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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记外交家徐以新(三) | “半个布尔什维克”的不凡人生

王民伟 外交官说事儿 2022-07-19


王民伟,自由撰稿人,钟爱外交史事方面的写作,曾出版《历史需要细节 一个后代眼中的老外交家往事》。





  EDITORS NOTE   

在追寻老一代外交家足迹的过程中,我特别对“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做了专题研究。虽然这是一笔历史糊涂账,“二十八个”是谁至今难以搞清楚,倒是那“半个”比较明确、统一,就是指的徐以新。因为当时徐伯伯年龄仅17岁,又是个团员,所以把他算作半个。





革命生涯 

徐以新伯伯原名徐一新,浙江衢州人。

1926年12月上旬,北伐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进驻浙江衢州城。正上初中的徐以新,在老师华月峰(共产党员)带领下,接触到了北伐军二师政治部王天元等一批共产党员。

在与北伐军的来往中,他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16岁便决定参加北伐军。北伐军看他还是一个孩子,就没有同意带他走。

但他参加革命的决心很大,3天后瞒着家人,身穿老师送给他的一件旧大衣,怀揣一块用作生活费的银元,一路追寻北伐军前进的足迹,直到杭州附近的富阳才赶上队伍。

北伐军的长官见他参军热情高,人很机灵,又吃苦耐劳,所以在1927年1月正式批准他入伍。

由于徐以新的字写得好,后来便担任了北伐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宣传科见习官。在部队里,他每天写稿、写标语、画宣传画,有时还排演一些小节目,由此开始了几十年的革命生涯


北伐战争期间党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国民革命军到达上海后,按照党组织的要求,他随一批共产党员参加了上海工人纠察队,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与反动派展开殊死斗争。

起义失败后,党组织秘密安排他去了武汉,先是在中央军委做秘书兼交通的工作,后又到叶挺的11军政治部做科员。在此期间,经陈赓、何成湘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CY)。



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时的代表徐以新(左)、蔡畅(中)、陈赓(右)合影(照片由王民伟提供)


“南昌起义”前夕,他奉命随部队赶赴南昌。到了南昌后,起义部队已经南下,他后来在抚州追上起义部队。在此期间徐伯伯先后成为周逸群、贺龙的机要秘书。

南昌起义后,徐以新随同起义部队南下到了广东海陆丰地区。部队被打散后,他到了香港,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到了上海,之后又安排他去苏联学习。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


30年代的克里姆林宫

在苏联学习3年后,1931年回国后任上海青年团沪中区区委书记。后赴鄂豫皖苏区,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参加过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两爬雪山、三过草地。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打通甘肃、宁夏、新疆到苏联的通道,红军组织了西路军渡黄河北上。西路军开始打了几场漂亮仗,后来在古浪遭敌包围,损失巨大,伤了元气。虽然将士作战勇猛,但后因孤军无援,最终溃败了,出征时有2.18万将士,最后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只有少数人分散突围返回延安。

徐以新随西路军出征,在危难时受命组建干部团突围。因当时战情复杂,如何突围有不同意见,他就随王树生的百十人部队行动。几经周折,队伍也被打散了,他成了孤身一人。在逃避“马家军”的追捕中,遇到好心的当地老乡将他隐藏在家中,使他虎口脱险。


1979年徐以新夫妇、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右2)去甘肃老区与当年救护过徐以新的屈大成(左1)合影 (照片由王民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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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以新与农民小伙屈大成的故事


西路军在肃南县大草滩的战斗中,徐以新因负伤与大部队失散。战斗结束后,他只身一人拖着伤冻的身体,躲藏着敌人的搜捕,在祁连山中艰难地寻找队伍,与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顽强斗争。

几天后,奄奄一息的徐以新在一处叫白水泉的山坡上,终因饥寒交迫晕到在地,被一个放羊的小伙子发现。

小伙子明白了这是受伤掉队落难的红军时,将他背到一个山洞中影藏起来,并用草药为他医伤,为他送饭,一次又一次地帮他躲过了敌人的搜山队。后来,小伙子又将他转移到自己的亲戚家精心照料,使他的伤情和体力好转,脱离了危险。

救护过徐以新的小伙子名叫屈大成,是世居此地的农民后代,在救护徐以新的过程中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

屈大成和众乡亲的全力掩护下,徐以新经过了整整9个多月的休养,完全恢复了体力。到这年的10月份,徐以新准备离开山区到东边去寻找党组织时,全山村的群众为他筹措粮款,隆重地为其送行。


在避难的日子里,他无时不刻地思念党组织和战友们。半年过去了,风声渐缓,他归心似箭。在告别乡亲们后,他冒着风险,踏上寻找党组织的路。

在兰州“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当见到谢觉哉、王定国夫妇及一些熟悉的战友时,他像孩子那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像脱线的珍珠,一滴接着一滴地流下。找到了亲人,回家啦!他高兴得将这半年遇到的险、吃的苦、受的委屈全都抛至脑后了。


公审谢文东的群众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他任辽东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依兰县县委书记、佳木斯市市委书记、沈阳军区的政治部主任,领导参与了对东北土匪“四大旗杆”李华堂、谢文东、张雨新、孙荣九的剿匪任务。


公审谢文东的群众大会

1946年11月21日在依兰县一座财神庙前的广场上,徐伯伯主持了公审谢文东的群众大会,控诉了谢文东的诸多罪行,在烈士墓前将谢文东就地正法。



外交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徐伯伯被调到外交部任副司长。由于他工作上认真负责,事业心强,很快就被提拔为司长。

1952年8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访问。徐以新荣幸地随同周总理出访。


1950年周恩来总理在莫斯科签订两国协议。自左向右:陈家康、徐以新、师哲、帕纽什基、维辛斯基、莫洛托夫、粟裕、张闻天、杜基、李富春、斯大林、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岗诺维奇、布尔加宁、库美基(照片由王民伟提供,名单源自王民伟从徐家借出的照片背面所标注的内容)


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由于徐以新懂俄语和苏联人的一些外交礼仪,当斯大林的话一出口,他便能迅速理解话中的用意,并在适当的时候给周总理提些参考建议,使整个会谈进展顺利,气氛非常和谐。

正因为起到了总理助手的作用,此后几次周总理与斯大林会见,徐以新都在其中。在一个多月的访问中,徐以新兢兢业业地紧随在既是总理又是外交部长的周恩来身边,为总理提供各种文件、材料,做好会谈纪要,甚至要当“编外翻译”,有时还要与俄方协商安排相关活动,可以说是废寝忘食,日夜操劳。

9月16日晚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欢送周总理等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宴会前,中苏两国签订了三个重要文件,同时签订的还有一个中苏蒙三国协议。

这几个文件在签订前,徐以新和有关工作人员从文件起草到两国或三国间的谈判,到最后定稿翻译做到字字推敲后,再送给周总理批准或传回国内给毛主席审阅。

在宴会上,斯大林这位平时表情严肃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还端着酒杯走到徐以新的身边,与他相互敬酒和亲切握手。

徐以新的出色工作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肯定。周总理提议让徐以新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当外交部的领导找他谈话并向他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后,他深知这是周总理的信任,便愉快地向外交部领导表示:“坚决服从总理的安排。”


中共代表团曾山(前排左5)访问阿尔巴尼亚,与阿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合影  

徐以新大使(前排左4) (照片由王民伟提供)

周总理从日内瓦回国后,特地把即将赴阿尔巴尼亚的徐以新和夫人陆红请到中南海西花厅做客。周总理勉励他在驻外大使的新岗位上,要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才智,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新贡献,特别是要通过认真调研,全面了解阿尔巴尼亚及周边的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等邻国的情况,搞好我国与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外交关系。


1945年徐以新、陆红夫妇全家在延安窑洞前合影(照片由王民伟提供)

按照外交惯例,驻外大使必须带夫人。夫人陆红是1920年出生在杭州的一位大家闺秀,年轻时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38年离家参加革命,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地下党员。

1939年初,她与一批进步青年投奔革命的摇篮延安,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期间,有幸结识了经常来女子大学讲授《社会主义概论》课程的鲁艺政治处主任徐以新。

徐以新渊博的知识和不凡的人生经历,让陆红十分爱慕;陆红进步的思想和漂亮的外貌也吸引着徐以新的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后,这对有情人终成连理。

当时,陆红对放弃自己的事业去当“大使夫人”也有点犹豫,但经过邓颖超做工作,终于愉快地陪丈夫赴阿尔巴尼亚上任去了。


1954年布拉格中国外交使节会议合影

徐以新(前排右1)(照片由王民伟提供)


1954年9月,徐以新和夫人及一批驻阿外交官飞抵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看到中国政府派了一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来担任驻阿大使,非常满意,立即安排递交国书仪式,并设宴款待徐以新大使和夫人。徐以新在阿尔巴尼亚期间,为发展中阿两国两党关系,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58年5月,徐以新又受外交部委派,前往挪威王国首都奥斯陆任我国驻挪大使。他大胆地开展工作,通过开展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发展两国的关系。

1962年徐以新任中国驻叙利亚大使时,叙利亚国家仪仗队前来大使馆迎接徐以新去总统府递交国书时的场景(照片由王民伟提供)


1962年2月,外交部又派徐以新出任我国驻叙利亚大使。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后,他首先做好了大使馆的重建工作。这时已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的徐以新,积极与叙利亚外交部和领导人沟通联络,建立友谊,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1964年毛泽东主席接见中国驻外使节

徐以新(右6) (照片由王民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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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人物介绍


第一排

左起:王炳南(外交部副部长);陈家康(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外交部副部长)

第二排

左起:耿飚(驻缅甸大使);姬鹏飞(外交部副部长);徐以新(驻叙利亚大使);张世杰(驻尼泊尔大使);***(未知);李恩求(驻荷兰代办);***(未知);张越(原驻索马里大使)

第三排

左起:扬守正(新任驻索马里大使);韩念龙(外交部副部长);谢克西(驻斯里兰卡大使);刘新权(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柴泽民(驻几内亚大使);刘春(驻老挝大使),何英(驻坦桑尼亚大使);陈书亮(驻柬埔寨大使)

注:名单是根据上面照片所述,还有其他人由于拍摄角度影响就无法列名了。




1965年12月,徐以新任期届满回到北京,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主管外交部政治部的工作。


五七干校劳动场面 


 文化大革命初期,徐伯伯因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问题“靠边站”。1972年他被下放到外交部山西“五七干校”劳动,后在家赋闲4年,1978年恢复党组织关系。

1978年8月1日,胡耀邦同志在外交部党组上呈的关于徐以新同志问题的报告上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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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徐以新同志的整个历史和工作安排,要有一个公正的评价和正确的态度。以新同志,现在要算我们党内一位相当老的同志了(大概有50年的革命历史了吧!)几十年来,他虽然犯过一些错误,但总的来说,对党的事业是忠诚的、积极的,做了许多工作,这是主流。当时他年纪很小,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参加了革命,据说开始就在周总理身边管理机要文件,积累了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有一定的水平和能力,这些年表现又不错。不安排工作,或者安排不适当,对党是不利的,对他也是不公正的。因此,在党校学习后,一定要分配工作,而且要分配得适当……





1982年胡耀邦总书记接见驻外大使时与徐以新(左1)握手 (照片由王民伟提供)

徐伯伯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半年后,以68岁高龄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在驻巴期间,他老当益壮,积极为发展中巴的传统友好关系而努力。

1982年巴基斯坦总统为即将离任的徐以新大使授勋(照片由王民伟提供)

回国前,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亲切地会见了他,并将一枚一般只授予国家领导人的“伟大领袖真纳勋章”破格授予这位中国的“友好使者”



人生中最闪亮的点


当梳理徐伯伯的往事时,我总是在琢磨、思索,什么是他人生中最闪亮的点?

两个大字立即在脑海中跃然而出,那就是宽容

宽容是一个人品德、素质、涵养的综合体现,宽容是一种爱,宽容是一种自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唐代著名学者韩愈在《原毁》中说道:“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意思是讲古代人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要求别人则宽容而简约。

徐伯伯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里,无论是官居高位还是被削为“平民”,无论是对待同辈同级还是年少下属,都是为人谦恭、平易近人,尤其是在受到冷遇、挫折、委屈时,他能忍辱负重,不自暴自弃;当得到平反时,他能心平气和,不趾高气扬。

宽容是一种待人接物的表现,但通过宽容可以领悟到更深刻的内涵,可以看到一个共产党员宽以待人的道德准则,可以看到一个共产党员严于律己的品格修养,看到一个共产党员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看到一个共产党员忠贞不二的赤诚之心。


1994年,徐以新病逝于北京,部分骨灰安葬故里。


徐伯伯于1994年12月30日驾鹤西去。他走了,但他用革命的一生留下如何做一个好共产党员的最好答案。如果说“半个布尔什维克”尚带有贬义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徐以新是一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战士!


- END -

 文字 | 《历史需要细节 一个后代眼中的老外交家往事》王民伟

“外交生涯”部分文字编辑整理自百度百科  

图片 | 作者王民伟提供、部分源于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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