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闵】台独文革的吹鼓手──评台独教母《少年台湾史》

From 张惠闵两岸远望 2019-04-06

编按："台独教母"周婉窈专治台湾史及东亚／东南亚海洋史，曾担任陈水扁当局的课纲审议委员、马英九任内的98课纲历史科专案委员，其后为抵制98课纲的「微调」而退出课纲调整小组，亲自参与反黑箱课纲行动联盟，最终使教育部撤回新版课纲。

*作者张惠闵，为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学士。本文刊载于《远望》（2017年1月号、7月号）。原标题为〈评《少年台湾史》──形塑「真正有意识的『台湾人』」？（上）、（下）〉。

近来，台大历史系教授周婉窈所著《少年台湾史：写给岛屿的新世代和永怀少年心的国人》，成为「国、高中课外补充教材」，引领校园内对台湾史的学习与讨论，并形塑着新世代的「台湾人意识」。正如同该书绘图者许书宁所言：「婉窈老师等待的…是我的整个人…缓缓地长成一个真正有意识的『台湾人』」。但是，这是什么样的「台湾人意识」？又将会形塑什么样的「台湾人」？本文先从周婉窈所谓界定历史的「特定时空的人群」出发，分别讨论其如何藉由定义「空间」、「时间」及「人群」来发展「台湾岛史」，以塑造台湾的「主体意识」。

空间──以「台湾岛」作为历史的主体

周婉窈于〈给少年读者的信〉中，阐述了其对于历史的界定：「历史这个学科是研究过去某个特定时空的人群活动」。这样的论点并非首创，乃一脉相承自同任教于台大历史系的前辈曹永和。周婉窈曾表示：虽未直接师承于中研院院士曹永和，然而其早期所著的《台湾历史图说》即为「台湾岛史」主张的实践。继前书译为日、韩等外文出版后，她更出版了《少年台湾史》，提供予新世代作为台湾史入门书。在史学研究上，曹、周两人均以「空间」（即台湾岛）作为历史叙事的主体，进而发展出所谓的「台湾岛史」。在这样的脉络下，周婉窈毫不避讳地于首篇便直接地点出了探究此问题的核心意义，即为「台湾原住民是『中国人』？当然不是。」

作为立论的基础，周婉窈于书中引用了生物学的亲缘树（phylogenetic tree）及语言学的南岛语系等研究。前者以西方基因类型的概念来理解汉族，而得出了「拿基因亲缘树来说的话，华南汉人、台湾原住民，以及东南亚多数人群之间的关系，比起他们和北方汉人的关系要近得多了」的结论。然而，中国的天下观迥异于西方的民族观念，若按西方之「基因血缘」、「体质人类学」视之，汉族早已分崩解体，何以凝聚之？乃因「汉」本为文化概念，不以血缘论断，岂能仅以基因决定其范围？后者则以「南岛语起源…最北是台湾，最南则到纽西兰」之分布，刻意地将台湾从中国本土切割、纳入独立的地理范围，甚至强调依存于「最古老的南岛语，以及在地化的台语和客家话」，「就是我们台湾文化的多样性，以及附着在母语上的族群认同与文化」。若按此逻辑，以语言来决定民族认同，则传统中国的天下秩序内兼容并蓄了各种方言，甚至文化上的服装、习俗、宗教亦大不相同，那么偌大天朝何以「和合共存」？乃因揉合此一「天下秩序」的是汉文化的价值内涵，而非外在表象的异同。

于是，周婉窈在空间上恣意地将台湾岛切割出中国，欲使「台湾人」自外于中国。在时间上，她主张「了解台湾的历史，必须『从头讲起』」。那么，台湾岛史又「选择」了什么作为起点呢？

时间──历史记忆的「切割与重生」

周婉窈先阐述了人类的迁徙「通常只是一小支人离开母体，而不是整批人离开」，故实际上「所有分支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源头」。如此一来，她将时间轴无限向前推移，「若要说，则我们都是非洲人的子孙」。她将历史的起点放至毫无文化意义的远古，以便低估「台湾原住民的祖先从今天华南一带陆续渡海来台，在这个岛屿定居下来」之历史意义，再转而强调：当历史研究的主体为「台湾岛」时，「人群在传承过去的历史记忆时，做了『切割与重生』」，并以此说明她笔下「台湾人」的起源。

首先，她称「原住民，在长远的历史过程中，遗忘更久远的过去」是「祖先智慧的选择」，以「原住民」之用语暗示其作为台湾岛史起点的正当性，并淡化这些陆陆续续、先后来到台湾岛上的先住民们，本身仍为岛外移入、认同殊异之各族部落的性质；再者，以「在地化」的概念赋予先来到这座岛屿上的人们「本土化」的正港特质，再以「先来优于后到」的逻辑，区别并排斥后来移入的群体（国民政府及「外省人」）在这座岛上的平等权利。

至此，周婉窈笔下这座硬生生切割出来、独立于太平洋上的地理舞台——台湾岛──及其上的人们，随着「文化在地化后，就和亚洲大陆愈来愈没关系了」。

人群──以「在地化」来形塑「台湾人」

周婉窈采用了极为严格的标准来定义「汉人」，不仅须符合语言学、基因类型之标准，甚至得援引体质人类学等科学验证；然而，其对「台湾人」之概念，却毋须符合类似标准的检验。「汉人」与「在地化的台湾人」的区别并无严谨、一贯的标准，而是被主观、人为地归类划分。

谈论「在地化」时，周婉窈所援引的语言学的判准不再是绝对真理，却转而强调应当尊重实际状况。即便周婉窈清楚知道「藏语和汉语同源，共同组成汉藏语系，台湾汉人讲的台语和客语，都属于这个语系」，却依旧表示「今天『台语』已经和中国的『闽南语』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在语言学上它仍被归类为闽南语，但事物的名称是人实际在使用的，在台湾我们有必要尊重民间长期的用法，称它为台语或台湾话」。实际上，这是先下结论（「台语不是中国方言」）、再找理由。为了形塑她要的「台湾人」，周有意忽视她所谓「台语」（狭义）与大陆的「闽南语」间以及两岸的「客语」间彼此可以互通，反之「台语」、「客语」、「原住民语」间却彼此不通的事实，于是也就无视于台湾汉人本就是（不同语群的）中国人，且并无统一的「台湾话」或「台湾人」。此外，台湾的各族群语言不通，被她视为「多样性」，是「台湾文化」的优点；但中国各语群、方言千差万别，却不被视为优点，反而被她用来支持她切割中国、分裂两岸的论点。如此「翻手作云覆手雨」，其实正是该书一贯的手法。

当周婉窈要定义「台湾人」时，她亦不再以生物学的基因归类，改以文化的异同来论。而且，中国汉人「在地化」成为「台湾人」，被她说成是文化上的进化。她说及华人文化时，强调其「不重诚实，人民没有守法的习惯，政府没有执法的意志」，故「今天我们要创造优质的新台湾文化，就要针对汉人不好的行为模式，设法改革」。书中提及「汉人在台湾是外来人口…台湾汉人社会风气很不好」，然而，其评论移垦社会「轻财重义」的优点时，则归诸于在地化后的「台湾人」，而非（中国）汉人。

由上述可见，她藉由台湾岛史所欲塑造的「主体意识」，乃是运用「在地化」的概念，将台湾文化与中国汉族予以区别，来强化彼此的差异性，并漠视彼此在历史上的休戚与共及文化上的一脉相承。因而在周婉窈的史观里，「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如何被迫对西方国家开港通商，并允许基督教到中国传教」等等，均可「留给中国史去讲」。其笔下「在地化」的台湾人，仅须将「台湾岛」纳入关怀的范畴，将目光放在「清廷一步一步被迫放弃它在亚洲拥有的朝贡国…在这个过程中，台湾都深受影响」。于是，在这座人为切割出来的舞台——台湾岛上，台湾不再作为整体中国的一环，忽视在西方强权威逼下的近代史中，台海两岸互为生命共同体、相互影响的性质。其结果，则仅能孤立观察到台湾岛被影响的现象，而将无法看懂台湾史上人、事、物因何而来？为何离开？所有的事件，都成了历史上偶然的巧合。

（本文于《远望》分上下期刊出，下集由此开始───）

本刊2017年1月号〈评《少年台湾史》（上）──形塑「真正有意识的『台湾人』〉一文，指出台独历史学者周婉窈于其书中，为了政治目的而打造所谓「台湾（民族）意识」，采用曹永和的「台湾岛史」观点，在历史的三要素（人群、空间、时间）上刻意忽视以下史实：

一、人群：台湾本岛无原生人种，故现今定居于此的各个群体均为陆续先后来到，各个族群除了相互尊重彼此的传统与文化传承，亦应享有平等的和平生存权；

二、空间：台湾位处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首先受到东亚国际关系体制的影响，应当回到传统中国的天下秩序里来理解台湾史；

三、时间：移居岛上的主体人群来自中国大陆，我们除了回顾近代在地的生活记忆之外，更该体认到台海两岸为一生命共同体，在历史上休戚与共的事实。

本文为了将「台湾岛史」拨乱反正，针对周婉窈所扭曲的概念和避而不谈的史实再做进一步探讨。

周婉窈于〈给少年读者的信〉中表示：「我不想『简化』历史，我想把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带进来」。然而，我们一一审视《少年台湾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时，却发现：正因周婉窈所采用的「台湾岛史」拆散了整体脉络的大历史架构，而让台湾史本身变得过于复杂而难以理解；她所强调的「多样性」则有意识地刻意排除「中国」，因此变得支离破碎，无助思考。那么，这样的史观究竟旨在增进青年学子「对过去的认识」，「了解现在、面对未来」？抑或有着更深层的别样考量？

海洋链结起的两岸互动

首先，她自问「台湾离中国那么近，为什么没有接触？」时，强调「主要原因是她（台湾）不在中国帆船航线必经的路途中」，故「不停靠台湾，顶多远远望见而已」。惟不知身为台湾史学者的周婉窈是否遗忘了台湾先民的原乡泉厦、广州自古即以海洋作为生命线，以致有谓「海者，闽人之田也」。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撰于1349年）中记「琉球」，其山「自澎湖望之甚近」，可见就是台湾。根据中研院院士郭廷以的研究，汪大渊自记曾来台「登山观览，可能即系由当地汉人引导。至于内地商人之早已到台贩卖，似更无可疑」。但周婉窈坚持以比《岛夷志略》晚出200多年的明代陈第《东番记》（1603年）作为汉人来台的最早纪录，然后双重标准地认定：「距今约六千年前」台湾先住民族的祖先可以「从今天华南一带陆续渡海来台，在这个岛屿定居下来」，可是后来中国（汉人）的船舶反而却仅能「远远望见」此岛！

接着，周婉窈再举考古遗迹、典籍记载来验证她的看法：以古物论之，她先将「台湾北部河口的沿岸地带，曾经出土中国宋朝和元朝的陶瓷器」，主观判定为「数量不多，很可能是船难，或间接输入，也可能是中国贸易船偶尔停留过」，并辅以「澎湖的考古发现大量宋元时期的陶瓷器」，来论定「澎湖被纳入中国对外的海上航路之中，而台湾则外于这些活动」；以古籍论之，她则选择性地以「日本大海商李旦（明国人）的贸易船，曾经停靠『高砂』（台湾）七次」来论断「台湾已被纳入日本人的贸易网络中」。然而，以东亚／东南亚海洋史为研究专长的周教授似乎忽略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港湾早在宋末至元代时期就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列世界第一大港，往返的舟船载运了丝绸、陶瓷、香料等商贸交流，海上航路亦因此蓬勃繁盛，此一盛况若将东亚最大贸易主体的中国排除在外便无法理解，又何来自外于中国外贸的「日本人的贸易网络」呢？更何况，被西班牙人称作甲必丹（中国船长）的李旦就是泉州人，正是由于其所经营海上贸易往返中国、日本及东南亚之间而停泊于台湾，此恰好印证了台湾参与中国东南沿海外贸与文化圈而链结起的两岸互动史。

天下秩序下的自主发展

而后，她继续写到「漫漫的数千年中」，「岛上人群可以说处于自主发展的状态」，乃是因于「海洋将台湾与外界隔绝开来」。此前，周婉窈亦曾提及「海洋可以隔绝，也可以连结。隔绝是自然状态，连结就要靠航海工具和技术。」如此一来，台湾岛得以自主发展仿佛是历史上的「必然」。然而，前已言之，台湾岛上的人群都来自岛外。若台湾被海洋「隔绝是自然状态」，那岛上的人（包括周婉窈在台湾的祖先）从何而来？并且，如果以「航海工具和技术」作为要素，七〇年代所发掘出土的秦代造船遗址，显示中国早已有相当规模的造船技术，则台湾岛与中国仅一水之隔，并非孤悬于汪洋大海之中，何以能「自然」地长期维持其自主性？

其实，该问题的关键还是得回归到「中国是什么？」、「天下秩序是什么？」来理解。周婉窈曾谓「『中国』这个词，虽然起源很早，但『中国人』用来指称『贯时性』、『本质性』的民族（中华民族），却很晚」。她虽然点出了传统词汇的核心概念不同于近代西方主导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却避而不谈起源甚早的「中国」一词，究竟有着什么意涵？

论及「中国」，作为儒学经典的《礼记》〈礼运篇〉指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观点，将「天下」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再将「中国」置于其中。此处，「家」不仅涵盖了「人」，更着重彼此之间「和合共存」的相处关系，此全然迥异于西方「民族」观念下，人基于自利动机，为趋利避害的本能所驱使，群体之间分化为「我群」及「他群」的必然，乃致彼此间争夺既定资源时，不惜竞逐、诉诸杀戮。

进而论之，蒋庆于《公羊学引论》指出：「凡符合仁义道德的，《春秋》则中国之；凡不符合仁义道德的，《春秋》则夷狄之。」此言明确地点出《春秋》之「中国」，即依循儒家思想的道德价值标准所做出的「夷夏之辨」、「道德之辨」，完全不同于西方民族观点下的血缘、种族之辨。故夷夏之别不仅不具强制性，不必然导致群体冲突，甚至周边族群亦可藉由接受人际相处的道德准则而归入华夏。于是，《孟子》〈滕文公上〉有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如此，「中国」所主导的「天下秩序」奠基于道德理想等价值，注重于稳定与和谐，而得以大体地维系了「漫漫数千年中」东亚秩序的稳定。这才是在「漫漫的数千年中」，台湾「岛上人群可以说处于自主发展的状态」的背后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明白将「小琉球」（台湾）和日本列为「不征之国」。但明初的中国就已能组建郑和下西洋时所率领的数百艘船、数万军队的大舰队。如果不是自我克制（「不征」），不但台湾（甚至日本）早入中国版图，恐怕人类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国」根本轮不到英国。

如果明代中国的军力都可以及于非洲东岸，那民间船只要往返台海两岸根本不会有什么技术困难。可见周婉窈所谓台湾的「隔绝是自然状态」根本是有意低估中国对台湾的影响力。

外来冲击下的近代变革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周婉窈刻意地将目光局限于台湾本岛及环绕着这座岛屿的海洋，以便低估仅有一岸之隔的中国在历史脉络上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忽视传统天下观稳定东亚秩序的重要性。而后，面对西力东渐对天下秩序的冲击，她则如此视之：「到了16世纪，在环中国海域，人群活动越来越活络、密集，外力开始冲击台湾岛的在地社会。」并且，她将此冲击归因于「明国实施海禁」及「大航海时代」两个变革。

对于中国的海禁政策，周婉窈表示「宋朝和元朝海上贸易很兴盛，到了明朝突然实施海禁，导致海上走私贸易盛行，海盗猖獗」；「台湾逐渐卷入海盗活动圈，以及走私贸易圈」。

海禁的背景是：15世纪末，义大利及阿拉伯商人即往来欧亚非等市场，经营着中国丝绸与瓷器的贸易；16世纪初，葡萄牙商队赴广东卖货获利，亦备受中国优待。惟此后数年，西方商贾于沿海地带出现烧杀劫掠等粗暴行径，海上亦有东洋倭寇频繁侵扰，而后始有「罢市舶」，闭绝日本贡路之政策。故中国面对外力并非自始排斥、闭关自守，而是面对外来的冲击做出防御性的回应，管制着自己的居民、维持有限的对外贸易，来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纷扰争斗。

对于这种防御性的「海禁」，我们必须看到：唐朝末年，东南沿海已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南宋至元代，闽船、闽贾即「多以海商为业」，活跃于东西洋的经济互动圈；明朝更有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海洋经济如此繁盛，「浮大海趋利，十家有九」，何以嘎然中止，「寸板不许下水」？违背经济利益趋向的政策背后，实为中国文化反对对外逐利扩张，导致中国国防的防御性本质，使政府面对海上倭寇侵扰时，必然做出此种收缩性的对策。于是，「多赖海市为业」的沿海居民只好寻求体制外的运作，转而冒险且非法地「通蕃贩货」。但周婉窈指出「海上走私贸易盛行，海盗猖獗」的现象时，却对此前日本倭寇的海上侵扰、西方商人破坏固有秩序的暴行视若无睹，不加批判，反将罪责归诸于中国舍弃利益以谋安定的「海禁」。

在论及西方的航路探险时，她则称「他们主要想来亚洲买香料，中国的丝也是他们很想要的」；「荷兰人急起直追，试图在中国沿岸拥有贸易据点」。如此之轻描淡写，忽视了此种「贸易」乃是西方人挟着国家军力为后盾、以攫财据地为手段的侵略行为。1622年，荷兰提督率领兵船要挟互市、占踞澎湖，虏船虐民等暴行随之而至。而后，中荷海战僵持半年之久，于此期间，荷兰人早已入据「北港」（按：即台湾），中国政府力有未逮、无法顾及台湾，终至海岛沦陷。然而，中国无力「谕退」葡西荷人的窥伺寇掠、无法抵御西方船坚炮利的侵门踏户，以致西方列强破坏东亚的天下秩序，这一切在周婉窈的眼里却只成了不痛不痒的「谈谈打打（1622-1624）」。论及结果，她更好似站在荷兰的视角，说「大员是荷兰人『退而求其三』的选择」、「荷兰人不甘不愿来到大员」！莫非我们不为那些曾在天下秩序里安定生活的先祖们抱屈，还得替侵略者荷兰人感到婉惜？周婉窈于书中曾提到「失败者没有历史，他们子孙顺从新主人，用主人的眼光看自己的过去，这是许多殖民地的共同命运。」难道这就是为什么在数百年之后，周婉窈及其他台独史家明知此种悲哀，却自甘做个不愿意站起来的「日本殖民地」？

对殖民政权的评价

殖民主义是基于种族（血缘）优越而进行军事侵略、经济剥削的扩张主义，是对被殖民者的生命与人性尊严最赤裸裸的压迫。周婉窈刻意将荷据后各时期「支配岛上人群的政治体」一概视为外来政权，以「客观」为托辞回避了其对结构性族群关系的道德是非判断，转而采用「人口族别的比例」、「调查研究的详实」、「近代化的发展」等作为评断标准，谈论治理政策的变革，淡化殖民政权武力侵略、经济剥削的野蛮残酷，丑化、扭曲中国人自己的政权的性质。

首先，周婉窈评论荷据时代时，表示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不是移民性的殖民统治（荷兰人不移来居住），虽然招徕汉人来台，但土著人口可能还是占多数」。反之，当她谈到根本称不上殖民政权的郑氏时期，却称「究实而言，朱成功攻台和荷兰占领大员，本质上没有不同，都是以优势的武力入据，并逐步控制岛上的土著人群」，但「台湾人口的族别比例发生很大的改变」（所以反而更像「殖民政权」？）。具备历史学专业素养的周教授，以如此表面的比例数据来刻意地淡化两个政权之下族群关系的差异，所隐瞒的真相是什么呢？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占据台湾岛的VOC仅为几千余名荷兰人，主要以榨取汉人的劳动力来增产农作物等贸易品，并驯服非以业农为主的原住民族作为镇压反抗者的利刃工具。为此，才有着该书中所提及的：「荷兰人来了以后，就在各社的上头平白增加一个统治层级」；「讨伐时，荷方动员其他社的壮丁一起去攻打」；「小琉球的原住民全数被『清空』」等史事。相较而言，郑氏兵士及家眷虽有数万名，然而郑成功于1661年6月14日的宣谕即明言：「当以己力经营、不准混侵土民（番人）及百姓（汉人）现耕物业。」此即以圈地的限制，实际地保护了先住民族及先来汉人的生活型态。两者族群关系截然不同，绝非草率地以「任何外来统治都有很负面的一面」就能一言蔽之。周婉窈假若真心地关怀「殖民统治对在地人权的伤害」，那么值得留意的是，据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所编之《台湾史》记载：「明郑有台二十余年之中，罕有较大番乱。非若荷兰之时，四出挞伐，累年不休。」回顾历史时，注重族群比例的结构转变之外，更应关注各族群间的结构性关系，才得公正地评断其是非对错，将公道还诸历史，以贴近于历史的原貌。

再者，周婉窈曾称许荷兰「留下丰硕的资料」、日本更「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的土地调查（1898-1904）和人口调查（1905开始，每5年调查一次）」，甚至表示「假如没有这些详实的调查研究，我们对台湾汉人和原住民社会的了解，相信会大幅度降低；有些面向，可能一片空白。」惟这样的空白，真是我们所缺乏的吗？究竟怎么样的调查与资料，可以实际符合「善治」的需要？

早至元代汪大渊于《岛夷志略》中，即已述及台湾出产硫磺。明代郑舜功绘有产硫所在地的小东岛（按：即台湾岛）「鸡笼山」。张燮《东西洋考》亦论及鸡笼淡水「琉璜气每作火光」。惟晚近至清代「榕城（按：福州）药库灾，毁硝磺火药五十余万无纤介遗」后，郁永河始出行台湾，「布以给番人易硫土」，此行并针对「山川夷险、形势扼塞、番俗民情」留下名著《裨海纪游》。相对而言，根据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西班牙占据基隆、淡水期间「积极经营」，「采贩硫磺鹿皮」；荷兰则「每年运出的米值十万盾、糖值十五万盾、鹿皮等亦值数万盾」；日本更是「以全力从事经济榨取」。假若仅以赞赏的眼光将殖民者荷西日人留下的调查记录视为「珍贵的知识财」，就忽视了这些资料的最终用途是为殖民母国的利益服务，目的是加强殖民政权对这片土地的经济剥削与政治箝制。更有甚者，这种评价也意味着未能看懂中国传统所讲究的「善治」、「保境安民」。中国历代地方官员及读书人考察风土民情的目的在于使为政者顺应民情来「兴良风、除弊俗」，不是为了「开发」（剥削）资源而调查统计。而周婉窈却要我们只知感念殖民政权细致的调查资料、精确的数据分析，甚至反过来指责自身传统地方志的不足。

最后，周婉窈赞许「奠基在调查和研究上的踏实知识，可以说是殖民统治留给台湾的宝贵资产」之余，亦强调「日本时期的近代化，大抵是正面的。有些建设背后是为了经济的剥削，但也不全都是这样」；日本在台湾进行建设时，「非常用心」；在推行初等教育上，「相当尽力」；公学校的教育，「品质称得上优良」。在她的眼里，「台湾的近代化，可以看成是明治维新的海外版」。

对于周婉窈视为「大抵是正面」的「日本时期的近代化」，同样任教于台湾大学的许介鳞教授写了一本《日本殖民统治赞美论总批判》来驳斥。许教授指出：「在日本统治之前，台湾在全中国之中是最富庶的一省，当然也比日本富裕。…但是沦为日本殖民地之后，台湾的一切能量资源，转而被日本榨取而牺牲奉献」；「日本殖民统治50年，台湾的资本主义化是完全隶属于日本帝国的一种殖民地型『农业分工』状态，…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牺牲奉献。…这种殖民地的不平等发展，难道还得赞美日本的殖民统治为『现代化』吗？」但正如许教授所斥，「现在的学术界堕落得一蹋糊涂，将日本的『殖民地经营』称为现代化，并失去自己的立场而称『日治时期』，甚至依附日本立场称『日领时期』。所谓『价值中立』的说词，不过是思想没有主体性，一种趋炎附势的奴隶思想表现。」

周婉窈在《少年台湾史》的首篇中说：我们要保护这个岛屿的「文化、族群认同和自尊」。难道周婉窈所守护的，就是：仗恃「在地化」而取得正当性的媚日皇民文化，诉诸「多样性」以自外于祖国的台独认同，以及借口「复杂性」实则沦为美日附庸的「奴隶的自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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