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交生涯从翻译队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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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忠 自1956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和越南河内综合大学；196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94年3月至2000年7月，先后任驻老挝和驻越南大使。

1963年春，我去外交部人事司报到，我记得是李强同志为我办的入部手续。

那时候，外交部办公厅属下有一个司局级单位叫翻译室。那里集中了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语五种外语的高水平人才，职责是担任中央和部领导的口头翻译和正式外交文件的翻译。由于我们这些亚非语言的年轻翻译一时还达不到那么高的外语水平，部领导便决定新成立一个单位叫翻译队，划归外交部教育司管理。当时的外交部机关在东单外交部街（即老部），房子有限，容纳不下我们几十人。所以在西郊魏公村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队腾出一层楼，两人一个房间，既作为工作和学习的地方，又兼作宿舍。

1958年冬，东语系越语班全体同学在北大西校门前合影。

翻译队成员基本上都是北大“高级翻译班”毕业的大学生。起初分为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组。东北亚组的组长是后来担任过外交部副外长的徐敦信，东南亚组的组长是后来担任过全国政协外事局局长的夏厚宏。那时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尚未完全打开，平常翻译任务不多，大家主要的事情就是自订学习计划，通过自学的方式，继续提高外语水平。教育司也不时派人到翻译队，了解大家的学习情况。

一次，一位翻译队的人向教育司同志汇报了他记忆外语单词的方法，叫作“五连动”。意思是说，只要遵循五个步骤，即一听、二看、三读、四写、五记，便可记住一个单词。教育司下来的同志认为这是先进经验，便向翻译队全体人员推荐。大家嘴上不说什么，心中却觉得好笑，认为这是最浅显的道理，不管任何人学习外语单词，都必须经过这样的过程，还用得着总结、上升到什么“五连动”吗？与此同时，翻译队的政治学习也抓得很紧。除每周例行的政治学习外，还不时集中几天，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所有人都学得非常认真，讨论更是十分热闹。

经过一段时间，大家普遍感到缺少外语书报、工具书和实践机会，外语水平的提高受到很大限制。于是，翻译队又把我们送到国际广播电台去实习。

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运一系列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中方先后发表了九篇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简称“九评”，引起越南广大干部、群众的广泛关注。越南听众纷纷给国际广播电台写信，索要外文局翻译出版的越文“九评”文章。

国际广播电台越语组便让我们翻译队学越南语的几个人，逐一造表登记这些越南听众的姓名、地址、索要文章的题目，然后用打字机打成名单，油印出来，贴在信封上，并和临时工老大妈一起将这些文章的越语单行本装进信封，再汇总装入麻袋。有时还要干体力活，帮助把麻袋抬上汽车。而平时电台对越广播稿件的翻译，则不让我们参加。我们几个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实习外语的机会，几乎成了国际广播电台的临时工。

部里教育司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便设法为我们联系有翻译任务的机会，主要是借到有关单位，为来访的越南代表团当翻译。

1964年，是我借给外单位当翻译颇为繁忙的一年。春天借给水电部，为越南水利部长何继晋访华做翻译，前后一个多月，还荣幸地为周总理当了翻译。夏天借给中国科学院和对外文委，为这两个单位联合在西郊友谊宾馆举办的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做翻译，任务是接待越南科学家代表团。这期间有幸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各国代表团招待会，见到了刘少奇主席。7月借给对外友协，为越南代表团前来出席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0周年纪念活动当翻译。

1964年春，越南水利部长何继晋率团访华。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越南客人，这是我第一次为周总理做翻译。

9月底、10月初，外交部第二亚洲司让我参加越南总理范文同访华的接待工作，平生第一次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国庆招待会，见到了毛主席。我记得宴会厅有一个很长的贵宾席，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重要外宾都在贵宾席面对大家的一侧就座，翻译们就坐在他们的对面，背对着大家。我坐在越南副总理黎清毅和贺龙元帅的对面。记得贺龙元帅还问我是在什么地方学的越南语。

国庆节当天，我还作为越南副总理黎清毅的翻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国庆期间还有幸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大型歌舞《东方红》。11月又借给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张鼎丞检察长访问越南当翻译，第一次见到了胡志明主席。另外，这一年还曾为谭震林、陆定一、乌兰夫三位总理和作家巴金、何其芳以及漫画家华君武做过翻译。

胡志明主席在主席府与中国检察院代表团合影。左3为张鼎丞检察长，左2为驻越大使朱其文。

记得何其芳同志会见越南文联主席邓泰梅时，双方发生了争论。当时中国刚刚批判过巴人的“人性论”，强调要用阶级观点看待一切事物，凡是资产阶级喜欢的东西，对无产阶级都格格不入。邓泰梅则认为不应该把阶级观点极端化，说“有些东西，比如餐桌上的红烧肉，资产阶级喜欢，无产阶级也可以喜欢”。何其芳同志则寸步不让，强调需站稳阶级立场，搞得宴会气氛颇为紧张。客观上倒为我提供了练习外语的机会。

通过实践，我的翻译能力得到了锻炼，胆量也大了许多。记得谭震林副总理会见越南水利部长何继晋时，我心情极为紧张，刚刚登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便觉得两手发凉，手心直冒冷汗。但几个月过后，我可以为越南代表团团长在西安师范学院向几千人发表讲演做现场翻译，也不感到害怕。而且因为工作关系，这一年我还有机会去了天津、重庆、成都、武汉、昆明、上海、广州、西安、延安等地，大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对外交部的业务工作也有了一点点接触。

记得10月初，越南总理范文同在上海向陪同前往的罗贵波副部长谈了一些两国关系方面的问题，当时是我做的翻译。由于我尚未在地区司工作过，以为罗副部长已经知道了范文同所谈内容，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不懂得还要写简报，而且也没见过简报是什么样子。随团的领导同志让我把范文同所谈的内容写下来，待报回北京后，部领导认为我写得不符合要求。

在范文同专机从上海飞往南宁的途中，韩念龙副部长亲自打电话到专机上对我讲，范文同总理所谈的内容很重要，要我把详细内容写下来，关键内容要写原话，还说不要紧张，文字方面只要写出普通句子、条理清楚就行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对简报的要求，而且是部领导亲自对我说的。几十年来，我始终记着韩副部长所说的话。

可以说，1964年是我在翻译队收货不小的一年。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是河内最漂亮的大使馆之一，这是我（右）和同事在大使馆前的合影。

1965年春，组织上派我到驻越使馆工作。临行前，翻译队开了一个座谈会，为我送行。当时美国侵越战争正逐步升级，妄图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与会同志都为我有机会到驻外使馆工作感到高兴，同时也认为到一个战争环境去工作确实任务很艰巨，希望我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提高自己。

我记得江培柱同志用“任重道远”这个词来鼓励我。当时我十分激动，一方面感谢翻译队领导和同志们两年来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过去一年中给了我那么多实习和锻炼的机会；同时也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期望，到使馆后努力工作，在战争环境中接受考验。

1970年我结束驻越使馆的5年任期回国时，翻译队已经解散。回顾近40年的外交生涯，在翻译队的两年是一段重要经历，为我开始熟悉翻译工作和外交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几十年来，当年翻译队的同志在外交部各地区、业务司和驻外使、领馆勤奋工作，为我国外交事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不少同志都担任了重要职务，有的还当了部领导。现在我虽已退休，但见到当年翻译队的同志还是感到格外亲热。在翻译队的短暂岁月永远值得怀念。

— END —

图文 |《中越关系四十年亲历》

作者 | 李家忠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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