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事保护 | 科威特大撤侨

作者简介

王昌义 1936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60年在外交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先后在西亚非洲司、新闻司和驻外使馆工作，历任科员、副处长、处长；1982年任新闻司副司长；1983年至1989年先后任中国驻吉布提和驻叙利亚大使，1989年至1993年任西亚北非司司长，1993年至1995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95年至2000年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

伊拉克军队在8月2日越过边境，占领科威特

1990年8月2日凌晨，伊拉克军队突然入侵科威特，占领首都科威特城，形势急剧恶化。8月4日，伊拉克宣布在科威特成立新的军政府。8日，又宣布同科威特合并。10日，伊拉克政府照会各国使馆，声称由于伊拉克和科威特已经“统一”，要求各国驻科威特的外交机构于8月24日以前结束公务，撤出科威特。照会还警告，逾期不撤者，将不再享有外交豁免待遇。

在科威特的外国人安全问题凸显了出来。

当时，中国驻科威特使馆以及新华分社共有50余人。此外，还有13家中国公司的4800多名劳务人员，大多在边远的沙漠地区承包工程项目，部分是女工、女护士。伊拉克军队入侵后，他们的生活处境迅速变坏。科威特的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商店关门，水、电、油和食品等基本生活品供应很困难。

七八月份正是气温最高的时候，白天可达50℃。尽管承包工程已经全部停工，劳务人员全部撤回住地，安全还是没有保障。缺水、缺电，待在工棚内也闷热异常。我曾有机会参观过首都附近一个劳务人员的住地，就深有感受。当时，虽然工棚内的空调在正常运转，但仍然闷得透不过气来。

8月3日，还发生伊拉克士兵无故扣押29名中国劳工人员的事。经过交涉，他们才平安返回住地。

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好转。

中国政府十分关注科威特的局势，关注中国公民的安危，决定派专机分批撤回在科威特的人员。国务院领导强调，要争取时间，抓紧采取一切办法，把在科人员（包括港、澳、台同胞）平安接运回国。

8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措施，撤离并接回在科威特的中国公民。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将负责照料和组织中国公民的撤离工作。

考虑到国内群众、特别是家属的焦急心情，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发布了在科人员平安的消息。

接着，中国外交部和对外经济贸易部等主管部门作出一系列具体的部署。首先，成立了专门工作组，负责处理有关的具体事务。

由于撤离行动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驻科威特和伊拉克使馆，还涉及驻约旦等周边国家的使馆，外交部要求他们“行动迅速，沉着冷静，周密安排，注意安全”；要求驻科威特使馆“严格组织纪律，提倡团结互助，优先照顾妇女、病人，充分体现中国人有组织、有纪律、有道德的气度”；要求驻约旦等周边国家使馆“全力以赴，团结一致，通力协作，千方百计克服苦难，做好转运工作”。

确定回国路线十分重要，必须既安全，又便捷。国内主管部门考虑，最好争取伊拉克提供方便，由科威特直接回国，实在不行，就争取经转伊拉克回国。驻伊拉克和科威特使馆分别向伊拉克外交部和在科威特的伊占领当局进行交涉。伊方同意向中国撤回人员提供方便，但只同意他们乘汽车经伊拉克去约旦，不同意派专机到科威特或伊拉克。伊方还说，其他国家驻科威特使馆也是从陆路经过约旦撤回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将中国公民从科威特乘车经巴格达送到约旦，再派专机到约旦接人。

一场高度紧张、复杂细致的撤离行动展开了。

8月的中东，骄阳似火，酷热难耐。从科威特城到约旦边境有1800公里，其中1400公里在伊拉克境内，多半路程是毫无人烟的大沙漠。从伊拉克-约旦边境到约旦首都安曼也有300公里。在战乱的环境下，安排转移一支4800多人的庞大队伍，其困难可想而知。

运送这么多人员，需要足够的大轿车。驻科威特使馆和中国公司经过多方筹措，好不容易凑齐100辆大车，计划8月18日开始撤离。不料，16日伊拉克军方将这些车辆全部强行开走。驻科威特使馆经过再次努力，并取得驻伊拉克使馆的支援，才勉强凑齐所需车辆。这样，撤离工作不得不推迟了两天。

由于撤离的规模庞大，途中又要经过几处边防站，组织工作十分繁杂。驻科威特使馆根据国内要求，将回国人员从8月20日开始分成六批撤回。他们在出发前，分别编成若干个小组。每组指定负责人，由他携带撤离人员名单和回国入境证明，在抵达约旦-伊拉克边境时，将名单交给约旦边防站，以便简化过关手续。每辆车都有醒目的五星红旗标志；车身用中、阿、英三种文字写着“中国”字样。

驻伊拉克使馆组织本馆和中国公司人员，紧张投入了协助转运的工作。临时代办经常出入伊拉克外交部及其他有关部门，交涉有关简化入境手续、免验行李、过境路线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经济参赞安排人员在伊科、伊约边界哨所和中途设立接待站。他们为撤离人员准备食品、饮料和药品，协助办理过境手续，为车队指路，收留失散人员。

驻约旦使馆成立了以大使为首的接待指挥部，包租了安曼的12家旅馆和20多辆大轿车，在约伊边界和每个包租旅馆都设立了接待组。从安曼到约伊边界，往返一次需要一天时间，接待组人员几乎天天去边界。边界除了约旦边防站，没有房屋，没有树林。使馆人员只能待在汽车内，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根据第一批撤离时存在人员失散和前后照应困难等问题，国内主管部门及时对驻科威特和伊拉克使馆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争取伊拉克当局提供向导，帮助寻找可能失散的人员和车辆；要求每辆大车带着特许通行证，万一失散时也不受影响；每辆大车有一名领队，争取配备翻译和报话机，便于相互联络；强调集体行动，前后照应，严禁各行其是。这就保证了随后几批的撤离工作安全有序。当车队在行驶途中和集体通关时，其他国家的难民投以羡慕的目光，有的竖起大拇指说：“中国好。”

1990年，科威特大撤侨现场

8月20日至23日，经过国内外的通力协作，特别是有关使馆夜以继日的工作，4800多人先后安全撤离科威特，抵达安曼。8月24日开始，他们分别乘中国民航包机或班机回北京。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总裁曾亲自驾驶波音747飞机，从安曼接回第一批撤离人员。当他们平安地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时，受到了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领导的热情迎接和慰问。

在整个过程中，撤离人员切身感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感受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温暖，感受到使馆无微不至的照顾，也感受到同胞之间的互助友爱。抵达首都机场时，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欢呼：“中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祖国，我想念您！”

海湾危机爆发后，在科威特、伊拉克等国的香港、台湾同胞也受到战火的连累。

台湾“中华工程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原先在科威特负责机场跑道的维修和地勤服务。他们连同家属有136人，住在机场附近。伊拉克军队入侵后，他们的安全和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公司经理丁光渝先找台湾驻科威特“商务代表处”求助。“商务代表”葛延森先推说台湾当局“没有指令”，后又说“眷属可以同他一起离开，但要自备车辆”。

8月7日，丁光渝再去找他时，发现大门已上锁，葛延森已经逃离。于是，丁光渝找到中国驻科威特使馆，请求：一、提供中国国旗，以便挂在工地大门口壮威；二、将公司29名女眷和孩子接到使馆内居住；三、大陆劳务人员撤离时，安排他们全部离开。使馆全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8月11日，一位香港商人从科威特逃到伊拉克，想办理离境手续回香港。他手持英国护照，先找英国驻伊拉克使馆，要求帮助。英国使馆不管，他又向中国使馆求援，中国使馆很快为他办理了出境手续。

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外景

8月15日，外交部根据上述情况，再次要求驻科威特和伊拉克使馆进一步协助查找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尽快安排他们撤离所在地，特别要照料好他们的安全和健康。还通知使馆，为了方便台湾同胞撤离，不向他们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只发旅行证，手续简化。

经过使馆查找和安排，137名台胞、5名港胞、3名新加坡华裔和2名埃及华侨随同第二批劳务人员，安全撤离。

这次经历使台湾同胞深受感动，他们深切体会到祖国的温暖和关怀，体会到两岸同胞的手足之情。有的说“同胞情义深，患难见真情”；有的说“大陆同胞在患难中提供了真诚援助”。

8月21日，台湾《民众日报》报道了台湾同胞撤离的场面，标题是：“异域撤离，炎黄子孙相扶持；情绪激动，两岸代表抱头哭。”8月26日，香港《天天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使馆救人，显尽民族感情》，说“中国使馆让这群无助的孤儿先行撤走，纯是基于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台湾“商务代表”只身逃离的丑闻被揭露后，引起台湾舆论和海外侨胞的强烈反响，他们纷纷批评台湾当局的不人道行径，指责葛延森“玩忽职守，临阵逃脱”。在舆论压力下，8月28日，台湾当局不得不以“在非常情况下失职”为由，解除了葛延森的职务，并给予了警告处分。

伊拉克要求各国驻科威特使馆于8月24日前撤馆的照会发出以后，许多国家的使馆已经先后撤出。伊拉克占领当局的“逐客令”限期已到。8月24日上午，伊拉克军队包围了美、英、法、德、日、意、沙特和埃及等国驻科威特使馆，并停止了对他们的电力供应。外交使团的安全已没有保障。

此时，中国使馆已安排撤回全部劳务人员和侨胞，同时按照国内的要求，撤回大部分使馆工作人员和家属，只留下7名人员。就在极短的时间内，中国使馆也发生了两起严重事件。24日，5名伊拉克士兵持枪撞破门窗，闯进使馆。经过交涉，伊方声称是场“误会”。25日上午，使馆一名外交官和记者出去观察情况时，在路上被伊拉克士兵扣留。伊军方宣布，自24日起，所有外交官已不再享受外交豁免权，应全部送到饭店集中，押往巴格达。使馆临时代办多次向伊占领当局交涉，始将两人领回，并被告知：务必在25日午夜前离开科威特。

外交部得悉上述情况后，立即通知使馆撤回全体留守人员。在对外宣布这件事时，未说“关闭使馆”，而是“出于安全原因，人员暂时撤离”。这样的措辞就意味着，中国不承认伊拉克占领的合法性，仍同科威特保持着外交关系。

8月25日下午，7名留守人员离开科威特，26日凌晨，抵达巴格达。

1990年9月，伊拉克和约旦边境两侧的

难民在乞求食物

伊拉克政府不甘心外国驻科人员就这么“不声不响”地离开，仍想胁迫国际社会承认它侵占科威特的既成事实。就在外国外交人员即将离开巴格达赴安曼时，伊方宣布：凡撤离科威特的外交人员需待其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关闭驻科使馆后，才能办理离境手续。否则，他们将留在巴格达。

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又多次同伊外交部进行交涉，希望伊方对7名中国人员过境提供方便。伊方最后向他们发放了“特别通行证”。8月28日晨，中国驻科威特使馆最后一批人员抵达安曼，29日平安回到北京。

在短短的时间内，近5000人、行程8000多公里的大转移、大撤离工作终于成功实现。有关使馆的出色工作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在我们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它为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END —

文章来源 |《中东散记》

作者 | 王昌义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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