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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友好使者”文幼章(上)

赵振宇 外交官说事儿 2022-07-19

作者简介   


赵振宇 1945年12月生于江苏扬州宝应县,曾任中国政府加勒比事务特使。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1970年入外交部工作,先后在外交人员服务局、外交部美大司、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驻加拿大使馆等部门任科员、秘书及参赞等职;1999年至2003年任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2003年至2006年任中国驻牙买加大使兼任中国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2009年,被外交部授予优秀外交官称号;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任中国政府世博会副总代表。


在中国,只要提起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人们首先会想到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首府多伦多市,还有一位曾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与白求恩同时代的人,他就是被宋庆龄副主席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其“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的文幼章(James G. Endicott)。笔者在多伦多任职期间,曾有幸结识这位令人高山仰止的老人,多次聆听他讲述在中国近30年的传奇人生。


初会文幼章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曾三次常驻枫叶之国加拿大。1983至1987年,我在渥太华中国驻加使馆工作时,就听说过文幼章其人。那时使馆定期收到他从多伦多寓所寄来的英文双月刊《加拿大远东通讯》,我是其忠实的读者,对文幼章满怀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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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幼章

1990年3月,我重返加拿大,任职于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5月的一天,风和日丽,我偕夫人前往拜访仰慕已久的文幼章老人。这是一座宁静而温馨的两层楼老式寓所,庭院里草木葱茏,门前摆放着几盆鲜花,生机勃勃,一如居所里的主人,虽已届耄耋之年,但仍充满活力。文老身着西服,在第二任夫人埃拉的陪伴下,坐在客厅里的轮椅上迎候我们。

文老谈锋甚健,海阔天空,从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和邪恶势力,到中国国内的“四人帮”覆灭和改革开放新气象等,既有他对来自中国和海外各种资讯的梳理,也有其个人对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他还不时穿插一些亲历故事,比如1969年中国和苏联关系恶化时,苏联人曾企图颠覆中国政权,并已付诸行动,着手为中国拼凑一个新的“革命中央委员会”,其物色的主要人选中,除一直在莫斯科的王明外,还有居住在多伦多的中共创始人之一张国焘。苏联驻加使馆一等秘书库卢希内,为此特地从渥太华来到多伦多,寻求文幼章的帮助,请其安排他与张国焘晤面,当即遭到文老的拒绝。后来,这一计划也胎死腹中。

谈及《加拿大远东通讯》时,文老回忆说,该刊的前身《上海时事通讯》是他1946年6月在上海创刊;1953年更名为《加拿大远东通讯》,在多伦多出版。

《通讯》每期都由他亲自撰稿、编辑、发行,读者群主要是加拿大、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关注与研究中国的政界、知识界人士。自创刊以来,他几十年如一日,心系中国,一直以报道和评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主题,向西方世界介绍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一系列的历史变革,包括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新发展。

《通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一路走来,既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新中国的支持者,也以友好的姿态、客观的立场,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文老向我坦露心迹,其发行《加拿大远东通讯》还有一个初衷——为了增进加拿大和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加拿大、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承认。他说,虽然加拿大迟至1970年10月才与中国建交,但他所领导的加拿大和平运动委员会,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向加政府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加拿大社会团体。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早在1968年,文老就敏锐地观察并预见到中加建交的时机已经临近。为此,他起草了一份电文,放在日常携带的皮夹子里,随时准备发给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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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幼章1938年在重庆向中国新兵作动员

1970年10月13日,中加两国同时在各自首都公布了建交公报。闻此消息,他立即激动地打开皮夹,取出电报稿,给周恩来总理发去已存放两年的贺电:“请允许我对加拿大政府最终同你的政府建立正常关系表示欣慰。我们欢迎两国人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这一时刻的到来。”

文老纵谈天下事,轮椅上面有乾坤。初次见面,给我和夫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出自中国的叛逆者 

我和夫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代表总领馆去看望文老和埃拉,他的次子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远东历史学家文忠志,小女儿雪莉和时任加中友协主席的女婿苏威廉等家人有时也在座。

每逢相聚,大家都以文老为中心,围坐在他的轮椅旁,听他述说在中国所亲历的人生故事。文忠志用一句很经典的话定义了他父亲非同寻常的一生:“出自中国的叛逆者。”

文老则由衷地向我们强调:“我从中国在精神上收获的更多更大。我对中国的帮助很小,而中国革命却把我由一名传教士变成了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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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焕章夫妇与孩子们 ,后排中为文幼章

1898年12月,文幼章出生在四川嘉定(今乐山市)一个虔诚的加拿大基督教牧师家庭,在那里度过了早期的童年岁月。幼时,他常与中国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不经意间练就了川语“童子功”。他曾即兴为我们背诵过一首熟烂于心的四川童谣,使满座皆惊。后来他回到加拿大读书,1918年初,随加拿大军团赴法国参加抗击德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凯旋后,进入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攻读英语、历史、哲学、文学、神学、教会史、比较宗教等专业课程。

1925年12月,文老子承父业,以加拿大联合教会牧师的身份回到阔别多年的四川,一面在成都和重庆一带传教,一面在华西协和大学等大中学校教授英语。他极具语言天赋,探索出一套以“听说领先”为要义的“英语直接教学法”,取得良好效果,其任教的重庆大学还出版发行了他的英语直接教学法课本。为了学好中文,他特地聘请了一位不会讲英语的家庭教师,每天五小时专心学习,逼迫自己尽快融入当地的语境中,渐渐地会用流利的川语与周围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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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幼章与妻子的结婚照

1952年,他携夫人文月华回中国访问,“乡音”依旧。其四川乐山“老乡”郭沫若副总理会见他时,两人用川语亲切交谈。郭沫若见他中文讲得如此地道,不由得惊叹道:“你的中文与中国人说的毫无区别!”事实上,我们每次见面时,他在很多情况下也讲川语,只是不时用英语向在座的家人作些解释。离开中国40多年后,他仍能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使我感到十分震撼。

在刻苦学习中文的同时,文老也十分重视了解中国的国情与民意。由于长期接触普通民众,他对川东地区贫民百姓的疾苦有真切的了解。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残酷现实,使他逐步将传播基督教教义与实现社会公正结合起来。他反对帝国主义以武力在中国取得特权,主张应尊重中国民众的爱国情绪,取消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

他在重庆一所教会中学教学时,在其创办的《精益英文周报》上,不但刊登英语学习知识,还登载一些政治评论,针砭时弊,品评社会。随着在中国社会知名度的提高,文幼章的言行引起了其他传教士的不满,也遭到教会的反对。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并于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 惨案”,镇压学生的反内战运动。12月9日,成都学生在少城公园举行游行集会,声援昆明学生。

作为集会上唯一的外籍教授,文幼章不仅冒着生命危险接受邀请,而且在军警的严密监视下,不顾有人扔手榴弹恐吓,勇敢地走上讲台发表演讲,获得了学生们雷鸣般的欢呼。他在向我们追忆这段经历时说,投身这场斗争是其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自己从空想的知识分子改良观点转到献身革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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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幼章1975年重返位于乐山的白塔街故居

文老的这一举动,不但在教会和外国传教士中引起了强烈反应,而且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也立即照会加拿大联合教会,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限其一月之内离开中国,否则将驱逐其出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幼章感到他不能再继续传播教会要他传播的“福音”了,决定辞去教会的神职。他致信教会说,该决定是其经过长期而痛苦的考虑的结果。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积极参加为改善人们状况的社会政治斗争。1946年6月,他的辞职请求获多伦多方面批准,正式结束了传教生涯。

(注:该文首发于《党史博览》2018年第3期,此次文字有少许改动)

未完待续~

作者 | 赵振宇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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