,亦不容许有人论述台湾的「文化主体」来挑战其话语权。唯如此这般,更难遮掩它价值崩塌、主体虚无的面目。故其所谓「台湾主体」说穿了也是虚假不实的。
2016年5月20日,就职典礼表演节目安插太阳花运动的标语。
蔡英文的心口不一
五二○蔡英文的就职演说世所瞩目,就如我们所预期的,她一贯闪躲、避重就轻,不提核心内容只有言词装饰,她果然不提「九二共识」,而以「共同认知与谅解」取代。表面上这几个字很像「共识」,所以深获美国人孔杰荣(Jerome Cohen)赞美说:虽然蔡英文没有提到「九二共识」的字眼,但表示尊重1992年两岸会谈结果,此正为中国政府所渴望的。但在我们看来,孔荣杰讲的也是表面话,因为蔡所说的「共同认知与谅解」终究不是「共识」;因她绝口不提「一中」,反而是在虚化「一中」。
五二○就职,蔡英文虽言: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这都是表面话,不能当真,是典型的说一套作一套。因为521一早,她的教育部长深绿极独的潘文忠就强悍宣布:「废止103高中国文和社会领纲」,也就是废止103公告施行的「微调课纲」,并在12年课纲上路前,重新沿用101课纲。这代表蔡政府根本不想要符合《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内涵的历史课纲,而且此后「明郑」、「台湾光复」、「汉人迁台」、「中华文化」等表述台湾和中国大陆历史渊源的用词和陈述,又都不能写入历史课纲了。
哀哉,《中华民国宪法》在蔡英文眼中,除了是掩护「文化台独」的遮羞布之外,还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