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制度形上原理：3.8论西方无信史

3.8论西方无信史

吾人应将西学中之histroy 与中学之史学严加区分，西学中实无史学一科！

History于西学中属文学下之亚科，学history者授文学学位，故history与其说是史学，不如说是文学，其真实性甚至不如中土小说家言，亦即言西学中实无史学一科！中夏有史官以即时记录生活，故史学根据史官之实录书写，以为后人提供借鉴与经验教训。西方无史官制度故无生活之即时记录，故history之书写不得不据考古文艺作品等进行推测与编造，目的则系为当代人之利益辩护。

所谓一切历史皆为当代史正是西人之夫子自道，亦只适用于history,对于中国之史则绝不可如此说也。综上，西学中之history与中学之史实不相侔，翻为历史实为误翻，认为与中学之史学同类则定系误认。西学中实无史学一科！可直接翻译为伪史或音译为黑丝道瑞，还仍将其置于文学科下，作为文学的一种，与小说、戏剧并列为同类。history系中学中史学之假冒伪劣品，形式多效颦于史学，然因无史官制度之实录，故实质上则大大变质，而成为虚假之伪史。

欲辨希腊西学之伪，书写载体乃一大问题。窃以为无切实可信之书写载体以及声称之书写载体与文体之不能匹配乃所谓古希腊著作乃至耶经以及中世纪著作系伪作之最突出论据。以上作品西人声称乃写于莎草纸或羊皮纸上，首先此只系近现代西人之声称，无信史亦无真实实物为证据。印度之经律论及五明乃写于贝叶上，中国之经史子集乃写于简帛纸张之上；此皆有信史与无数保存下来之实物为证，洋洋大观之古希腊学术耶经教父以及经院哲学家之作品书写于何物之上？至今仍全然是说不清道不明之事！

随便打开中国古书，文字载体之信息即扑面而来，如子读易韦编三绝，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子张书之绅，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又如典册籍等字；此皆明白表明中国古书乃系写于竹木简帛之上。观第欧根尼拉尔修之《名哲言行录》（此书是后世一切西方哲学史书写之基本底本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生平之唯一原始来源）色诺芬之《回忆苏格拉底》，古希腊被写为发达之文字社会，文字之使用相当普遍，书籍遍地，书信遗嘱满天飞，其中所载作家之作品动辄即有数十百部数十万行数百万字。

然却从中透不出此诸书及书信遗嘱系写于何者上之任何信息，是将纸与印刷已流行之近代欧洲投射于古代希腊却又有意回避书写载体之问题所致乎？此时之希腊据称正在使用莎草纸作书写载体，而莎草纸极为昂贵。如此，则廉价易得之遍地书籍发达之文字社会与极为昂贵之文字载体即成为明显矛盾，此又是造伪不慎穿帮之例。其次书写载体与文体应匹配，即书写载体以及书写愈廉价便利，则文体愈铺排不惜字；前者愈昂贵不便，则后者定愈简短惜字。

此是一不易之定理。写于贝叶上之印度文献与写于简帛纸张上之中国文献及其在时间中之演变皆合乎此一定理。例如简帛较纸张昂贵，手写较印刷不便，故中学之著作愈往前愈简短惜字，愈到后来愈铺排不惜字；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乃于明清印刷已普及多年后方出现也。近来燕然勒石之发现再次准确验证此一规律。刻于今蒙古境内山壁之勒燕然山铭与汉书中所载几全然一致（于此又偶得中国史书乃信史之一证），不过少数十字，所省者皆盖等无关紧要之助字也。

可知汉书中所载乃班固当时书写在简帛上之原稿，将此刻于石壁之时，由于刻凿之艰难，故将本已甚为精炼之原稿文字尽量再加精简，删去不影响达意之盖等助字，故同一篇文当由简帛上转到石壁上之时，即又省去数十字也。此全合书写愈不便文字愈精简之定理。

观所谓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作品耶经乃至中世纪阿奎那等人之作品（一部柏拉图对话精义无多而长达二百万字，亚里士多德作品据称有千万字，今传亦有数百万字，耶经七八十万字，神学大全六百万字，阿奎那全部作品在千万字以上），其铺排程度较明清章回白话小说尽有过之无不及！如此铺排不惜字之文字，只可能是印刷于纸上者（事实亦是如此西方所有今日存留之所谓古本全是印刷于纸上者），却声称乃手写于极其昂贵之莎草羊皮纸上，无论如何令人难信！

全与以上定理相反，显系作伪不慎而穿帮！据今之羊皮纸制作及抄写技术，一部耶经需三百六十张羊皮。则一部神学大全需三千只羊。据成说十三世纪已是士林哲学时代，欧洲学士如林，学术发达，耶经神学大全等书当然是广为流传。若耶经抄万部大全抄百部，当是极为保守之估计。需多少只羊，读者自会算数。欧洲有无这多羊以供此两部书之抄写，真是难说。

况且彼时并非仅有此两书，而是有许多古希腊古罗马之古书，特别是奥古斯丁以及东方教父数不清之著作（一部上帝之城论卷多至二十二论字即长达百万），尚有如林之学士亦新作许多书，此诸书之传续面世甚至打草稿都需要羊皮，如此多羊将往何处寻乎？一般估计一部书之草稿字数二倍于定稿不算过分，故一部神学大全之草稿即需六千只羊！若曰用羊皮打草稿太贵，可用它物代替。问何物可代替？未闻在蜡板上或竟在地上打草稿能写百万巨著者！又西欧彼时有蜡板乎？

总之，西方自古无史官制度，亦无修史传统；其政权族群人种语言屡次中断更迭，甚至拿不出有起码可信度之书写载体；故西人之所谓历史几全出于近世中国纸及印刷传入后仿照中国史书而作之编造，其所谓古典作品以及耶经教父中世纪作品皆系写于中国纸上之新作，斯又何疑乎！

又据程碧波教授对于旧地图之研究，今埃及开罗至海以及两河流域之大部分地面于八百年前皆是海洋并不存在；此更为釜底抽薪之举；一部西方史随埃及两河之见破遂轰然崩塌矣！如同所谓西方古典学术无书写载体以承载之，所谓西方文明甚至无地面以承载之；真皆空中楼阁矣！

史官为学术之源，西方无史官故不能自生学术，一切西学实源于中学也。神学哲学衍自经子，科学文艺源于器学；欲知其详，可参见《西学之中学渊源》一文。

四学与四职一一对应，亦可曰，四学出于四职。四学即经史子器，四职即史王官民。经出于王，史出于史官，子出于三百六十治民之官，器学则用于教民。诸子各出于王官之一，依汉书艺文志之说：道家出于史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名家出于礼官，法家出于理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吾人以为经出于王，经部乃王所统领之一部，经之作者皆系王故。

当知孔子为王，孔子乃立法之王、无位素王。经乃立法之王所立治世之大纲大法，则史部即记录此大纲大法实际施行之痕迹。故史部经部两者皆系道术。庄子天下篇曰：“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此已将史经子说全，天下篇已明示此一史经子之结构。

史官所传者史学，即道术之事迹；诗书礼乐易春秋，此系王所立治世大法；诸子即百官之学，也即一支一节之方术。史官所传授者史学，王开出经学，百官流出子学，民则对应器学。亦即曰民所从事乃具体之劳作，即需学习相应之技艺，如农民需学农学，工民需学工学等等。此乃庄子天下篇所给出吾人关于经史子器分类之证明。

西学范式神学哲学当子学，科学文艺当器学。西制无王无史，故西学无经无史；唯有官民，故亦唯有子器也。

童庵先生简介

孟晓路，字庆福，号童庵，当代中学大家。1970年生，河北献县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于河北大学哲学系任教。给自己的定位是体制内民间学者，长期致力于走出西方学术规范复兴中国原本教育学术体制，首创经史子器四学范式并提出四学书院理念。主要研究领域有儒教、佛教、中西文化比较等。主要著作有《圣哲先师孔子》《儒家之密教：龙溪学研究》《寒山诗提纲注解》《七大缘起论》《形上学方法》《佛学与西学》《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天下制度形上原理》《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大学中庸提纲并注》《太极图说研究》《弟子规出处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