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周总理——于细微处见高大
周恩来总理生前一直主管我国的外交工作。他的谆谆教诲令我们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终生难忘。周总理教导我们要“为人民服务”，他身体力行，堪为楷模。他教导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我多次亲耳听到他老人家讲的，这是一句辩证唯物的至理名言，一辈子都受用不尽。至于外交工作上的指导更是说不尽，从指导原则到具体政策方针，再到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这一切真是说不完的。这里只回忆作为一名普通外交战士亲身经历过的事。
原则坚定 · 睿智大度
1960年，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张，除了其他问题外，边界问题上的争端也日趋严重。由于印度方面的挑衅，边境地区不断发生摩擦，印度国内掀起一股反华逆流，西方舆论由于对新中国有误解和偏见，大多同情印度，甚至连我们的“亲密盟友”苏联也暗中偏袒印度，看来我们处于不利的处境。
为了打破这一局面，为了表明我方有诚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周恩来总理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到北京会谈。印方断然拒绝，反过来邀请周总理到新德里去，他们认为这是对中方“将了一军”，并估计在那种国际和印度国内气氛之下，中方是很难应邀的。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周总理以宏大的气魄和气度毅然接受邀请，于1960年4月访问新德里。
一经会谈接触，发现印方毫无谈判的诚意，对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根本没有准备，对我方提出的一个个建议统统拒绝，使会谈陷入僵局。最后，周总理以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向印方提出：“看来双方难以达成协议，那么是否可以从会谈中双方表达的立场和观点中归纳出若干‘接近点’达成谅解？”谁知印方近乎耍赖，连这一点也不同意，甚至不承认两国之间存在边界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决定举行记者招待会，澄清事实真相。那时我正在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因工作关系，有幸出席了那一次不寻常的记者招待会。
会场上出席的记者非常踊跃，约有百来人，厅堂里几乎挤得满满的。周总理先作一段开场白，接着回答记者提问。
在当时的围攻条件下，有的记者提问相当尖锐，有的提问直接指责中国，会场气氛明显对中国不利。周总理对记者的提问从容不迫地一一作了回答，说明了我国对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对于存在的边界问题摆事实、讲道理，阐明了我们对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的看法，以及我们对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并特别说明此次中印双方会谈未能达成协议，但中方曾建议就双方的接近点达成谅解，还对中方归纳出来的接近点逐一作了介绍，遗憾的是印方对此也未能同意。这一情节引起记者的莫大兴趣，因为这是外交谈判中的一种创新，非常引人注目。这一做法也能充分表达我方的诚意。
当时我就感觉到，经过周总理一番坦诚有理的讲述后，会场上开始时的不友好气氛已见扭转了。事后西方舆论对此不得不有相当积极的评论，有的人对周总理的睿智和风度流露钦佩之情。
许多年之后我才了解到，关于“接近点”这个点子是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秀才和智囊之一钱嘉栋想出的。周总理虚怀若谷，反应敏锐，立即采纳了他的点子，结果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谆谆教导 · 激励人心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女团体赛决赛于1971年4月1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1971年初，我国决定恢复参加中断数年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由国家体委组织代表团和工作班子。由于仍是“文革”动乱期间，体委人手不够，向外交部借了几个干部参加工作班子，我也是被借者之一。
我们外交部的人主要协助做对外联络工作和做与世乒赛同时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联合会会议的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以来，对外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这次派乒乓球队参加世乒赛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而内部情况又复杂，故周总理非常重视，亲自过问此事。他老人家多次亲自召集乒乓球代表团全体人员的会议，我也出席了。会上周总理听取了国家体委和代表团领导的汇报，详细询问了各方面的情况。等他了解到这支运动队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才作决策。
后来当获悉日本一些右翼团体进行反华活动，并扬言要采取暴力行动时，周总理又召集我们开会，出了个题∶面对这种情势，我们还去不去？要我们大家回去讨论，给他答复。这么大的事要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大家来讨论，这种做法也是独特的。我体会是周总理发扬民主，又是启发我们进行自我教育啊！
1971年4月1日，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项目冠军。（《世纪》杂志公众号 图）
我们回去后认真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应该去，因为事关祖国的荣誉，我方已经通知国际乒联和日本东道主，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将前去名古屋，岂可因担心日本右翼势力捣乱而胆怯不去。我们纷纷表态，将抱着不怕牺牲的精神，要为祖国人民争取荣誉。
最后决定按计划成行。周总理又作指示，要做细致周到的准备工作，以防万一。也许是吸取50年代出席万隆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座机遭敌特破坏的教训，当我们代表团从香港出发飞往日本时，就一分为二，从团领导到运动员、工作人员都分为两拨，万一一拨出点事，另一拨照样前去。当时我们亲身聆听周总理的教导，心里热乎乎的，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一次任务完成好。我们的优秀运动员果然不负祖国人民的重托，虽然已缺席了好几届，但在这届世乒赛上仍一鸣惊人，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反应敏锐 · 思路深邃
庄则栋和美国球员科恩交换礼物的一幕当时称为爆炸性新闻。
在名古屋的世乒赛期间发生了意义深远的“乒乓外交”，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华，打破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坚冰。周总理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与该团团长一番友好交谈后，该团的一个团员、年轻的男运动员叫科恩，他蓄着长发，不修边幅，是当时美国流行的典型“嬉皮士”，他站起来问可不可以向总理提个问题？周总理爽快地答应了。
科恩遂问总理对“嬉皮士”有何看法？这是一个事出突然、与中美关系不相干的问题，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中，若不是在严肃的人民大会堂会见厅里，当会引起一片哗然声。
只见总理略事思索，即答复说，年轻人历来是社会上最活跃的分子，他们勇于追求真理、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嬉皮士”就是一种，经过实践，他们当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答复得多么好啊！尊重年轻人的创造和实践，鼓励了年轻人的积极性，而不作直接的批评。这番话引起在场采访的外国记者很大的兴趣，他们对此作了特别报道。
1971年4月10日晚，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乘飞机抵达北京。
我奉派接待来华采访的美国和加拿大新闻记者，所以也在场听到了这番交谈。事后，科恩在美国的母亲特地从香港订购了一束鲜花，寄到北京送给周总理表示谢意，一时传为美谈。后来每当我向美国朋友追述这段往事时，他们无不流露出对周总理钦佩的神情。
指示明确 · 抓住关键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美方来访人员数目庞大，单说新闻记者就有500人，美方最初提出要来1000人，当时北京的旅馆很少，住房条件实在不具备，经过“讨价还价”，最后我方尽最大努力同意接待500人。
虽说我国已经接待过很多外国元首来访，但美国总统来访确实与众不同，许多安排是全新的，过去没有碰到过。光是新闻采访方面就有很多“第一”，比如通过地面卫星站通讯、设立“新闻中心”、人民大会堂的国宴电视实况转播到全世界，等等。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我国租用的卫星通讯地面站。
接待工作涉及到我方许多部门，难免会产生意见和矛盾。周总理洞察一切，指示负责具体接待组织和协调工作的外交部副部长李耀文，一切问题和矛盾一定要到现场具体解决。
果然，就尼克松总统专机抵达北京机场时，几百名中外新闻记者如何站位安排采访的问题，不同部门发生了矛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不下，最后还是李耀文副部长亲到机场现场查明情况，当场拍板解决。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在机场握手。（资料照片）
于是尼克松下飞机后与迎上前去的周恩来总理握手的历史性镜头立即被报道到全世界。当时我就在机场候机大楼二楼候机室外面走廊上，陪同美国记者作电视实况转播。由于在周总理的指示下事先作了妥善安排，新闻采访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
实事求是 · 落落大方
1972年2月24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夫人游览长城。（AP图）
尼克松总统游览长城后来到十三陵地下宫殿，只见陵园里有男男女女不少“游客”，有的还带着收录机在收听广播。当总统一行离去后，那些“游客”马上有组织地登上大客车，有人还把临时发给“游客”使用的收录机收了回去。这些情景被落在大队人马后面的几个美国记者看在眼里，随即发出报道称，中方那些“游客”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并非自然情景，有弄虚作假之嫌。
1972年2月24日，尼克松（中）与夫人参观了北京明十三陵。
记者之言是实在的。总统游览十三陵那天正是严寒季节，头天还下了大雪，70年代初期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游客呢！“游客”确实是北京市事先组织去的，那天早早就去了，已在那里挨冻了几个小时，无怪等总统一走马上就赶着上大客车返城了。
此事后来被周总理获悉，他批评了北京市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同时在适当场合亲自向美方表示歉意。这件事非但没有损害中方的声誉，相反，美国记者们更加为周总理襟怀坦荡、落落大方的作风所倾倒。
事事处处为人民着想
1972年2月26日，周恩来总理同尼克松，游览了杭州西湖。
在杭州，周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登船游览西湖，期间总统注意到周总理同船长认真地作了一番交谈，遂问翻译他们在谈些什么。翻译告诉他，周总理注意到当时游船都用柴油发动机，污染西湖，他同船长探讨能否改用不产生污染的动力。尼克松总统听后感慨地说：“你们的总理整天在为老百姓操心啊！”后来西湖上的游船果然全都改为蓄电池动力或人力划船。
见景触情 · 幽默风趣
1973年10月1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夫人。
1973年10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加拿大是美国的近邻，可以想见，1970年特鲁多总理决定与中国建交承受着多大的压力，是需要有很大政治勇气的。中国政府领导人对他来访十分重视。毛泽东主席同他长谈1个半小时，话题很广泛。周恩来总理与他正式会谈4次，共9个半小时，话题更为广泛，从两国关系和国际形势到两国国内形势。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要从来自北美洲的第一个领导人的谈话中了解陌生的北美洲情况，谈话进行得亲切随和。
周恩来总理陪同特鲁多总理在外地旅行
在文化大革命的沉重压力下，接待来自北美洲的第一位政府首脑进展顺利，此时周总理的心情显得要好一些，破例（一般已不陪同外宾赴外地访问）陪同特鲁多总理访问第一站洛阳。游览龙门石窟时，周总理遇到一位蓄着一脸大胡子的加拿大记者，幽默地开玩笑说：“你一脸大胡子，真像卡尔·马克思！”引起大家一阵欢笑。这句话正巧是我作的翻译，有人把这一场面拍了照，使笔者得以保存这张珍贵的纪念照片。
平易近人 · 关怀年轻人
前排自左至右：刘少奇委员长、伏罗希洛夫主席、宋庆龄副委员长、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步出机场。（解放日报新闻记者 俞创硕 摄）
1957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外交部五六个年轻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工作。那是毛主席为苏联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举行国宴，当时的礼宾做法是，除苏方代表团外，还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出席，外交部派一些懂外语的同志分坐在各个桌子旁，为中国主人和外宾作翻译，我也是其中之一。
国宴结束后，客人都已离去，我们聚在怀仁堂门口，等汽车来接我们回去，忽然看见周总理陪着毛主席从里面走出来。我们见到领袖走过来都肃然起敬，原来正在聊天，这时鸦雀无声，退到一旁，准备恭送领袖离去。谁都没有料到，毛主席一眼瞥见我们，立即转头问周总理，这些年轻人都是谁啊？周总理回答说，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毛主席于是走到我们跟前，同我们一一握手。这一突然降临的莫大殊荣把我们都弄傻了，大家都非常激动紧张，待毛主席离去后，还说不出一句话来。
周总理觉察到我们的傻样，亲切地笑着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今天可得彩了！”一句轻松的话把我们说得都笑了起来。大家随即兴高采烈地返回去，心中怀着光荣自豪的激情，而周总理对我们年轻人的亲切关怀又深深感动着我们。
鞠躬尽瘁 · 死而后已
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外宾。照片由耿飚孙女耿静提供。（中国军网发）
在周总理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在外事系统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做法，讨论处置问题时，经常召开大、中型会议，指示要各有关部门的高、中、低级干部都参加。当时我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有幸多次出席这样的会议。在会上，周总理常说：“我年岁大了，我要抓紧时间把经验传给你们。”望着总理那日渐憔悴的面容，同志们心中百感交集。
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记得有一次，非洲的几内亚发生雇佣军入侵事件，周总理又召集这样的会议，他详细地询问了事件经过和各方面有关情况，问得可细了，甚至问到几内亚人民吃的粮食是什么、种地是怎么种的。外交部非洲司的同志一下子被问住了，因为他们还没有去过几内亚。正尴尬时，幸好有一位从驻几内亚使馆回国休假的参赞也出席此会议，他站起来作了具体的回答，这才解了围。出席这种会议每一次都受到很多很深刻的教育。当时，我们下面的干部不知道周总理已身患绝症，他这样做正是怀着对事业、对同志的火热的心，用心良苦啊！
于细微处见高大，周恩来总理的伟大人格已深深地印在几代外交战士的脑海里，这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将会一代代传下去。
— END —
文章来源 |《中国外交官手记（下）》
作者 | 江承宗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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