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大师”、任期最长，他成为清华“永远的校长”| 国庆特辑

顶思 2021-11-12

“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 十多年前，时任总理温家宝郑重提出我国办学最高“指示”。然而，今天大多数的我们，对“中国教育家”并没有清晰的画像，更别提传承他们的教育精神。

正值新中国成立70华诞，顶思媒体部基于《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入选的教育家，怀着无比崇敬心情，推出“中国教育家”国庆特辑。在未来7天庆祝祖国生日的假期里，将带着大家回忆20世纪中国教育家们的成长求学、教育理念及实践故事，一起领略这群给中国教育带来巨大影响的人物所彰显出的精神真谛。

借此，与所有教育同仁一起展望，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在何处？

“中国教育家”国庆特辑第五期

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

梅贻琦

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

今年9月26日，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公布了2019年度全球大学声誉排名。清华大学在亚洲大学的排名中首次名列第一，在世界总排名中位于第22位。清华大学在该排名中有如此出色的成绩，离不开一校之长。自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以来，共涌现了21位校长。然而有一个人，被学生们称为“永远的校长”，他就是梅贻琦。

文、编 | 六月七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梅贻琦曾以第六名的成绩在6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

到美国后，梅贻琦攻读电机系，并在学成之后放弃在美国的大好前途，毅然而然地选择回到千疮百孔，民族命运岌岌可危的中国。

1915年他应邀进清华学堂担任物理学教师，之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

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

清华大学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师引进策略

“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广为人知的经典名言，直接体现了梅贻琦的办学精神。

在梅贻琦看来，一个真正的大学不是要有多少大楼，而是要有大师。因为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完整人格，这个目标的实现，依赖大师。

基于这个信念，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实施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师引进策略。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

无一纸文凭的陈寅恪

早年梅贻琦在清华任校务长时，清华想要成立国学院，当时梅贻琦写名单延聘教授。

在名单之中，他给出四个名字：留美博士赵元任，前清国学大师王国维，维新领袖梁启超，还有一个，就是在欧美游学数年，却无任何文凭的陈寅恪。

陈寅恪

对于陈寅恪的聘任，校长曹云祥有些犹疑，但梅贻琦力排众议，“此导师之职位，非陈寅恪不可，虽无一纸文凭，却是三百年来不出一个的大师。”

让布衣陈寅恪成为国学院的导师，这在清华大学成了轰动的新闻。

初中学历的数学家华罗庚

还有一位大师，华罗庚。20岁时，他以一纸论文轰动数学界。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后，向梅贻琦推荐华罗庚。

熊庆来表示华罗庚此人“才华绝世罕见”，却只有初中文化。梅贻琦看了看材料，表示“既然你觉得好，那就好，我听你的。”

华罗庚

就这么，华罗庚破格进入清华。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

在梅贻琦先生的努力下，一时之间有识之士闻风景从，教师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以致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园和西南联大人才济济、繁星灿烂，汇聚了当时各门学科的著名专家和权威学者。

他们之中，有像陈寅格、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这样的文学一代宗师；有像冯友兰、金岳霖这样的哲学名师大家；有像熊庆来、华罗庚、钱学森、梁思成这样的数学、工程科学奠基者。

梅贻琦与“大师”们

另外，控制论创始人、美国数学家维纳、法国数学家哈达玛、美国空气动力学专家华敦德这样的一些世界知名专家也曾在清华执教。清华大学由此奠定了我国主要学术研究中心的地位。

“无所不言，无所不思”的学术自由思想

梅贻琦借胡瑗之言“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道出其“学术自由”思想的基本内涵。

“无所不言”就是今日所说的言论自由，“无所不思”则指的是思想自由。

在此基础上，针对学生，梅贻琦主张用博约原则来指导学生的学习，用裁节原则来约束学生的情感，用持养原则来锻炼学生的意志，坚持这三种原则来追求“无所不思、无所不言”，防止学生流于放荡。

清华大学

梅贻琦指出：“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之北大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即使是在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校加以严密监视和控制下，梅贻琦始终恪守“学术自由”这一大学理念。

因此，在当年的清华园，学派并立，诸说同存。前清翰林，留美博士，有的学富五车，有的学贯中西。

对于每一个教授，他都坦诚相待，哪怕政见不一，观念相左，他都尊重学术的自由，尊重他们的思想独立。

清华园因此而呈现出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学术生态环境，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学术活动十分频繁。

正是这种倡行“学术自由”的大度和风范，才使得清华大学学术勃兴、人才辈出，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等学府。

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的教授自治体系

暂代“校务”孕育了教授自治的雏形

1927年至1928年间,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清华多次发生驱赶、拒绝校长的风潮。并且也发生过教务处长因与校长不和辞职的情况。

梅贻琦也曾在这种情况下担任教务处长，并在校长不在的情况下代理校务，期间孕育了教授治校的雏形。

梅贻琦先生接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后，首先对原在校的教授竭力表示尊重。梅校长严格执行学校的三会制度，即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

1932年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左起：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梅贻琦、杨公兆、张子高

清华大学在由校长组织协调下的“教授治校”制度，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机构具体实施:

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校长为当任主席。
评议会 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文理法工四院院长及教授会选出的 7 位评议员组成，相当于教授会常务委员会，是学校的立法机构。
校务会 由校长、教务长、各院院长组成，是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行政机构。

评议会为清华最高权力机构，教授会为制衡角色，而校长则是“虚君”而已。梅贻琦常说一句话，教授才是学校的主体，校长只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桌椅板凳。

作为“三会”主席，他在会上总是倾听别人的意见，而与会成员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当然，在各种会议上，分歧的意见和激烈的争论时有发生，但梅贻琦的持重态度起到了稳定作用。

西南联大与教授自治

让教授自治学校，不得不提及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时的一次坚持和周旋。

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滇联合办学，称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无校长，由蒋梦麟（北大）、梅贻琦（清华）、张伯苓（南开）三位校长组成的常委会主持工作。

西南联大

1940年时任教育部（重庆）颁布训令，要求全国高校统一科目、统一教材。此举激起西南联大教师的不满。

对此，西南联大召开校务会议，由教务长主持，全体教授参加，商定抵制策略。

会议通过了一份《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由西南联大常委会抄呈教育部。

呈文由清华教授冯友兰撰写，既义正词严而又文辞雅训。如说：“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又言，“教育部乃行政机关，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作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

函文软软硬硬，不乏幽默。函文经梅贻琦过目审订，在“教部今日之员司”处加批：“此段不抄入呈部文中”。暗语指在教育部任职的两位清华、北大教授，都是老同事，何必伤了情感，节外生枝。

梅贻琦如此策略，保持住了教授们对西南联大的自治权。教育部呢也无可奈何，只好默认联大对相关训令可以变通执行，不了了之。

“通专兼顾，通重于专”的通才教育导向

梅贻琦曾写道：“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

梅贻琦

并且梅贻琦指出“通识”，是为一般生活所准备的；“专识”，则是为特殊的事业所准备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才次之。”

在梅贻琦看来，大学对学生的培养一方面要对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科学有一个基本了解，另一方面对三大科学要能融会贯通，了解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因此清华大学在梅贻琦先生的通才教育思想指导下,从1933年开始，一年级不分系，文、理、法、工学院学生在一年级都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共计36~38学分，占总学分的27.2％~28.3％。

其他各类课程所占学分比重，各系略有不同，其目的正是给学生打下广博的基础，以避免专门化太早的毛病。

清华大师们

梅贻琦要求培养的通才，除了要有广泛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外，还有以下几个特征。

健康的身体。他说：“身体强健,才能担当艰巨工作，否则任何事业都谈不到。”
科学的态度。梅贻琦指出：“无论研究哪种学问，考察哪种事业，都要保持着科学的态度，然后才能得到真实的学问……这种科学的态度，吾以为应有以下几种成分：第一要不预存成见；第二要探究事实；第三要根据事实，推求真理；第四要对于真理忠诚信守。”
整个之人格。他认为大学要使学生养成“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
高尚的道德品质。从其著述分析，梅贻琦希望大学培养的人才具有的道德品质主要有爱国主义、团体合作、舍己从人、因公忘私、吃苦耐劳、态度谦虚、思想独立、守纪律和光明正大等。

这种教育方式对清华大学乃至现今的大学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打破了人才培养规格和发展方面的单一性，使学生能够扬长补短、各得其所，为日后各展其能、其所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比如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于光远在清华原是同班同学，而钱三强和何泽慧后来成了核物理学家，王大珩成了光学家，于光远则在经济学、哲学、教育学领域颇有造诣。

清华金属、无线电和农业特种研究所科研人员合影。第一排站立者左四叶企孙、左五梅贻琦，下蹲者左六吴有训

结语

梅先生曾说：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大概意思是指老师像大鱼，学生像小鱼，老师领着学生，学生跟着老师，一起生活和学习，时间长了，教育效果自然而然就达到了。

作为学生的老师，他或许称不上是一位“大师”。为了达到这样的“从游”教育效果，梅贻琦在那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发掘了一位又一位人才，并把他们推向了“大师”的宝座。

纵观梅贻琦的一生，没有留下鸿篇巨著，也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他的一生，似乎仅仅只做成了一件事，成为清华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就是成功地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家之一，他的办学经验和思想，值得现在的我们常吸收、常研究、常珍藏。

参考资料：

1. 梅贻琦—清华永远的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