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友好使者”文幼章（上）
作者简介
赵振宇 1945年12月生于江苏扬州宝应县，曾任中国政府加勒比事务特使。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1970年入外交部工作，先后在外交人员服务局、外交部美大司、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驻加拿大使馆等部门任科员、秘书及参赞等职；1999年至2003年任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2003年至2006年任中国驻牙买加大使兼任中国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2009年，被外交部授予优秀外交官称号；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任中国政府世博会副总代表。
在中国，只要提起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人们首先会想到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首府多伦多市，还有一位曾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与白求恩同时代的人，他就是被宋庆龄副主席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其“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的文幼章（James G. Endicott）。笔者在多伦多任职期间，曾有幸结识这位令人高山仰止的老人，多次聆听他讲述在中国近30年的传奇人生。
初会文幼章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曾三次常驻枫叶之国加拿大。1983至1987年，我在渥太华中国驻加使馆工作时，就听说过文幼章其人。那时使馆定期收到他从多伦多寓所寄来的英文双月刊《加拿大远东通讯》，我是其忠实的读者，对文幼章满怀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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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幼章
1990年3月，我重返加拿大，任职于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5月的一天，风和日丽，我偕夫人前往拜访仰慕已久的文幼章老人。这是一座宁静而温馨的两层楼老式寓所，庭院里草木葱茏，门前摆放着几盆鲜花，生机勃勃，一如居所里的主人，虽已届耄耋之年，但仍充满活力。文老身着西服，在第二任夫人埃拉的陪伴下，坐在客厅里的轮椅上迎候我们。
文老谈锋甚健，海阔天空，从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和邪恶势力，到中国国内的“四人帮”覆灭和改革开放新气象等，既有他对来自中国和海外各种资讯的梳理，也有其个人对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他还不时穿插一些亲历故事，比如1969年中国和苏联关系恶化时，苏联人曾企图颠覆中国政权，并已付诸行动，着手为中国拼凑一个新的“革命中央委员会”，其物色的主要人选中，除一直在莫斯科的王明外，还有居住在多伦多的中共创始人之一张国焘。苏联驻加使馆一等秘书库卢希内，为此特地从渥太华来到多伦多，寻求文幼章的帮助，请其安排他与张国焘晤面，当即遭到文老的拒绝。后来，这一计划也胎死腹中。
谈及《加拿大远东通讯》时，文老回忆说，该刊的前身《上海时事通讯》是他1946年6月在上海创刊；1953年更名为《加拿大远东通讯》，在多伦多出版。
《通讯》每期都由他亲自撰稿、编辑、发行，读者群主要是加拿大、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关注与研究中国的政界、知识界人士。自创刊以来，他几十年如一日，心系中国，一直以报道和评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主题，向西方世界介绍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一系列的历史变革，包括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新发展。
《通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一路走来，既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新中国的支持者，也以友好的姿态、客观的立场，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文老向我坦露心迹，其发行《加拿大远东通讯》还有一个初衷——为了增进加拿大和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加拿大、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承认。他说，虽然加拿大迟至1970年10月才与中国建交，但他所领导的加拿大和平运动委员会，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向加政府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加拿大社会团体。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早在1968年，文老就敏锐地观察并预见到中加建交的时机已经临近。为此，他起草了一份电文，放在日常携带的皮夹子里，随时准备发给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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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幼章1938年在重庆向中国新兵作动员
1970年10月13日，中加两国同时在各自首都公布了建交公报。闻此消息，他立即激动地打开皮夹，取出电报稿，给周恩来总理发去已存放两年的贺电：“请允许我对加拿大政府最终同你的政府建立正常关系表示欣慰。我们欢迎两国人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这一时刻的到来。”
文老纵谈天下事，轮椅上面有乾坤。初次见面，给我和夫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出自中国的叛逆者
我和夫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代表总领馆去看望文老和埃拉，他的次子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远东历史学家文忠志，小女儿雪莉和时任加中友协主席的女婿苏威廉等家人有时也在座。
每逢相聚，大家都以文老为中心，围坐在他的轮椅旁，听他述说在中国所亲历的人生故事。文忠志用一句很经典的话定义了他父亲非同寻常的一生：“出自中国的叛逆者。”
文老则由衷地向我们强调：“我从中国在精神上收获的更多更大。我对中国的帮助很小，而中国革命却把我由一名传教士变成了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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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焕章夫妇与孩子们 ，后排中为文幼章
1898年12月，文幼章出生在四川嘉定（今乐山市）一个虔诚的加拿大基督教牧师家庭，在那里度过了早期的童年岁月。幼时，他常与中国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不经意间练就了川语“童子功”。他曾即兴为我们背诵过一首熟烂于心的四川童谣，使满座皆惊。后来他回到加拿大读书，1918年初，随加拿大军团赴法国参加抗击德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凯旋后，进入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攻读英语、历史、哲学、文学、神学、教会史、比较宗教等专业课程。
1925年12月，文老子承父业，以加拿大联合教会牧师的身份回到阔别多年的四川，一面在成都和重庆一带传教，一面在华西协和大学等大中学校教授英语。他极具语言天赋，探索出一套以“听说领先”为要义的“英语直接教学法”，取得良好效果，其任教的重庆大学还出版发行了他的英语直接教学法课本。为了学好中文，他特地聘请了一位不会讲英语的家庭教师，每天五小时专心学习，逼迫自己尽快融入当地的语境中，渐渐地会用流利的川语与周围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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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幼章与妻子的结婚照
1952年，他携夫人文月华回中国访问，“乡音”依旧。其四川乐山“老乡”郭沫若副总理会见他时，两人用川语亲切交谈。郭沫若见他中文讲得如此地道，不由得惊叹道：“你的中文与中国人说的毫无区别！”事实上，我们每次见面时，他在很多情况下也讲川语，只是不时用英语向在座的家人作些解释。离开中国40多年后，他仍能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使我感到十分震撼。
在刻苦学习中文的同时，文老也十分重视了解中国的国情与民意。由于长期接触普通民众，他对川东地区贫民百姓的疾苦有真切的了解。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残酷现实,使他逐步将传播基督教教义与实现社会公正结合起来。他反对帝国主义以武力在中国取得特权，主张应尊重中国民众的爱国情绪，取消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
他在重庆一所教会中学教学时，在其创办的《精益英文周报》上，不但刊登英语学习知识，还登载一些政治评论，针砭时弊，品评社会。随着在中国社会知名度的提高，文幼章的言行引起了其他传教士的不满，也遭到教会的反对。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并于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 惨案”，镇压学生的反内战运动。12月9日，成都学生在少城公园举行游行集会，声援昆明学生。
作为集会上唯一的外籍教授，文幼章不仅冒着生命危险接受邀请，而且在军警的严密监视下，不顾有人扔手榴弹恐吓，勇敢地走上讲台发表演讲，获得了学生们雷鸣般的欢呼。他在向我们追忆这段经历时说，投身这场斗争是其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自己从空想的知识分子改良观点转到献身革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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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幼章1975年重返位于乐山的白塔街故居
文老的这一举动，不但在教会和外国传教士中引起了强烈反应，而且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也立即照会加拿大联合教会，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限其一月之内离开中国，否则将驱逐其出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幼章感到他不能再继续传播教会要他传播的“福音”了，决定辞去教会的神职。他致信教会说，该决定是其经过长期而痛苦的考虑的结果。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积极参加为改善人们状况的社会政治斗争。1946年6月，他的辞职请求获多伦多方面批准，正式结束了传教生涯。
（注：该文首发于《党史博览》2018年第3期，此次文字有少许改动）
未完待续~
作者 | 赵振宇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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