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学博士、中国《史记》研究会成员投身基础教育，他说《三字经》和《千字文》都是伪国学

吴昱昊说可能和自己是天蝎座有关，总闲不下来，想做一个真正能影响到别人的人。所以他童年的梦想里包括了当律师，当记者，后来接触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家”们后，又萌生了做学者、且是大学者的念头，硕博期间，他又开了家琴行，教人弹吉他，玩起了摇滚乐，觉得这也是能影响别人的一条路子。

文、编 |  Kimberly

“寻博记”第三期，我们采访了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的助理校长兼课程协调员吴昱昊博士，与想象中“古典文献专业博士大概都是寡言少语的”预判相反，吴博士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求学故事和就业选择之外，他也从各个角度剖析了现今对“国学”学习的误读，并且对国际教育人才培养与发展提出了个性鲜明的见解。

看探索：

国学和IBDP中文课如何互相成就

古典文献学专业出身的吴昱昊，立志把国学融入自己的课程设计和教学中。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精华在文言文里。“白话文毕竟只有100多年，缺乏历史沉淀，现在的一本畅销小说，到100年后，世人可能已经把它忘却了，然而《史记》，2000年前和2000年后的评价都是一样的。”

吴昱昊对文言文这么推崇有加，是有缘因的。

家中大量的藏书，加上全家的阅读习惯，令他自5岁起就习惯和爷爷、奶奶一同看书。在别的孩子还在看武侠小说的年纪，他已经把《古文观止》和《续古文观止》翻了个遍。

到了高中，他从《通鉴精选》入手，之后又陆陆续续读起了清末启蒙大师的著作，如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容闳的《西学东渐记》等。

到了硕博阶段，他更是师从中国《史记》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赵生群教授，研究了6年《史记》和先秦两汉文献。

在他看来，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些大智慧，必须得传给这一代的学生们。

“现在的孩子们在市场大环境的影响下，被家长拉着学什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去学《三字经》、《弟子规》，但是这都是没有大意义的。这些所谓的‘蒙学’作品，反映的都是市井、日常的东西，教导孩子们不要惹事、不要出头，但你再看看我们的经书里写的又是什么？是教导人们做堂堂正正正人君子大，天天顶天立地大丈夫。

“蒙学”又称“蒙馆”，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授的内容主要有识字、写字、伦理道德，所使用的教材一般为《蒙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四书》以及《苍颉篇》、《千家诗》、《幼学琼林》、《格诗联璧》、《龙文鞭影》、《弟子夫》、《女儿经》、《增广贤文》等等。

所以《三字经》那种不是大智慧，它是市井的，传递的是类似谨小慎微等日常道理。真正的国学讲的是：经、史、子、集，是一门严肃的、博大精深的学问。”

看矛盾：

阶级差距导致教育分层愈发明显，

“死局”怎么解？

在国际教育行业摸索八年，吴昱昊也接触了不少家长。他发现，现在的精英家长们在培养孩子方面确实有一套。

首先，他们给予了孩子充分的自由让其“野蛮生长。”

其次，国际学校发展到今天，送子女来的家长已经和以往的家长大不相同了。以前，家长们希望将孩子送到国外移民，因此最看重的是学校能否充分提高孩子的英语能力。但从2015年起，许多家长慢慢转换了思路，对于孩子们的中国文化沉淀的需求越来越明显的。

他们认为，孩子哪怕是出国，也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化根基，这样才更可能地在国际社会上成功，因为TA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的民族文化是什么，而不是作为一个无根的人在国际舞台上去随处漂泊。

所以作为资深的IBDP中文文学教师，他提出在PYP、MYP阶段更适合将国学融入课程体系当中。

例如：小学阶段的孩子适合接触一些带“韵“的国学文学作品，以及以故事形态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并在低段年龄多注重合乎现代精神的“童子礼”，从孩子的习惯素养着手培养。

相较课程紧凑的DP阶段，这两个阶段的课程可以有机地将国学知识、文化融入其中，帮助学生细润无声地习得传统文化。

而到了DP阶段，由于它的课程已经非常饱满，因此可以添加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数量相对有限，不过，由于不受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课纲影响，DP的中文课程设计自由度更高，学生们学到的国学内容也可以更加深刻。

其次，在书本文学知识之外，国学也可以被融入到“课程实践”中，因为IB课程体系本身就有类似的设置。如：实践、行动和服务课程。在未来，吴昱昊准备将这一课程实践与其所在的燎原双语学校的“非常学院”相结合，力图把国学做的多元化、丰富化。

吴昱昊希望，能够通过传递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让学生真正理解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的魅力。

看现象：

“大材就得小用，

必须把博士用在基础教育上”

不过，如今备受瞩目的明星教师吴昱昊以前没想过做老师。

受够了应试教育的苦，他觉得教师这个职业无趣、刻板，没有个人时间，蜡炬成灰泪始干。未曾想，阴差阳错地，却成了师范大学的学生，这似乎也是一个信号灯，隐隐约约在告诉他：以后啊，注定与“教师”这个身份解不开缘分。

填报专业的时候，他写了“应用心理学”。从小深受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他觉得有必要系统深入地了解、学习西方文化，而心理学是个很好的切入口。可与预期的不同，一身文科“功夫”的吴昱昊，在应用心理学这个理科专业，显然有些水土不服。

一番思考，他决定在自己喜爱的文史领域深造。所幸，基本功还在，他也一直没有断了对文史等古代文献的自学、钻研。于是顺理成章地，读研的时候，他选择了中国古典文献专业，又用了3年时间修完了博士学位。他说，他想再多读点书、夯实基础，力争在未来能为弘扬中国文化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命运又开了次玩笑。

本想在毕业之后去在大学教书、走上著书立说的道路的他，又被现实打得节节败退——作为讲师，一个月不到三千的薪资，怎么活？“知识分子也要生存啊，我要吃饭啊。”

前途迷茫之际，因缘巧合，他在网上看到了IBDP中文文学课的介绍，意识到这正是自己能够大施拳脚的领域。“这种中文课简直是梦想中的课程，中文再也不是单纯的阅读分析与应试了，而是一种自由度更高的人文主义课程。”

吴昱昊就这么进入了国际教育领域。从业8年来，他先后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常熟世界联合学院和北大附属实验学校等顶尖国际化学校任教，在教授IBDP中文文学课程之余，更为全校学生开设了多门中国文化选修课与讲座。

而今，他来到上海燎原双语学校，作为该校的助理校长与课程协调员，他将助力燎原双语的IBDP课程设计、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的发展，帮助燎原学子积淀中国文化素养。

吴昱昊觉得，基础教育是人才成长的起点，青少年素质培养的根本在教师，最优秀的人才能培养出更优秀的人。“高中的基础是初中，初中的基础是小学，小学的基础是幼儿园。基础教育需要最有才华和最有思想的人。‘大材’就得‘小用’，必须要把它用在基础教育上。”

“唯学历论”虽然是片面的，但从整体来看，学历越高的人，确实能力相对更强。吴昱昊提到，一线教学不仅需要普通教学人员，更需要一批可以持续自主地开发与更新课程和教法的高级人才，而这样的能力，是一般本科学历出身的老师所望尘莫及的。

“他们所接受的知识，说到底还只是通识教育，深度不够，因此在教课的过程中，他们的视野也会较窄，做不到高屋建瓴。”

吴昱昊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若想走得更远、更好、更具创新性，博士教师团队的配备与壮大势在必行。

看碰撞：

我为什么对单纯公办学校出身的教师

持保留意见？

由于吴昱昊现在是助理校长，兼具着管理者的身份，所以这次在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也向他请教了一些人才管理的问题。

我问他，在招聘的过程中，您倾向于选择什么样的老师？

他答：学术能力强是最基本的条件，需至少达到硕士水平，而且英文必须要好。另外，如果这名应聘者有着多年公办学校教学经验，他可能会好好考察一段时间。

在他看来，越是好的公办校的老师，他的思维就越可能僵化，因为长久以来都处于被驯服状态，早已有了固定的教学“套路”，而这一点，对于国际学校的教师而言，是大忌。

那作为领导者，又该如何管理学校呢？

首先要学会“放手”，给予员工足够的自由。就像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里所说的那样，“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如果把老师管得过紧，他们怎么发挥自己的才华呢？

其次要“用材”而不是“妒才”。吴昱昊提到，其实基础教育很多时候是不接受博士的，为什么？试想，一个高中学历的校长不希望、甚至害怕学校里有一位博士学历员工的出现，担心会是对自己权威的一种威胁。

但是真正有远见的领导者，他的格局不应该局限在自己一人身上，而是要为整个学校的发展考虑，让人才“才尽其能”。

其三，要为员工们营造适合的环境，主动为教师排忧解难。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必须考虑到“教师心理”这一层面，把大部分教师的心理承受能力为底线，推行人性化管理。

只有相互之间产生了信任，才能携手共同将一件事做好、做大、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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