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抒怀 | 空难中的中国信使

 

作者简介    

胡中乐 研究生学历，军旅生涯23年（其中第38军11年，总后勤部12年）；外交工作20余年，先后在外交部机关党委、驻泰国使馆、驻香港特派员公署、驻印尼使馆工作；现任外交笔会理事。

2014年11月，在召开外交笔会会议时，笔者遇到原外交部信使队的郭天禄参赞。因我们都有着军旅生涯的经历，性格直爽，所以无话不谈。

我说：“老郭，以前我在部队时，在八宝山参加一次葬礼，无意中看到一块墓碑，记录着外交信使的名字。但详情不太清楚，听说你在信使队工作了13年……”

“唉呀！”郭天禄一拍大腿，显然激动起来，眼睛闪着泪花。“在3次飞机空难中，信使遇难6人。惨呀！还有多少次的险情发生。以前，外交部十分低调，不愿宣扬。但随着祖国的开放，许多鲜为人知的英雄事迹也公之于世了。”

6名外交信使空难中牺牲

我国外交部有一批专职外交信使，其职责是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机密文件和资料，以外交邮件的形式亲自送至我驻外的两百多个使领馆。

信使持有外交护照，携带的外交邮袋享有外交豁免权，不受检查。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丰富的工作经验，是各国外交信使甄选中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掌握至少一门通用外语则是基本要求。

◎ 早期信使队部分队员合影

新中国诞生初始，外交部第一批信使全部来自英勇的野战军系统，他们出生入死，历经战争，身强力壮，年龄不超过30岁。严格的政治审查淘汰了大批“历史不清白”的候选人。剩下者则被送往地方院校进行三个月至一年不等的外语集训，经考核后，便走上外交信使的岗位。

中国自1960年起，逐渐开始对外交官的学历教育。例如，著名摄影家关宗山在那一年经山东省电影制片厂推荐，参加外交部的英语考试。随后，他进入外交学院接受三年的语言培训。1963年，他开始长达17年的外交信使工作，一直做到副队长。

人们看来，外交信使可以周游世界、快活无比。非也！事实上，他们却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与艰辛。在五六十年代，就有6名中国信使在民航班机的空难中壮烈牺牲！

第一次空难。1958年10月17日，中国信使肖武、宁开逸同志牺牲在北京到莫斯科途中。当时，飞机在莫斯科以东的喀山市上空突然遇到大气涡流，飞机失事坠毁。我驻苏联使馆两名外交官按国内指示，急匆匆赶到飞机失事现场：一幕震撼人心的场面顿时映入眼帘！只见我信使牺牲后，悲壮难忍，但他们的双手仍然紧紧地抱着外交邮袋。我驻苏两名外交官为之动容，痛不欲生。

第二次空难。1959年12月13日，我信使何平、张慕先同志从阿富汗喀布尔到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的途中，在乌阿边境的铁尔梅兹附近高山区，因飞机与地面导航失去联络，撞在山上，巨大的声响，惊天动地，飞机失事。由于时值寒冬腊月，大雪封山，搜寻救援工作极为困难，罹难旅客和我信使的遗体在第二年的春天雪化时才被发现并入殓。

第三次空难。1963年7月13日，我信使周敬寸、隋玉珊同志牺牲在北京到莫斯科途中。飞机在伊尔库次克机场降落时，离跑道顶端2600米处触地，起落架左轮撞在草地后又弹起，冲向旁边麦田爆炸起火，我两位信使等29人全部遇难。当外交部领导到隋玉珊家慰问并告知噩耗时，看到他的妻子挺着肚子，原来已经怀孕，悲惨地留下遗腹子，孩子出生后便见不到亲生父亲……

为此，周恩来总理多次为外交信使烈士们的后事作出指示。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还亲自到八宝山英烈堂向牺牲信使致哀并慰问家属。

大口嚼烂绝密文件

周钟型把自己最美好的岁月都奉献给我国的外交事业。上个世纪60年代，他当了７年的外交信使。

1964年8月1日晚，周钟型和同伴李世滨从西非经开罗回国。他俩携带的信件很多，手提着３个邮袋和１个装满文件的皮包，每人肩上还挎着１个塞满生活用品的航空包。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加速时，机身下部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撞击声，飞机在剧烈震动后腾空而起。看着镇定自若的空姐，受到惊吓的乘客也就放心了，有的开始看书读报，有的闭目养神，再过几小时就能飞抵卡拉奇了。

作为身负重任的外交信使，周钟型对那不正常的撞击声极为敏感。他向窗外望去，发现明月一会儿出现在右窗，一会儿又转向左窗，怀疑飞机是在上空盘旋。按理说，从开罗起飞四五十分钟后，就能看到阿拉伯半岛炼油厂的高大烟囱，但这次却一点儿也看不到。

周钟型断定飞机出了问题，为不惊动其他旅客，他走到机舱尾部，向领班空姐询问：“飞机为何盘旋？发生了什么问题？”空姐迟疑了一下，镇静地答复：“一切正常。”（事后得知，起飞时的剧烈震动导致起落架断裂，飞机一直在西奈半岛上空盘旋。）

两个多小时后，客舱突然灯火通明，副机长进来叫醒乘客，宣布班机必须在贝鲁特机场迫降。为防止迫降时意外伤人，空姐要求乘客将所有手提物品及口袋内的硬物全部送至尾舱厕所。

轮到周钟型时，他亮出信使身份，说明外交邮袋必须随身，但遭拒绝。就这样，任凭空姐再三动员，周钟型始终没有从命。

飞机要迫降了，紧急关头，文件不能泄密，周钟型和同伴立即处理了皮包里的绝密胶卷，可一件两页纸的绝密原件因厕所被封而无法取水。怎么办？！时间急迫，刻不容缓。周钟型他们当机立断，迅速地把绝密文件放进嘴里，什么异味，什么难受，全然不顾，文件拌着唾液艰难地咀嚼着，直到嚼碎、嚼烂……

第一次和第二次迫降没有成功，第三次飞机终于停住，紧急出口立即被打开，一股呛鼻的烧焦味冲进客舱，空姐催促乘客赶紧离机。周钟型急忙拽坐椅下的邮袋，但它在前冲力的作用下被卡得死死的。情急之下，他拼尽全力拉出了两个大邮袋，然后安全落地。

邮袋决不落入美国之手

外交部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也有极个别的败类叛徒。“人在文件在”是外交信使必须秉承的最基本信条。

1983年11月25日早晨8点，中国信使何存峰、杨水长各提着一只外交邮袋，登上泛美航空公司PA72班机，从旧金山飞往纽约。

飞机起飞两小时后，何存峰从洗手间出来，却发现杨水长不见了，两只外交邮袋也不见踪影，座位上只留着何存峰的一只航空包。

何存峰立时紧张起来，他迅速地找遍了3个机舱，257个座位还是没有杨水长的影子，也没有外交邮袋。

他预感到肯定出了问题，便朝驾驶室走去，却被两名穿制服的安保人员拦住去路。何存峰亮明自己的身份，但安保人员还是不肯让步。最后，其中一人说：“杨先生要求政治避难，带走文件，他表示不愿再见到你。”

随后，一名空姐递给何存峰一包东西，里面有他的护照、机票及何、杨两人出差的零用钱200美元，并夹着一张纸条。纸条是杨水长的字迹，何存峰确信无疑。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将面临一场艰难的斡旋与严酷考验。

“决不当叛徒！用生命也要保护机密文件！任何时候都要忠诚祖国！”何存峰信念坚定，寸步不让，依据国际公约，坚决交涉，必须带走邮包。

飞机迫降到了芝加哥的机场。美国移民局官员、联邦调查局官员威胁利诱，轮番向何存峰“进攻”无果。终于，移民局官员说：“你胜利了，请到机舱口取回你的邮包。”

那一刻，中国信使何存峰如释重负。

鉴于何存峰在执行任务中的忠于职守、英勇机智，组织上对他通报嘉奖，晋升两级工资，并记大功一次。

天马行空闯世界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规定，外交信使作为“特殊的外交人员”，职责是保证外交邮袋在传递过程中的机密和安全。中国外交信使个人最高访问记录为142个国家。

“公费旅行”与“国家机密”，使得公众眼中的外交官始终笼罩在邦德一般浪漫神秘的光环之下。但英国国防部前信息安全办公室主任弗雷德·派帕却说，“然而，这风光无限的外衣却难掩国家利益斗争中那血淋淋的气息。”

◎ 1960年，谢君桢在斯德哥尔摩出差。

担任外交信使13年之久的前驻芝加哥总领事馆副总领事谢君桢则用“辛苦、紧张、危险”三个词对此工作作了概括。他回忆说：“担任信使期间，我每年出差200多天，不分昼夜飞往世界各地。”

与普通的公务出差不同的是，外交信使和邮递员一样，根据任务需要，一次旅行，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依次向每一中国驻外使领馆投递并收集机要信息。

出一次国，走几十个国家，一天两个航班，两天跨越半个地球，对信使而言是家常便饭。因此，中国外交信使均持有两本护照，交替使用。同时，信使所持外交护照的页数是普通护照的两倍以上。

◎ 外交信使刘治琳在布隆迪大使官邸留影

出访过112个国家的刘治琳，曾经从北京出发，接连飞往欧洲、非洲与美洲，最大室外温差达65摄氏度。时差与温差对外交信使的身体是极大的考验。“一次出差要预备四季的服装。”刘治琳感慨道。

中国外交部信使队伍有一则不成文的规定：新任信使上岗前都要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去祭奠故去的同仁。面对高风险的职业，一位俄罗斯前外交信使说：“当我带着外交邮袋踏上飞机的那一刻起，死神便与我同行。”

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等机构提交的多份报告中指出：包括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等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期间，主要依赖人工递送外交邮袋的方式，在政府与驻外机构间传递包括政府决策文件、国书、地区安全形势评估、地区商业情报评估、重要人物出访日程和特殊任务报告等具有较高价值的公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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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搜狐网》2015年3月 

作者 | 胡中乐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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