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友好使者”文幼章（下）
作者简介
赵振宇 1945年12月生于江苏扬州宝应县，曾任中国政府加勒比事务特使。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1970年入外交部工作，先后在外交人员服务局、外交部美大司、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驻加拿大使馆等部门任科员、秘书及参赞等职；1999年至2003年任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2003年至2006年任中国驻牙买加大使兼任中国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2009年，被外交部授予优秀外交官称号；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任中国政府世博会副总代表。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顾问
星期五晚间，加拿大人通常不约请朋友来家做客，也不外出赴宴，因为那是留给家庭聚会的时间，但1990年岁末的一个星期五晚上，文老和埃拉破例邀请我们夫妇与其家人共进晚餐，我特意带去一瓶产自四川的五粮液给大家助兴。我想文老虽不喝酒，但闻到熟悉的酒香，会让他有置身于“第二故乡”四川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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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幼章
埃拉说，文老近来喜欢怀旧，每逢我们以及其他中国外交官到访，他的兴致就会立时高涨，有说不完的往日话题。用餐之后，我们边品茗边听文老述说他精彩人生的一个个篇章。在座的一位家族晚辈问及他当年担任蒋介石顾问时的经历，文老便高兴地把记忆的日历翻到了193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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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重庆参加“新生活运动”七周年晚宴，与社会各界显达一同带头吃素
当时，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一场“新生活运动”，其实质是在“新”的名义下，打着“民族复兴”旗号，用封建主义伦理纲常规范人民言行，配合其“剿共”反共，推行法西斯主义。1939年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为了粉饰后方“太平”，并控制人民的思想与行动，在蒋介石主导下，蒋夫人宋美龄再次积极倡导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并把此作为战时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宋美龄开始到处寻觅熟悉本地情况的传教士协助其开展工作。在一名参谋的推荐下，她聘请精通中文、熟谙四川、在中外团体中享有很高威望的文幼章担任“新生活运动”的顾问。
1939年3月的一天，文幼章应邀前往蒋介石夫妇在重庆的官邸接受聘书。蒋介石在向文幼章颁发聘书时说，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主席，他和夫人请文幼章定期向他本人或夫人汇报其在“新生活运动”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如果了解到有什么贪赃枉法和徇私舞弊的事，一定要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想让中国强大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蒋介石说已任命文幼章为中央军教官，请他以后在招兵大会上或者军营里发表演说，鼓舞与激发军人的抗日斗志。
那天，蒋介石先行离开会客厅后，宋美龄单独对文幼章说，“新生活运动”是建立在基督教友爱的原则上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一批崭新的、深受百姓信赖的官员。其各级工作班子中均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人、基督徒和其他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文幼章的主要职责是协助解决班子中出现的难题，并经常视察生产部门、训练班和宣传机构，向其如实汇报存在的问题。她还希望文幼章在某些特殊的庆祝场合发表演讲，介绍国民政府取得的民主进步并向欧洲和美洲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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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伤员也是新生活运动的内容之一。图为宋美龄抗战时期穿梭于抗日后方的大小伤病医院，亲自为伤兵包扎慰问。
在此后的日子里，文幼章随同宋美龄四处奔波，负责培训照管战时孤儿的人员，组织给伤员发放救济金，鼓动民众踊跃从军，监督官员不克扣下发的钱粮等。他感到宋美龄肩负国家重任，日理万机，对蒋介石说其夫人“一个人要顶二十个师军队”的褒奖之词深表认同。然而，后来发生在身边的三件事使文幼章颠覆了他以前的印象，看清了蒋介石夫妇的真实面目。
其一，有十几位反贪最为得力的“新生活运动”干事，被县长们指为“共产党”而突然消失。当时蒋介石向提出抗议的文幼章等人解释说，失踪者都是共产党的要人，他们是奉其上级命令转移他处了。蒋甚至还向他们保证，要其不必再为这些失踪者担心了。当时文幼章对蒋委员长的谎言竟信以为真，但其后他在“新生活运动”副总干事杨武新那里，见到了蒋介石关于逮捕上述失踪者的手令，并得知他们最终惨遭军统特务杀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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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南昌推行“新生活运动”
其二，在文幼章配合宋美龄工作一年后的某日清晨，他在住家门口发现一份秘密文件。展开一看，是国民党关于解决共产党问题措施的决议文本，细读后，得知这是国民党要在抗战中消灭共产党的计划。他随即向身居国民党高位的朋友、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张群求证，并获其默认。如此看来，蒋介石夫妇的一切所谓关心民主和国家团结，以便一致抗日的主张都是骗局。文幼章对自己在“新生活运动”中所扮演的国共两党中间人的角色，感到极度不安。
其三，文幼章与宋美龄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交锋。在宋美龄亲自督导下培训的新生活女青年队，与蒋介石仿照希特勒的青年团而组建的三青团进行了合并。
重庆的学生们被国民党当局要求集体加入其中并宣誓效忠。文幼章就此事责问宋美龄：“在这种公开的压力下，让学生在没有其他选择的背景下加入该组织并宣誓效忠，与法西斯所为有何两样？”宋美龄则辩称：“并没有人逼他们这么做！”文幼章直言，把“新生活运动”纳入国民党的轨道是错误的。国民党应该是一个帮助中国的民主制度诞生的“接生婆”， 而这个“接生婆”却在设法扼杀新生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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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新生活宣传画
后来文幼章又向蒋介石面陈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如果“新生活运动”按国民党制定的路线和方针去做，他作为一名顾问所能起的作用也就结束了。最终，他不顾宋美龄挽留其再工作一年的请求，愤然辞去了“新生活运动”顾问职务，去西南联大英语系教书了。
中国革命的战友
我们每次去文老家探访，内心都充满强烈的期待，坐在他的身边，听其娓娓道来，我们不但穿越了历史的隧道，而且走进了他的精神世界，自己也受到一次思想洗礼和心灵触动。一个外国人何以能有这样的变化，从一位传教士成为中国革命的战友呢？他的亲历故事给出了一个完美的答案，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文幼章从对中国革命斗争逐步理解到深怀同情，从支持进步青年的革命行动到认清国民党依靠美援打内战已失信于民，从确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幸福到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战友，不但实现了思想上的升华，也完成了行动上的跨越。
文幼章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时，与进步青年组织“星星团”交往密切。该组织成员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骨干分子。他们听过文幼章的演讲，了解他的思想，便提出想借用其在校园里的住房，阅读国民党当局禁阅的进步书刊，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来自延安的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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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幼章一家人
学生们知道他当过蒋介石的顾问，且正在教省政府主席张群学英语，认为他家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还问可否安排一些学习小组在他家开会，文幼章均满口答应，并把家中钥匙交给他们，欢迎其随时前往。“星星团”成员经常利用他家做掩护，学习革命理论和印制宣传材料。文幼章总是以花生和茶水招待这些进步青年，有时还和他们一起谈论国事，接受中国革命思想的熏陶。
1944年10月，当日军有可能突破防线，继而紧逼中国国民政府陪都重庆时，文幼章作为一名为盟军提供战时服务的志愿者，间接地成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兼职成员。
1945年1月的一天，他随一位西方记者朋友前往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参加周恩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其间，译员在翻译《时代-生活》杂志记者讲话时遇到难点，文幼章不由自主地在现场以准确的翻译及时相助，周恩来因而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便在记者会后与他作了一次长谈。获悉文幼章的经历、工作和思想，包括在战略情报局兼职的情况后，周恩来希望他能将共产党的主张和活动情况全面地报告美国战略情报局，因为周恩来想让美国了解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文幼章欣然应允，并表示希望能定期获得共产党方面的消息。
一个月后，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友渔奉周恩来之命，开始定期与文幼章晤面。文幼章遂成为抗日战争末期美国军方和中共之间的联络人。他将对抗战后中国形势走向的看法报告美方：共产党不可能被消灭，他们的纲领切实可行，符合广大穷苦大众的需要。如果美国政府需要中国稳定，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政府必须是一个可靠的、民主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
1946年5月，在文幼章前往上海归国途中，周恩来嘱人写信约他路经南京时与之会见。在长时间的交谈中，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向他指出，中国国内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和紧迫，国共在局部地区的争端正演变成一场全面内战。美国政府正在秘密帮助国民党军队运送兵员，训练使用美制飞机和坦克，修复机场和铁路。没有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动派连三个月也坚持不了。
这是一场生死搏斗，把这种情况介绍给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形势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周恩来说，文幼章可以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中国与西方的技能与知识，增进中国人民和北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制止美国和西方国家向国民党政府运送武器弹药，以避免更加激化中国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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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会见文幼章
周恩来问文幼章是否愿意推迟返回加拿大，并表示希望他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安顿下来，秘密创办一家时事通讯刊物，帮助中共做宣传工作，使中外的重要读者对实际的形势和解放军的状况有更清楚的了解。周恩来强调刊物要秘密发行，以防国民党的镇压，并提醒文幼章不要让国民党当局发现他是该刊物的编辑，以免被驱逐出境。
文幼章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委托，回到上海，临时住在法租界艾伯特路上一名出自中产阶级家庭的昔日的学生家里。
半年后，他又让文笔好的夫人文月华从多伦多来到上海，做他的帮手。他以在附属于圣约翰大学的梅德赫斯特学院教书作为掩护，开始发行地下英文周刊《上海时事通讯》，创刊号于1946年6月19日出版。他通过一位外国老朋友的关系，邮寄刊物时避开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又通过其他朋友的帮助，使邮寄名单不断扩大，将之顺利地送达包括在中国和各英语国家在内的政治家、外交家、报界人士、教会领袖、工会负责人、大学教授和一些友好人士。
每逢星期五晚上，周恩来手下的乔冠华总是先在一家茶社和人们闲聊，趁秘密警察稍不注意，便离开茶社，悄悄走进附近艾伯特路上的文幼章住处。他们一起分析形势，确定《上海时事通讯》下一期的报道重点。刊物向美国和加拿大一些组织，如纽约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和加拿大援华原则委员会等，提供中国内战的第一手资料，再通过这些组织动员有影响的人士对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阻止其给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贷款和武器。
近三十年后的1975年4月，已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对来华访问的文忠志回忆说：“《上海时事通讯》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它使我们和许多有影响的机构建立了联系，并争取了很多新的外国朋友。我们需要国际上尽可能多的同情与支持，以挫败把美国更深地卷入中国内战反对我们的企图。在这场斗争中，文幼章是我们的战友。”
获赠“人民友好使者”荣誉证书和奖章
新中国成立后，文幼章曾以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等身份五次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副主席和郭沫若副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亲切会见。
他在积极投身世界和平事业的同时，仍在大洋彼岸坚持耕耘《加拿大远东通讯》这一革命园地，直到1992年的某一天，读者在《通讯》终刊号上读到他的告别文字：“我已年届94岁，精力也不如以往，是结束这项工作的时候了。此刻我因肺炎住在医院，正在康复之中。我委托儿子文忠志编辑这期终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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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8月6日，笔者陪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张毅君，代表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向文幼章颁发“人民友好使者”荣誉证书和奖章。（作者供图）
1993年8月6日，我曾陪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张毅君前往医院探望病榻上的文老。同日，张大使代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向文幼章颁发了“人民友好使者”荣誉证书和奖章。这一光荣称号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中国人民，向所有为增进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授予的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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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文幼章参观他出生的房子
这一年的11月27日，文幼章走完了94个春秋的人生之旅。他用毕生的精力、智慧与胆识，不断探求真理，勇于献身，无所畏惧，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不屈战士。中国人民为有他这样的革命战友和“人民友好使者”感到骄傲。我代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参加了文老的追思会，向埃拉及其亲人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遵从文幼章的遗愿，其部分骨灰回到了被其称为“第二故乡”的四川，飘洒进浩浩荡荡、奔腾不息的大渡河中。
（注：该文首发于《党史博览》2018年第3期，此次文字有少许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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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赵振宇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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