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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联合国总部赴任(上)

李忠效 外交官说事儿 2022-07-19



 

作者简介 


李忠效

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再生之地》《监狱之旅》,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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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年能熟悉情况就不错了”

1980年1月,邢洚持联合国职员签证(G-2)飞抵美国纽约。

对于纽约,邢洚并不陌生,两年前的1978年,她曾随上海交通大学代表团访问过这座城市。纽约的现代化程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纽约市属纽约州,纽约州有个别名叫“帝国州”,因为它所拥有的许多特点是其他州所没有的。例如,它有大西洋沿岸的最佳海港纽约港;有进入美国内陆的通路哈德逊-伊斯特运河。大致与运河平行的交通线有高速公路,也有铁路。

纽约的出版、报纸、艺术、餐饮、娱乐等行业均超过美国首都华盛顿,也超过伦敦、巴黎、莫斯科、东京许多倍。可以说,纽约是代表全世界的大都市。现在,联合国总部大厦也成了纽约的一景。从世界各地来到纽约的人,都要到这里一游。



联合国总部大厦


当初,英法等国曾主张,将联合国总部设在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本部所在地——永久中立国瑞士的日内瓦,但美国极力反对。美国以无偿提供纽约东河沿岸的一块土地,并负担大部分建筑费用、发行无息贷款等优惠条件,最后将总部争取到了纽约。当时联合国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由美国支付40%,为此,美国人便理直气壮地把联合国视为自己的一部分。

纽约因为拥有了联合国总部而更显出“帝国气派”——这是邢洚那次访问美国时对纽约的一种感觉。那次是访问,不是在美国工作,任何一种感觉都无关宏旨。现在不同了,她将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一道共事,她必须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以便能更快适应这里的一切。



邢洚在国外的住宅前留影(1954)。图源:《联合国的女外交官——邢洚的故事》


长期以来,邢洚一直保持写随笔的习惯,初到纽约时她曾在随笔里这样写道:“适应工作环境是一门学问。只有尽快适应,才会工作得更好。”

1980年12月1日,邢洚正式走马上任。当她远远地看见那座像巨大的砖头一样耸立在曼哈顿岛东侧——东河之滨的联合国大厦时,她的心里有一种难以表述的异样感觉。多少年之后她才意识到,实际上那是一种“情结”,后来她把它称之为“联合国情结”。可以说从那一刻起,她的“联合国情结”便开始了。

联合国大厦共40层,邢洚的办公室在第2层,她的即将退休的前任艾伦·张正在等待她的到来。



联合国大会会场。图源:《联合国的女外交官——邢洚的故事》


艾伦·张是中国人,中文名字叫张泰鸿,他在联合国已经工作了20多年。他的亲戚刘锴是台湾最后一任驻联合国代表。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刘锴和他代表的台湾当局,只好从联合国撤走,而艾伦·张作为联合国的职员,不必与台湾代表团一起撤离,按照联合国的规定,只要他愿意,可以一直干到60岁退休。

现在艾伦·张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对于他的接任者,他表示热烈欢迎,并不因为彼此的政治背景不同而有丝毫的冷淡。他认为,新闻处长这个位置很重要,只要是中国人来接任,就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来都要好。他告诉邢洚,他家祖籍山东,他的夫人是美国人,却生在烟台,在中国长大。她常说“我是山东人”。

艾伦·张退休以后在旧金山的郊区买了一幢别墅,后来因患脑瘤去世,他的夫人特鲁迪常邀邢洚到那里去玩,她们成了好朋友。邢洚每次路过旧金山,都要去看看她,一直到邢洚1985年退休离开联合国回到北京以后,她们还保持着通信联系。

邢洚上任那天,艾伦·张陪她在联合国大厦上上下下走了一遍,意在帮她熟悉一下环境。邢洚像走进迷宫里一般。倒不是楼内的结构复杂,而是联合国内各个机构的名称全部采用英文缩写,让邢洚一时摸不清头脑。

比如:

非洲经济委员会的英文缩写为“ECA”

欧洲经济委员会的英文缩写为“ECE”

西亚经济委员会的英文缩写为“ECWA”

国际开发协会的英文缩写为“IDA”

国际金融公司的英文缩写为“IFC”

国际劳工组织的英文缩写为“ILO”

联合国大学的英文缩写为“UNU”

联合国志愿人员的英文缩写为“UPU”

等等。有些缩写差别很小,很容易让人弄混。

用邢洚的话说:“联合国里面各种各样的机构,多的不得了!”

当时艾伦·张对她说:“不要急,一开始都这样,分不清东南西北,慢慢就熟悉了。”并耐心地向她介绍他20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以及联合国的一些内幕情况。

邢洚事后回忆说:“艾伦这个人是很不错的。他在那带了我两个星期,教给我很多有用的东西。”



邢洚(右排2)参加联合国一次会议(左排1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明石康)。图源:《联合国的女外交官——邢洚的故事》


邢洚上任的第二天,明石康召见了她。当时明石康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新闻部长,后来又从新闻部调到裁军部工作,并作为联合国特使赴柬埔寨进行军事调停。柬埔寨实现和平之后,他又开始在波黑各族之间奔波。

明石康是日本人,在邢洚看来,他身上有着和中国人非常相近的东方人气质,待人热情,语气温和。

明石康问邢洚:“你估计多久能熟悉这里的工作?”

邢洚想了想说:“要半年吧。”

明石康笑着摇摇头:“你要是用一年时间能把新闻处的工作全部掌握起来,就很不错了。”

邢洚对此深信不疑。明石康是一位资深联合国职员,他曾经两度进入联合国。第一次进入联合国的时候,他是一名P级职员,干了两年之后被日本外交部调了回去。几年后重进联合国的时候,他便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兼新闻部长了。较长的联合国工作经历,特别是新闻部长的经历,他自然懂得新闻处长这个岗位的难度。

“联合国新闻处,是直接为150多个会员国服务的。”明石康对邢洚说,“联合国几乎每天都有会,有时一天同时要开几个会,每个会都要你们新闻处出简报,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每个代表在会上的发言,他都希望你们能全文发表,如果落下哪一句他认为是最得意或者是最重要的话,他可能就要抗议。所以,你们每天要伺候150多个‘婆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久,明石康的提示便得到了证明……

第一次“答辩”

有一份材料上说,联合国每年印发的文件多达10亿多页,而这10亿多页的文件中,几乎有五分之一是新闻处“制造”出来的。“世界上最大的‘文山会海’是在联合国”。

而联合国这种“文山会海”现象似乎是必需的。联合国实际上是个国际大讲坛,什么人都要到那里去讲话,每个人的讲话都要由新闻记者负责记录下来,然后必须在会后一个小时之内将其印成500份简报,放到3楼的专门用来摆简报的架子上去,供各会员国代表和世界各国新闻机构派驻联合国的记者们阅读。

有时有的会议议题只有很少的代表感兴趣,500多份简报只有几个人看,大部分简报被原样送去造纸厂化了纸浆,但你必须每期简报都要按规定的数量去印。如果哪个会议的议题大家都感兴趣,少一份简报就会招致某国代表强烈的抗议。

有些代表的毛病很多,非常难伺候。比如他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记者不可能将其全部内容写进简报,只能选其要点予以刊登。另外简报是根据现场记录整理的,速记水平再高,有时也难免有遗漏,于是问题就出现了。他认为他讲的某一句话非常重要,是要点的要点,你却没有采用,他就非常不满。轻者跑到新闻处直接提意见,重者可能跑到秘书长那里提抗议。



邢洚在联合国工作期间与外国朋友合影。图源:《联合国的女外交官——邢洚的故事》


邢洚刚刚上任两个星期,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联合国有个印度洋事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里有几个代表最爱找记者们的麻烦。

那天,一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在这个委员会的会议上讲了一番话,新闻处出的这一期简报出来以后,他发现他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话没有写进去,于是他便跑到秘书长那里告了新闻处一状,说没有把他原来的意思讲出来。在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的代表都是“上帝”,秘书长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便责成新闻司司长“让Mrs.邢在开会的时候去解释一下”。这对于刚上任不久的邢洚来说是个考验。

新闻处有个老记者叫马西亚·库伯,是美国人,已经60多岁了,按规定她早就退休,因为她是联合国的“元老记者”,从1945年《联合国宪章》通过的时候她就在这里干了,所以作为特殊情况留了下来。她怕邢洚应付不了,主动提出要和邢洚一起去参加会,关键时刻好帮她一把。副秘书长兼新闻部长明石康也参加了会议,足见这次会议的重要。



邢洚(左2)和联合国同事在一起。图源:《联合国的女外交官——邢洚的故事》


邢洚说:“我们今天来,想认真听取各位代表的意见,以便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请大家畅所欲言。”

代表们大约觉得新来的新闻处长是位东方女性,比较好欺,所以矛头一齐指向了她。先是一位印度代表站起来发言,接着是一位捷克代表又站起来讲了一通,然后又是东欧的两个国家的代表大发议论。所有的指责无非是新闻处的简报里这里少了一句话,那里没有把他的原意完全表达出来。有的代表情绪很激动,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邢洚拿着小本子,一边听,一边记,同时在思考对策。在此之前她听别人介绍过,凡是对新闻处提意见的,大都是亚非拉美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那些大国倒是都比较大度、宽容,或者说比较理解记者们的工作,很少提意见。

她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大舞台上,难免有自卑的心理,神经比较敏感,本来就认为自己人微言轻,如果再把几句重要的话漏掉,那岂不是等于没说?可是,新闻处是联合国的服务机构,所有国家一视同仁,不可能因为你是发展中国家就特别照顾你的情绪,难为记者,让记者成为你的传声筒,把你的话一句不落地记下来,再刊登出去。但又不能这么直笔直地说,不然势必造成情绪对立。怎么办?今天,是她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表现必须适当,否则以后的工作就更难开展了。她打定主意,以退为守,以守为攻。

等代表们发表完意见之后,邢洚合上笔记本,从从容容地说:“各位代表,我听了大家的讲话,我感到很抱歉。作为新闻处的负责人,我应该对新闻处工作上的失误负全责。我们的记者可能有许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因为我刚刚到任,有些情况还不太了解,但我想在这先表示一个态度,那就是我们一定认真接受大家的批评意见,争取今后把工作做得让大家满意。”

接着她把话题一转,说:“同时,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新闻处的工作特点是新闻报道,不是大会记录员,我们不可能把代表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登在简报上,我们只能摘录其要点。那么,什么是要点?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心中的尺度也不一样,所以很可能代表认为重要的内容,记者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以后可能还会出现,因此,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总之,我们主观上一定努力为大家服务好,客观上尽量减少失误。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



邢洚(右2)与联合国新闻司的同事合影。图源:《联合国的女外交官——邢洚的故事》


邢洚用的是英语,抑扬顿挫,侃侃而谈,态度显得很诚恳,却柔中有刚,让代表们不敢小看她,又说不出什么。

明石康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人讲话。然后这个委员会负责人宣布散会。

那天正好中文处的翻译组长唐笙在这个会场上为中国代表作同声翻译,亲眼目睹了那个气氛紧张的场面。会后她对邢洚说:“当时我真为你捏了一把汗。你今天英语发挥得很好。其实你完全可以用中文讲的。”

邢洚说:“用中文讲我的心理压力自然会小些,可我不是中国代表团代表,我是联合国职员,这种场合我用中文讲话,明摆着让大家看不起了,所以我必须讲英语。”

原来想去帮助邢洚应付复杂情况的美国记者马西亚·库伯回到新闻处以后,很快拿着一份文件对邢洚说:“Mrs·邢,你今天讲得很对,很好,我给你记下来,打出来了。你留作纪念吧。”明石康也对邢洚的这次“答辩”表示满意。




未完待续……

文字 | 《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 

作者 | 李忠效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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