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校人才“迁徙潮”凶猛：教师、中层、校长正在悄悄奔向哪里？

全球疫情、“双减”、“民促法”推进，国际教育风云变幻的时代，一场更加凶猛的国际学校教师迁徙大潮正在加剧——95后新生代教师打拼在一线大都市的国际学校，却时刻观望二线城市或新一线城市；80后国际学校中层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之间不停跳槽、穿梭，升职加薪；而资深的学校高层，校长、学术校长、执行校长们更像职业经理人，漂流到三线城市甚至十八线小城，在国际教育的“洼地”创校、布局、指点江山。国际教育职场人才大迁徙的背后，他们经历了怎样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01

青年教师：

北京、深圳、青岛、武汉，

憧憬无处不在

“是工作都会让你不开心，但如果是编制内的工作，你干得不开心不能轻易离开，非常不自由。”林欣出生在辽宁某三线城市的公务员家庭，亲眼见过父母在体制内的各种糟心事，发现父母工作并不顺心。“宇宙的尽头是编制”这句话在她的内心显然不成立。

从世界TOP50名校硕士毕业回国后，心怀梦想“决心从事教育，为偏远地区赋能”的林欣在去年5月份加入北京某大型教育培训机构，成为一名管培生，为3-6线城市输送课程资源，结果板凳还没坐热乎，就赶上“双减”，整个事业部被一刀砍下。临近8月，林欣匆忙跳槽，经熟人推介，她了解到国际学校，依靠自身的学历优势和双语讲课能力，顺利入圈，去往深圳某名头很大的民办学校国际部。

没想到在深圳再次遭遇了滑铁卢。“国际部教职员工共50余人，我入职第一年，走了近25人。”管理混乱、生源堪忧……林欣萌生退意，开始把目光投向二线城市山东青岛。这里和老家辽宁有接近的气候和文化，也是国际教育发展的“新高地”。但在拿到青岛某知名民办校的offer后，她犹豫了。

青岛的国际教育未来到底能发展得怎么样？林欣心里没底，“大城市学校肯定比小城市学校更稳定，机会也多，留在深圳进可攻退可守。”在今年9月开学前，林欣去了深圳另一所更为满意的学校。“这里学生的学术成绩非常优秀，再补充国际化的素质教育。”这让一直学霸之路走上来的林欣找到了归属感。

无独有偶，95后武汉姑娘王静入圈国际教育之路同样波折。2019年，从香港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王静留在香港金融公司做跨境资产管理，服务内地中高净值客户。没料到，2020年疫情席卷香港，口罩短缺、民众抢菜……疫情导致内地客户无法来港，王静负责的业务几乎停滞。只身一人在港漂泊的王静突然感受到无力—— “香港不属于我，我不属于香港”。2020年9月签证到期后，她即刻收拾行李直接返回深圳隔离。

重新找工作时，王静意外得知金融公司客户的孩子们不少在国际学校就读，深圳也新建了很多港人子弟学校，另外国际学校普遍比较缺经济、商科类教师，王静看到了机会，并成功在某国际高中找到教职。一周6-8节课，工作轻松舒适，但过于安稳的日子反而让王静感受到职场危机。今年上半年，深圳疫情反反复复，线上授课成为常态，生活秩序被打乱，王静返乡武汉的情绪变得高涨。而在入局国际教育后，武汉似乎也成为王静的最优选项。

作为“中部第一城”，武汉的国际教育势头发展迅猛。顶思的研究报告显示，2022年武汉新增4所国际化学校，总数将追平重庆，和成都、杭州等新一线城市也在缩小差距。王静赶在深圳开学前如意拿到武汉某国际高中的录用通知。较深圳，薪水打了9折，课时量翻了一番，课程难度增加，除了日常教学，还有社团导师等工作。但不用背井离乡，还能实现职业突破，王静心满意足。

类似这样回流家乡就业的国际教育人才不在少数。顶思人才部总监张杰介绍，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回乡就业，降薪降级求职已成为国际教育人才市场的新特征。

林欣坦言，身边的同事因家乡发展机会不多来到深圳发展，但同样考虑过两年再回到二线城市，“能留下是最好，但不强求，不愿意降低生活质量，去二线生活得也比较舒服。”

02

骨干中层：

在北上广深等教育“高地”穿梭，升职加薪

36岁重返职场，从二线城市到一线城市，降职降薪……张倩的职场逆行几乎是精准踩雷，但也因此顺利度过了“中年危机”。

“19年每周都有猎头给我打电话，但当我重返职场时，主动联系猎头，他们能提供的职位数量远远少于当初。”身处西北的张倩在国际教育圈工作近9年后，在2019年突然按下职场暂停键，回炉深造EMBA，2年后回归职场，明显觉得今时不同往日。在重新深造以前，张倩已经在陕西某知名公立国际部做到教学副校长的职位。期间，她经历了行业的发展曲线。“2019年以前，国际教育行业发展迅速，人才需求量大，自己在30岁出头就被推到了管理岗。”到接近35岁时，职业瓶颈出现了。还能不能继续向上发展是个未知数。于是，进修EMBA成了一个缓冲周期。

再就业时，张倩把目光瞄准一线城市。但从二线跳到一线，并不那么容易，人才济济之外，“已婚女性+高职位”的组合让求职要求变得更加苛刻。“面试时，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对方在诸如孩子、家庭等问题上反复盘问，一遍又一遍地确定更换城市会不会带来不稳定性。”张倩回忆起当时在深圳的面试经历。

如今，张倩已经顺利入职上海某知名国际学校，担任项目协调员，从教学管理岗到项目协调员，从二线城市到一线城市的过程中，伴随着职位降级、薪水没有明显提升，但更大的平台让张倩迎来职业新发展。

张倩回顾自己早期在国际部和私立国际高中做管理岗位时，前期都是靠自己“悟”，然后照猫画虎，自己再看一些零散的管理类文章，再实践，再反思总结，都是碎片零星式的。因此，EMBA给了她系统的商管知识。“经营学校和运营公司很类似，主要就是三大板块——人力、财务和运营，职位越高，可能越需要对这些方面有框架性和高层次的思考。”过往的教育工作经验外加系统化的学习，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发挥运用，张倩认为可以在这里实现个人能力的精细化打磨。

相比年轻教师进退自如，中层教师还在攒着一股劲，在北上广深等国际教育主流城市间来回穿梭，不断突破。顶思人才总监张杰认为，和青年教师以城市为主要考量因素不同，中层管理人员的流动迁徙更关注学校能提供的平台。

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的于简起点很高，一毕业就在北京某顶级新创国际学校任职，成为创校团队最年轻的成员之一。教学、运营、管理......于简用4年的时间吸收了学校方方面面的经验。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有新的突破？

2018年，于简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终于回到了从小生长的上海，加入某大型教育集团，协助总裁管理成员学校，期间参与指导了华东区多所新创校的建设。但集团的公司化运作和单体校的校园气息还是有差距，经过一年的尝试，于简想清楚了：自己更适合学术道路。

于是，她再次折返北京，回到“老东家”。2020年后，疫情肆虐，“北漂”6年的于简归乡的思绪越发浓重，“还是想离家近一点”。2021年，苏州一所知名品牌新创校抛来橄榄枝，于简获得了学部管理岗的职位，实现了职业的跃升。

对于于简来说，这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苏州毗邻上海，又是长三角地区国际教育的新高地。而对于新创校来说，如何做出口碑，是她作为学部校长要重点发力的地方。早年在北京积累的创校经验，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不仅针对常规教师，对于学校特殊职能的岗位来说，“平台效应”尤其明显。资深升学指导裴蓝桥在2010年扎入“升学指导”的蓝海，已经先后辗转于北京多所知名公立国际部，后离开北京前往深圳，加入某知名国际化学校。

在她看来，和学校中常规的学科教师不同，升学指导在不同学校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和功能非常不一样。有的学校，升学指导可能只是帮助学生申请留学的最后一道关卡，在话语权上较弱，在学校里处于边缘位置。而在有的学校里，学校围绕出国这个目标，把升学指导提到了新高度，将其和学校其他各职能部门强有力地联系起来，统筹安排升学和教学。另外，升学指导在不同学校的岗位结构设置和规模上不一样，比如从初级升学指导到升学指导主任，中间的岗位划分不一样；根据学生规模，升学指导团队可能3-5人，也可能是10人以上。

裴蓝桥认为，升学指导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虽然近年升学指导从业人数有大规模增长，但该职业的行业标准和体系还不完善，“升学指导是帮助学生匹配适合的学校和专业，而不是唯‘藤校’‘名校’论，在这一点的认知上，业内还未达成共识。”所以裴蓝桥更倾向于锁定国际教育发展较为成熟的一线城市，并在其中挑选和自己的理念相匹配的学校。而伴随着学校发展，当学校的升学成果达到顶峰，无法再突破时，升学指导可能会开启下一段学校旅程。

03

高层人才：

从“高地”漂流到“洼地”拓荒指点新江山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力量办学蓬勃发展，最早一批的从业者如今也成为了许多民办国际化学校的实际掌舵人。这群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伴随着时代剧变，已经成长为高管、校长、学术校长。如今的他们却没有停下脚步，依旧在大潮中迁徙。

2003年，37岁的林辉辞去江苏某三线城市副科级公务员的工作，拖着行李箱从安徽老家只身来到北京。高楼林立，人头窜动，当时的他“两眼一抹黑” 。年轻时是教师出身的他发现，那时一批中外合作办学的国际化学校在北京开办，各种新鲜的、具有前瞻性的教育理念涌入首都，刺激了林辉的兴奋神经。

高中3个年级，每个年级2个重点班，林辉跨了6个班上课，终于累倒了，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林辉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和经验，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穿过北京城灯火通明的夜景，回到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和街边商贩、建筑工人、餐饮服务员合住……空间仄逼。当时每个月2000块钱工资，第一年过春节时，从北京回老家，路费也没攒够。

林辉在北京一所中外合办学校一待就是10年，这十年也是民办教育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几乎没有过职业倦怠”，林辉回忆。

之后，随着市场化刺激，各类民办教育机构已经在中国主流城市布局扩张，林辉的职业晋升步伐也在加快，他跳槽的脚步经历了北京、上海、青岛、深圳等地知名国际学校，从普通教师、教研组长、教学主任到校长……林辉一路迁升顺畅，年薪突破了百万。

近几年，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国际教育存量和增量都在逐步减少时，三四线城市的国际化民办教育正在悄悄萌芽。其中山东临沂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临沂位于鲁东南，靠近黄海，其虽为革命老区，但也是现代化的物流城和商品城，民间有“南有义乌，北有临沂”之称。

今年，林辉受投资人邀请，来此处办学。“学校筹办第一年，换了6个校长，”林辉无奈地说，投资人想办高端的国际教育。林辉解释，山东是人口和文化大省，自古以来重视教育，但还是以国内升学为主，国际化教育还处于破荒状态。

林辉说，目前生源和师资的基础较薄弱，这是办学面临的现实挑战。怎么把学习习惯差的、甚至厌学的学生教好，这是考验办学者功底的时候。林辉认为，无论是国际教育还是国内教育，都要以人为本。生源越没有优势，越要彰显教育的温度。“把国际学校的个性化教育和升学指导植入进来，为学生增加更多的上升通道。”林辉希望能把过去国际教育的经验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做一些创新，若能趟出一条新路，也是为赋能教育弱势区域提供经验和借鉴。

同样来到山东某二线城市办学的还有校长赵青，她目前在当地一所公立国际课程中心和私立高中担任校长。90年代初，赵青在东北某省会的公立学校当英语老师，因率先尝试灵活创新的教学法，打开一片天地，升为教务主任，后来主动放弃教师编制“下海”，先后前往上海和苏州等民办学校工作。因教学成果出色，受到当地一区公办学校的青睐，对方给了她非常不错的待遇。但公立教育的体制还是有诸多限制，比如当时的管理者们主张“和学生的时间死磕到底”，而赵青希望给孩子们自由呼吸和全面发展的空间。2008年，赵青再次放弃编制，踏入国际教育圈。“我扔掉了铁饭碗，可能捧的就是金饭碗。”赵青回忆当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

在苏州国际教育圈深耕10年后，山东给她发来了办学邀请，赵青心中迟疑犹豫。家人鼓励说，“江浙这一带不缺你一个校长，就去那边帮忙吧，也许别人真的需要你。”当初以专家顾问的角色来到山东的赵青，已经在这里扎寨安营，迈入第四个忙碌的开学季。

结语

在疫情、政策、学校、家庭等各方面因素影响下，国际教育从业者迁徙的步伐继续加快。老师们流动的因素各不相同，但都没有在艰难的时刻选择放弃——“既然一开始选择了教书育人，就一条道走下去吧！”“来来回回，还是更适合做教育”，这是老师们共同的回答。

*（受访者为化名）

作者 | Zoey 

运营 | 天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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