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天涯比邻情——我的驻非岁月

作者简介   

黄桂芳 外交学院毕业，1964年入外交部。先后曾任驻乌干达使馆随员、三秘，外交部新闻司副处长，办公厅一秘、参赞，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驻菲律宾、新西兰兼库克群岛、津巴布韦大使。2000年7月退休。

我是个八叟老人，从事外交工作近40年，有着浓郁的非洲情结。我于1973年3月起初次奉派常驻国外的首站是乌干达，而于1998年6月出使驻津巴布韦是我驻外的最后一站。期间，曾陪同吴学谦外长出席纳米比亚独立庆典与中纳建交公报签字仪式，出访多个非洲国家。

耄耋之年留不住远去的年华，却挥不去永恒的记忆。 ——黄桂芳

二十多年间，在21个非洲国家留下我的足迹。退休后，我曾两度出任中国礼仪大使，参与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接待工作。期间于2005年出任外交学会主办的非洲高级外交官培训团领队，带领非洲29国高级外交官在北京听课培训，后到银川和深圳实习考察。从事多年的对非工作也许就是我钟爱非洲这片热土的渊源所在。我既同非洲结下不解之缘，也深切感受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的中非友好情缘。

对非洲的初浅认识

1957年7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外交学院给全体师生作报告。（图片来源《建国初期的外交部》）

1959年至1964年，我在外交学院就读时，第一次从校领导那里听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外交人员的要求：“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

在国际关系、世界史课上和在图书馆翻阅图书资料中多少了解距离我国一万六千里之遥的非洲大陆。我痛恨法国、英国和葡萄牙殖民者对非洲的殖民统治，造成那块被诬称为“黑暗大陆”的贫穷落后、疾病肆虐；同情黑人兄弟的悲惨处境。

1973年，王雨田、张惠新夫妇在刚果蚂蚁山前合影。（图片来源《历史需要细节》）

学院领导还组织国际知识讲座。我有幸聆听了资深外交家王雨田大使介绍出使驻苏丹、肯尼亚和刚果的亲身见闻，对他的言传身教，感触良多。我记得最深的是他老人家指出：“非洲是个有希望的大陆，非洲人勇敢纯朴真诚。”

我在外交学院就读期间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关注跟踪有关周总理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4日访问非洲十国的系列报道，这是中国领导人对非洲的第一次正式访问。周总理在阿联（现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非洲各国关系的五项原则，在加纳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我看到周总理一行所到之处受到非洲人民载歌载舞的热忱欢迎，场面动人，深受感动！

奔赴外交第一线

1973年3月，我首次乘坐国际航班由两位馆员作陪，经卡拉奇、亚丁到亚的斯亚贝巴，接着转机到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使馆办公室派车接我们，沿着46公里的柏油路向北前往首都坎帕拉的使馆所在地。沿途可见道路两旁高耸的绿油油的香蕉林，20多小时连续飞行的劳顿全消逝，尤其是抵馆时，使馆同志们站在门前说：“到家了！”我感到格外亲切。

那时，我没有想到会常驻在乌干达这个被誉为“东非高原水乡”的国度，一呆就是近七年，但很愿意与同志们同甘共苦，朝夕相处，一起为我们的外交事业而努力！

黄桂芳在乌干达赤道纪念碑留影（作者供图）

我到馆不久，使馆俱乐部组织馆员驱车前往西南部的重镇马萨卡市游览。我站在闻名于世的赤道纪念碑上留影。返馆后心情澎湃，不禁写下一首五言打油诗抒发我立志成为新中国友好使者的决心。

脚踏两半球，豪情满胸怀，

愿将热血洒，浇出友谊花！

我去驻乌干达使馆工作时，国内“文革”尚未结束，有些同志回国参加学习运动未再返馆。要说使馆工作，驻乌干达使馆是个小馆，但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少也有好处，可以得到全面锻炼，增长才干。每天忙忙碌碌，总觉得时间不充裕。好在那时我年轻，体力、精力旺盛。

我不满足于每天只听当地报喜不报忧的新闻报道，经批准或同意，跟随馆领导和访乌的经贸小组、文体团组等在首都或外地活动，有幸在任内走遍乌干达全部10个省份，直至边境地区，领略了迷人的湖光山色和多部族的风俗民情，更主要的是在活动中结交了当地朋友，借机宣传我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实地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

我在乌干达工作、生活的几年里，感受到当地人对我国的友好情谊。有一天傍晚，我驻卢旺达使馆同志开车来我馆办事途中迷路，当地一名4年级小学生自告奋勇上车指路，一直送到我馆。我们没想到，请吃晚饭或给点车钱他都谢绝，他说：“我爸爸不许我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我送他《西游记》等几本儿童书，他接到手很高兴，还问我：“叔叔，书看完我再还回来，行吗？”随后，他就独自步行回家去。

还有一次，我们驱车到第二大城市金贾途中，下车买一串香蕉。小商贩找不开钱。我们准备走开时，他说：“你们中国农业专家顶着烈日、流大汗帮我们种稻，尽力解决我国粮食和就业。我就送些香蕉给你们，理应当，收下吧！”

1962年10月18日，我国与乌干达建交，首任驻乌干达大使为何英。图为六十年代周恩来总理、何英（后排左一）及非洲友人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乌干达于1962年10月9日独立，同年10月18日中乌建交。两国于1970年9月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书，同年12月签订关于布索加奇奔巴农场水稻项目的协议。我方派遣浙江省援外专家32批，153名，常年雇佣当地职工。

1982年农场移交乌方前，这片蚊虫肆虐的沼泽地建成了乌东部闻名的小镇。我多次前往看望农场专家组，见到他们居住在简陋的小平房，虽屋内架有蚊帐，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患上疟疾，常年耕作在烈日下，每个人都晒成“黑人”，手上全结成老茧。就是这些可敬的“中国农业专家”，解决了乌干达十分之一的大米问题，还帮助当地1000多人就业。

我在乌干达常驻期间，该国在伊迪·阿明的独裁统治下正处多事之秋。13次政变中，我就遇上8次，亲眼看到当地民不聊生，艰难度日。几年里，社会秩序混乱，兵匪一家，打砸抢事件时有发生。

1974年3月24日傍晚，我陪同使馆临时代办出席南斯拉夫使馆招待会后驱车返馆途中，遭三名武装歹徒持枪妄图抢车，我们不断按喇叭警告并从车内扔出啤酒瓶，终于吓退暴徒才脱险。

1979年4月，阿明垮台前夕政府军与“解阵”部队剧烈交战中炮弹掉入总统府附近的我们使馆庭院草地上，幸无伤人。

1981年3月，邓小平同志会见访华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并合影，后排右一为安国政。（图片来源《追忆难忘的外交岁月——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

1979年6月，我陪同使馆临时代办安国政约见乌干达全国解阵执委兼军委会副主席、国防国务部长穆塞韦尼。安代办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乌解阵政府，穆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与我紧紧握手时对安代办说：“我几年前在中国大使馆就见过这位同志！”我佩服穆的好记性。

1974年6月的一个周末下午，我正在使馆值班，有位清瘦的高个子青年提着书包走进传达室。他自称是达累萨拉姆大学的乌干达留学生（事后得知，他1967年上大学，获政治经济学学士后，留在坦桑组织反阿明政权的“国家拯救阵线”领导人），这次回坎帕拉和老家安科莱度假，“特地来看望中国同志们！”他还说，他课余时间最喜欢阅读《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建设》（英文版），逐步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

驻乌使馆安代办拜会穆塞韦尼时，作者任翻译。（作者供图）

他对中国在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国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提供的大量物资援助、培训以及在乌干达援建“奇奔巴农场”等项目表示真诚的感谢，称赞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真英明伟大，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国际主义战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验是我们非洲人学习的榜样！”最后，他站起来说，今天来大使馆同中国同志说说心里话，顺便借一套《毛泽东选集》，以便在家中继续学习。

我请他稍等片刻，然后到1号楼书架上取出《毛选》（英文版），并当面赠送给他。他高兴地接过书，郑重地装入书包后说，这是他此行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辞别时，他用传达室桌上的便笺写下他的名字：“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并紧握着我的手说：“同志，这是给你的收据，我相信我们后会有期！”我将这次接待，向葛步海大使如实作了汇报。他说：“对方求书，我们应索提供做得对。这个乌干达年轻人很有政治眼光，不可小视！”

2018年9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穆塞韦尼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访华，2006年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他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化。他表示，中国的发展历程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乌中两国在贸易、投资、旅游等领域的合作。2018年6月访华同习近平主席会谈时，一致同意将中乌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996年，穆塞韦尼成为民选总统，4次蝉联，至今已76岁高龄仍在任上。

驻外生活的最后一站

1998年4月初，我由夫人张莲英陪伴抵达哈拉雷，出任我驻津大使。我深知责无旁贷，决心当好国家主席和政府代表、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当年4月16日，我向穆加贝总统递交国书。记得1987年我陪同吴学谦访津，穆加贝在“津巴布韦宫”接见时，他衷心感谢中国一如既往对津巴布韦民族独立运动和建国后政治、经济各领域的支持与援助，说：“津中有着特殊的全天候兄弟关系。”他深情回忆起毛泽东主席关于武装斗争问题的教诲和周总理对非洲兄弟之情谊、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

在我递交国书后的交谈中，他强调：“中国是非洲最好的朋友。”（津官方报纸次日头条报道时的醒目标题）还说我日后有事可随时直接找他协助解决。他开玩笑地说：“我的大门一天24小时对中国大使开放！”

我庆幸出使津巴布韦这个对华信任友好的国度。早在津巴布韦争取民族独立的年代，中国和津巴布韦两国人民就相互支持，建立了友好关系。独立前，穆加贝曾以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身份两次访华。

1991年穆加贝视察中国公司承建工程时与刘克功的合影（图片来源：《国际在线》由刘克功本人提供）

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独立当天，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两国积极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穆加贝6次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出席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津两国签有经济技术合作、贸易、文化、投资保护、航空等协定。中国援建的项目有哈拉雷国家体育场、服装厂、奇诺伊师范学院、医院和瓦利水坝等。两党、两国议会以及工、青、妇组织也密切来往。中津两国政治、经济、文教和军事各领域都有着友好合作关系，在国际舞台上互相紧密配合，在台湾问题上津方一直坚定地支持中国。

穆加贝总统接见“首钢”总经理，作者在场。（作者供图）

我有幸常驻津巴布韦，两年多工作和生活过得很充实，每天总觉得有做不完的事儿。我不停地接待我国人大、科技、军事、妇联、青年、残联和中共代表团等等，巡视我援津建设项目，看望我援津医疗队、教师和华人协会。我和经商参赞促成我援津最大钢铁厂3号高炉修复工程和大坝项目。我参加津独立节、植树节等大型活动。

1999年2月27日，我和夫人应邀赴宾杜拉省参加别开生面的青年节（适逢穆加贝总统75岁生日），进会场即被授予并佩带红领巾。穆加贝在长篇激情满怀的演讲中一开头就强调：“我们要永远记住老自由战士为了民族独立而献身流出的鲜血！”据悉，穆加贝早先访华时看到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献花，手举过头顶行队礼，深受启发。

他回国后，决定参照中国的做法，在津巴布韦青年节这一天，让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委员以及年过18岁的青年党员（注：津巴布韦没有类似共青团、少先队的组织）参加活动时戴上红领巾。我和夫人时隔半个世纪在异国他乡又戴上我们钟爱的红领巾格外兴奋！

中非友谊万古常青

2006年11月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宣读仪式。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共同宣读宣言。（新华社记者 何俊昌 摄）

2000年5月底，我离任回国。退休后，我两度荣任“中国礼仪大使”，参与2000年10月和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的部长级、峰会的接待工作，接触不少各国元首或部长。他们言谈举止都称赞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热情赞颂中国是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最真诚的朋友”。

习近平主席2013年3月访非时指出：“毛主席、周总理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的新纪元。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非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进入21世纪中非互利务实合作关系更是迅猛向前。”

2015年12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开始对津巴布韦进行国事访问。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在机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这是当地民众跳起欢快热情的传统舞蹈，欢迎习近平和彭丽媛到访。（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2015年12月，习主席将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2018年将中非合作提升至“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论坛为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主要的平台，将推动中非合作换档加速，向更高水平发展。我欣喜地回顾中非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历程和成果，期盼双方进一步促进多领域合作发展，树立南南合作的表率！

正当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中国与非洲齐心合力，共克时艰，生动诠释了“雪中送炭”、守望相助的兄弟情谊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次跨越国界的战“疫”再次证明，任凭出现各种艰难挑战，中非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友谊历久弥坚！

-end-

作者 | 黄桂芳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阅读延伸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外交书屋

滑动查看更多  点击了解详情

倾听外交

滑动查看更多  点击查看大图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